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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6/08 16:24:34瀏覽338｜回應0｜推薦8 | |
| 結語
安石之學術，以《三經新義》為最高精神指標，從上述所舉各項引文可證，安石已將經學與變法緊密結合，觀熙寧新法中每一項內容，皆有經學之理論依據。安石能去蕪存菁，良者取為效法，不良者足以警惕，對於無補於世之章句、傳注之學，則持批評態度，對於不合時宜如「井田制」亦捨棄不用。實言之，其於嘉祐年上〈萬言書〉述及效法先王之政時，已提及「當法其意而已」。 安石經學之命運與變法相關，變法則與其政治命運相扣。至於安石學術與文學又非比尋常，學術良窳必然影響其學術之成就。當其身處宰相之職，利用政權影響力，進而傳揚其學說，故其新經學因此能登高一呼，與當時學術各派一一較勁。 北宋時期，安石經學占統治地位，贊成與反對相間，也各有持論，彼此觀點落差極大。若以客觀視之，筆者謹以宋徽宗〈故荊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廟廷詔〉之稱王安石，並歸結之曰： 闡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訓釋奧義，開明士心。 此亦為以帝王之尊，肯定安石探究經義之領域，有至高之成就與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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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