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几乎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这使得现在的三代人在政见取向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第一代人指的是现年在60岁以上的人。这些人亲身体验过新旧中国的对比，对新中国比前人的进步与新中国建立的意义理解得更深，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也更大。政见倾向于支持政府。表现为反对自由派，反对颠覆与分裂及会造成动荡的其他任何事情等。部分人有民族主义及新“左”派倾向。他们的历史观受政府引导的影响较大，包括早期的影响和后期纠偏的影响。

    第二代人指的是40-60岁的人。这些人没有经历过旧社会，在年轻时又遇到了文革风潮，看到的是共和国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些人由于文革既否定传统文化又否定西方文化的原因，产生文化缺失。不管是不是因为这个，他们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在开放后能得到更多西方信息的大城市中的部分知识分子和市民，从80年代开始迅速靠拢西方。这部分人表现出反民族主义及否定一切的倾向，从四大发明到朝鲜战争，从建国起的每个运动到中国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从毛泽东到中国一贯的对外政策，从社会发展史到无神论，从暴力斗争到阶级论等等都遭到了他们的否定。另一个倾向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就认为在外国（当时主要指美国，后来加上香港台湾欧洲国家等）一定不会发生，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不好的人出现了，就认定外国（美国等）一定没有这样的人，只有中国才有，等等。他们最热衷的一个句式就是“看人家......”。因而，他们主张中国人从文化上与骨子里都应进行彻底的改造，实行全盘西化。这部分人是中国自由派的始祖，这使得中国的自由派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反民族主义倾向。现在有些自由派试图纠正或辩驳这种反民族主义倾向，不过不太成功。这些人还坚持认为中国的政治局势不会稳定，表现为“去国论”高涨，千方百计要跑到国外或香港去永远别回来，这样中国再怎么乱也与他们或他们的子女无关了；常说中国有再发生文革或滋生军国主义的危险；乐于抱怨政府，却不乐于自己或让子女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等等。在历史观上，他们颇有认定“凡是政府曾经或现在支持的说法全是假的”的倾向，易于相信外国舆论的说法和各种各样的传言。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国家的认同感是最低的。而另一些这个年纪的人则选择推行民族文化。他们也否定毛泽东等等，但更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中国制度改革的答案，反对反民族主义论，但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与年轻一代不同，似乎倾向于恢复儒家文化，成为民族主义者中比较特别的一支。这个年纪也有许多人受自由主义影响较小或没受影响，这些人的情况有点类似于第一代人。还有一些人在改革开放显现出一些问题后重拾第一代人的部分观点，转向新“左”派。

    第三代人指的是40岁以下的人，即是人们所说的“80后”。既然是“80后”，这些人当然没有受过文革的影响。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治越来越开放、生活越来越富裕、多彩与去政治化的背景下，一部分人由于是独生子女而更是从小受到呵护。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那样的关心政治，更乐于将精力放在追求事业的成功和生活的丰富上。这一代人总体上来讲国家认同感较高，民族自尊心有所恢复，倾向于民族主义学派的人较多——有些人由自由派转为民族主义学派，如《中国可以说“不”》所反映的那样。这与上一代人对西方过于理想主义的看法的破灭和中国外部压力的日益增大等有关。在历史问题上，经历了第一代人的过分赞颂与第二代人的过分否定，这一代人的观点比较倾向于“再纠偏”，即对毛泽东、朝鲜战争、自力更生、“一边倒”等的重新认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却不是第一代有些人的全盘赞誉与信任。在必要时他们比他们的任何前辈都更乐于参与政治活动、敢于表达自己的政见。

    由于第三代人没有向第二代人有些人想的那样继承他们的政治观点，一些第二代人经常骂第三代人，如说他们“对政府的恶毒不了解”，不断煽情（有人骂他们“卖老”），反复强调“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与六四，而且在数据上越说越玄。如说自然灾害死3000万人、文革死4000万人等。反对的人说：中国当时一共才有6万万人，岂不是不到10人就死掉一人？这更令他们丧失了信任（被人指责“用文革的方法反文革”）。另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你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根本不懂”。问题是，第三代人就是没有经历过文革，如果第三代人的父母不属于早期自由派，他即使了解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也很可能完全不能理解第二代人的反民族主义情结，只会认为他们哗众取宠。而父母受自由派影响较大的人中，也有一些认为他们父母的观点是偏见或过时的，对其了解而不会真正理解和认同。第三种流行的说法是（海外自由派中更常见）第三代人“被政府洗了脑”，这在早期对第三代人有较大影响，因为他们也反感对政府的全盘信任与赞颂。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传播手段尤其是网络的普及，第三代人不再承认有什么事是政府可以隐瞒或欺骗他们的，进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见，对第二代（有时也加上第三代）某些人开始有反感，反感他们做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爱教训人。总而言之，如果说某些第二代人乐于以“共产党的把戏我最了解”自誉，第三代人则更喜欢说“自由派的观点我全清楚”，认为自己是在掌握足够信息之后才作出判断的，并且对自己的判断越来越自信。

    有趣的是，当第二代人为他们在第三代人中丧失信任而大感不满时，第一代人也在为他们被第二代人全盘否定而愤愤不平。第一代人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常常据此批评某些第二代人（有时也有某些第三代人）“若不是我们受苦，哪来的你们享福？”以及“享了福还不够，老要折腾，若不是有我们抗美援朝、积极建设等，你们还不知道会在哪呢，又怎么能安安心心奢谈什么民主自由呢？”等等。对于有些第二代人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尤其是“民国黄金论”（即认为民国时期其实是非常美好的，没那么“苦大仇深”）十分气恼，爱说“真该让你们去地主家做长工或者拉去当壮丁，那时你们就知道了”，认为“白毛女”“血泪仇”等，虽然后来让文革弄得变了味，以致有人对其可信性产生了怀疑，但在他们年轻时却是觉得相当写实的。

    总之，如果说中国的第一代人及有些第二代人对政府的职能更加重视的话，第二代另一些人则在丧失了对政府全部信心的同时，也没有建立起对自己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因而显得十分彷徨和不知所措，将希望寄托于一些不现实的、理想化东西上面。与这两类人都不同的是，中国的第三代人对自己更加有信心，认为中国的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的明天将会是更加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