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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6/25 07:23:56瀏覽1068｜回應0｜推薦7 | |
| （二）唐宋大家之評述
韓愈〈題哀辭後〉載述： 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作者為唐代古文運動領導者，主張「文以載道」，一生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辟佛而尊儒，因儒家重名實，故其講聖人之道，即〈原道〉中所謂「以先王之道而道之」。 作者崇奉儒學，以儒家之「道統」為維護社會紀綱，安定天下大勢之支柱。鑒此，其窮畢生之學，力拒楊墨 ，攘斥佛老，注意分辨儒學正宗與支流，終於肯定孔門弟子曾子、子思、孟軻之純儒。 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載歐陽修之言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曾國藩《復陳右銘書》嘗云：「……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故昔文人有介甫散文取法於韓愈，實有迹可尋，不誣也。 筆者據此推之，孔孟思想學說大概為經書之淵藪，其學理莫不貫乎道，此亦為安石散文之重要淵源。 柳宗元〈與友人論為文書〉載述：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詼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 柳氏以為文在於明道，為文不可「掉以輕心」，為文應「旁推交通」，尤其從美學角度觀之，談及「知之愈難」之道理，當然「明道」與安石文以「貫道」，其間尚有差距存在。 曾鞏〈寄歐陽舍人書〉載述： 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曾鞏以為「畜道德」對於文章有影響，蓋德者必不肯受託於惡人行溢美、虛美之撰；道德修養有助區別是非，判斷善惡。至論及「能文章」，其認為，辭采不美，文章不會流傳於世，只有「文質兼勝」始能留名。 （三）南宋文人之評述 孫復對「文與道」之闡述：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于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數。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 可知孫復認為除儒家六經，及少數儒家著述之外，皆不得稱為「文」，此述對「文以載道」而言，似過於狹隘。蓋「文以載道」，不擇地皆可出，非所能限也。 朱熹《朱子語類》對「文與道」之說曰： 道者文之根本，道者文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放入里面，此是他大病處。 另《朱文公文集》．〈與汪尚書書〉載述： 夫學者之求道，故不于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若問惟其文之可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故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 依據朱熹之見，昔儒者所謂「明道」、「載道」、「貫道」、「文與道俱」之論，視文與道為二物，皆病也。由此可知，作者主張「文與道」不可分拆，即「文與道」合一之說。 周敦頤提出「文以載道」之說曰：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藝焉而已。 作者欲人理解文所以載道，以道之因；道之所傳，因文之助。縱使文彩辭美，類比歌功頌德之能事，而無實質內容，以務道德為旨意，皆將徒勞無功。 二程由周敦頤「文以載道」之說轉而為「作文害道」之論，伊川語錄載： 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閱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抒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知「關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二程以「作文害道」之論述，舉以「玩物喪志」之例，其分別因古今治學之異，而有不同之認知，上二程之言論，或為倡言「文以載道」者之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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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