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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奧瑪爾一家十口正開車逃離巴格達戰火，他們宣稱已照陸戰隊員的要求及時停車。情況混亂，真相難明，但有可能是奧瑪爾一家人聽不懂陸戰隊員的意思。「我們對他們大喊stop。誰都懂stop的意思，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下士艾瑞克．朱厄爾告訴我。
戴斯特．費爾金斯是這個世代最重要的戰地記者。本書根據他自1998年起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的採訪觀察寫成。無論採訪對象是激烈反美的伊拉克反叛份子、為求家人溫飽而從軍的少年民兵，或是心力交瘁的美國軍官，費爾金斯從不妄加評斷。捨去了政治局勢分析與褒貶功過，費爾金斯令筆下人物重新以「人」的真實血肉出現在讀者眼前。
A Hand in the Air 高舉著手
美軍占領伊拉克的第一個夏天，我和中尉克里斯多夫．羅奇沿著幼發拉底河岸行車。羅奇是二十二歲的後備軍人，在南卡羅來納州萊辛頓的養雞場長大，養成慢聲慢氣的說話方式。不過才四個月前，他還是州政府職員，受理失業保險申請，如今已在幼發拉底河督導六座水壩的重建工程。
羅奇要我知道他對水壩所知不多，但由於擁有農業學士身分，已是單位裡最接近專家的人。於是羅奇來到這裡，沿著這條廣袤而令人敬畏的古老綠水開車，一路發放款項、提供意見。而且根據他個人的評斷，成果還不算差。羅奇帶來的金錢與任何意見，伊拉克人一律照單全收。接掌職位後的數月間，他已和伊拉克的對口人員侯賽因．阿拉威建立深厚交情。阿拉威是該省掌理水壩相關事務的處長，他說：「說到工程，美國人真的很行。」
這些水壩原本狀況很糟。閘門即將塌陷，電動機銅皮磨損，溢洪道無法再疏導水流。羅奇中尉在僅僅數月間撥發了數萬美元，讓這些水壩恢復運作。他很滿意目前為止的進展，不止重建了水壩，還贏得伊拉克人民的信賴。他雙手握著悍馬車的方向盤說：「我們在這裡交上了朋友。最初他們很警惕，不過我們一出錢協助建設，他們就開始回頭向我們要求。」
我們在哈巴尼亞水壩前下車，走在壩頂上。阿拉威坐著自己的車出來迎接。「我們需要兩部發電機，我們沒有備用零件。」阿拉威站在壩頂，指著下方已損壞的閘門。幼發拉底河在其下流動。羅奇隔著頭盔繫帶撫摩下巴。「你覺得那要多少錢？」羅奇問。「我想一個要七千美元。」
我跪下來讀取一面銅牌上的銘文。銅牌經多年氧化已生銅綠。「皇家空軍駐地。一九四七年六月。」原來這是英國人建的水壩。羅奇跟阿拉威及數名助理一一握手，走回河岸。我留在壩上詢問阿拉威對這些伊拉克境內的美國人有何看法。他毫不遲疑地回答：
「我拿了他們的錢，但我痛恨他們。」
「我是為了國家才跟美國人合作。美國人是占領者。我們正努力把他們趕出去。」
羅奇在悍馬車上示意我上車。
「沒有人喜歡受人指揮，你剛剛也看到了。」阿拉威說。
在伊拉克常可見到兩種交談，一種是伊拉克人與美國人的交談，一種是伊拉克自己人的交談。伊拉克人與美國人的交談十分正向、可預期而且乏味，但美國人聽了開心，因為那讓美國人認為自己取得了勝利。伊拉克人維持著這樣的互動，因為這能使金錢源源不絕地流入，或者帶來些許和平。他們彼此之間的交談才是真正重要的，這類交談碎碎叨念著另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一種平行的真實，有時就在美國人身邊進行，甚至當著他們的面展開，而我們幾乎看不見。
最根本的障礙是語言本身。在伊拉克的美國人，不管是軍人、外交官或報紙記者，能說上幾口阿拉伯語的，寥寥可數。許多人甚至沒有通譯隨行。因此，在許多伊拉克人眼中，一個十九歲的南達科塔州典型美軍下士，不是傳達美國善意的純真青年，而是火力與無知的駭人綜合體。
戰爭之初，我在巴格達東邊的迪亞拉遇見一群美國陸戰隊員站在一輛彈痕累累的巴士和並排的六具伊拉克人屍體旁。十五歲少年奧瑪爾坐在路邊哭泣，身子浸在父親的血泊之中。他的父親闖過路障，遭美軍陸戰隊員射殺。
「不然我們能怎麼做？」有個陸戰隊員咕噥道。
當時天色已黑，附近有自殺炸彈客出沒。當天晚上陸戰隊員查獲一輛卡車上藏匿了一批武器，他們受命攔下所有來車。他們說那輛小巴士直直開過來，於是他們開了四槍曳光彈示警，以確保沒有任何誤解。
當時奧瑪爾一家十口正開車逃離巴格達戰火，他們宣稱已照陸戰隊員的要求及時停車。情況混亂，真相難明，但有可能是奧瑪爾一家人聽不懂陸戰隊員的意思。
「我們對他們大喊stop。誰都懂stop的意思，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下士艾瑞克．朱厄爾告訴我。
奧瑪爾一家有六人喪命，躺在路邊以毯子覆蓋著，包括奧瑪爾的父母及兄弟姊妹。兩歲的男童阿里臉部中彈。
「我全家都死了，我該怎麼為這麼多人哀悼？」倖存的阿萊雅低喃著，在歇斯底里與哀痛間擺盪。
當我來到現場，陸戰隊員維持強硬立場，想用事務性的方式處理整件意外。「總比我們倒下好。」其中一人說。陸戰隊員主動幫忙將屍體抬上卡車。有具屍體已局部埋入土裡，於是年輕的陸戰隊員幫忙挖起，抬上車。有個陸戰隊員哭了起來。
（本文轉載戴斯特．費爾金斯之書《永遠的戰爭》，由大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