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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6/26 07:23:15瀏覽1044｜回應0｜推薦4 | |
| 二、文質兼備之文學觀
孔子主張音樂之內容與形式應當統一，其稱內容為「質」，形式為「文」，認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以此表示，當內容和形式能融合為一，則音樂理想之境界始現矣。 《樂記》載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述，肯定了音樂是表達人們感情的一種藝術形式，這種藝術形式的形成是外界影響加人的內心感受而出現的，此為音樂之所以可貴之處。 筆者以為，孔子之言與《樂記》所載，若以文學為例，將之比擬「文與質」之關係，則有異曲同工之妙。「文」與「質」之關係，即作品內容與形式之關係也。兩者若兼備，則屬文者或能「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一)、 以文附質 安石以為，文章之出，由古先賢治事之道，經撰文而得以流傳，文之內容即「禮教政治」等，其形式乃文也。為文必須有其內涵，即內容與形式應該統一，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 〈答王景山書〉云： 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其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為友焉。 上述可知，其仍一本以文附質，以內容為主旨，文采為次之見解。 安石對於以「文附於質」之闡釋，即內容與形式之關係，猶如製作器皿，應以適用為本；刻鏤繪畫，不過增其容飾而已。此載於〈上人書〉曰： 且自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 安石作品中，大體可分論說與記敘類，其善長說理，即便於記敘文，亦含較多之議論比率，此或為其執政前「文以致用」之初衷，並於執政後，急於宣導政教之緊迫心情。至於其記敘、抒情文之取材，多著墨於藉題議論，依事明志，而不在寫景狀物、擬態描繪。因此上述內容主題意旨，或為議論或說理之辭所奪，不免影響文章之生動性。至於安石以文附質 實例，以書信見多，例如： 〈答李資深書〉一文，大部分談論「議命之說」及「世之毀譽」，重點突出，不蔓不枝，說理透徹，言簡意賅，充分體現了安石論辨和駕馭語言之才能。 〈答司馬諫議書〉一文，首先敘酬答辭，話鋒一轉，切入主體議論。就司馬諫議大夫指摘之—「侵官」、「生事」、「征利」、「拒諫」等，逐一駁復，其筆鋒犀利，語勢勁健有力，於最後深一層，始指責保守派者不應以「一切不事事」為善。清末古文家吳汝論評曰： 固由傲兀性成，究以理足氣盛。故勁悍廉厲無枝葉如此。 此乃深得其妙之精當評語。 〈答曾公立書〉一文，旨在駁斥攻擊「青苗法」者動機及意圖，看似蕪散，實則議論宏闊，文辭溫婉，結構嚴謹，語言精煉，全篇議論滔滔，具強烈說理之性質。 〈答曾子固書〉一文，此篇文安石同曾鞏討論治學之方，以「無所不讀」、「無所不問」為旨意，提倡以儒家學說，融匯百家，以形成自己之思想體系。此亦為儒家學者楊雄之治學原則。此篇以事例論證，長於議論、析理。 再例有〈傷仲永〉一文載述： 金溪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詩書四句，並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其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前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丐於邑人，不使學。 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邪？ 一般言之，此文在《王安石文集》中，被列入「雜著」，實際亦是雜記，屬記人事類。於閱讀朗誦之際，記敘之聲夾雜著議論之音，相當特殊。 首段，屬記敘，描繪凸出神童仲永特異天資，為下文「不後學」而「泯然眾人」鋪墊之。無形中暗示急功近利者，予人潛伏之危害；「不使學」，是神童轉平庸之關鍵，亦為主題。次段，記敘仲永變為平庸之實況。三段是議論，議論天資聰穎「不使學」之後果。 此文為議論文，先敘後議，第一、二段只敘不議，為第三段之議論服務。文題為「傷仲永」，惟文中未見一個「傷」字，此正如《王荊公年譜考略》所評：「余謂仲永始而通悟，終焉為泯然眾人，見於荊公悼歎者詳矣！」此或為安石有以自傷乎？ 筆者以為，安石以議論說理，注重「事」、「理」為內容。倘不務事理，而徒求於文辭；或言之不文，而徒矜以事、理勝者，皆偏枯之談。以《傷仲永》一文，可見其「以文附質」之功力。 故〈答姚闢書〉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閒」，〈王平甫墓誌〉云：「操筆為戲，文皆成理」，可見詞理俱勝，尤其辭理兼備之作，為安石所青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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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