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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6/06 07:25:53瀏覽549｜回應0｜推薦12 | |
| 南宋名臣之評述
宗室南渡後，高宗縱容元祐黨人攻訐荊公，致羣起傚尤，間有仗義直言之士，雖未必能止其效應。然陸九淵為荊公所撰〈荊國王文公祠堂記〉，令時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受，茲摘錄如后： 陸九淵，其嘗為荊公撰〈荊國王文公祠堂記〉載述： 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悉蔽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僕屏伏，僉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弊也。 陸九淵談心性理學，異於程朱學說，王陽明闡發其理論，時有陸王之稱號。陸氏偏向王安石學術，故為文能予正面呼應，除延譽安石文學成就外，亦有弦外警世之音在焉。 楊時，時為諫議大夫，靖康元年上書曰：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利，故推尊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學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 安石釋鳧鷖守成之詩，于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動，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物為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肯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楊時上諫用安石之不當，實以新法為兆端，「三不足」為禍害之源，並藉司氏之言，加強其指陳效果，再引安石釋鳧鷖詩，造成自相矛盾而攻擊之。 崔鷗，時為右正言，於靖康元年五月上書曰： 昔王安石用事，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攜策負笈，不遠千里，游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于是天下彌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 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狙于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有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計名臣之說，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藏匿，則禁士異論，其法亦密矣。 神宗熙寧間，王氏之學風行一時，至哲宗元祐二年二月，禁科舉用王氏之經義、《字說》。哲宗紹聖元年六月解禁。可見王氏之學，或有可取之處。 李光，時為侍御史，靖康元年五月上書曰： 以王安石為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師，又言熙寧、元豐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其意專以王氏之說為是，公肆誕慢，無復忌憚。……當熙寧、元豐間，如韓琦、富弼、歐陽修之屬尚皆無恙，安石惡其議己，皆指為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 陳次升，時為侍御史，於元符三年五月上書曰： 臣訪聞右司諫陳瓘，嘗論史院修神宗實錄多用王安石家日錄，頗失事實，不聞施行者。陳竊惟神宗皇帝聰明應睿，超絕古今。熙寧、元豐間，勵精庶政，更新百度，盡出宸斷，而執政大臣但奉行而已。如文安石日錄多稱己善，謂一時創作皆自己出，勦誣詞訓，前無祖宗，上薄神考，厚誣天下，事非一端。其于聖德，掩蔽多矣。 筆者以為，上述所謂王氏學說，即其所創立之《荊公新學》，此學說於北宋后期盛行近六十年，影響遍及於教育傳授、拔擢賢才、考試用人等、並占據思想界統治地位。過去研究學術思想史，慣以時代概括當代學術特徵，例如先秦諸子、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教、宋明理學等。實際而言，後人謂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皆為後代歷史教材之習稱，卻少提及王安石。如依實際而言，「荊公新學」與張載之「關學」、蘇軾兄弟之「蜀學」、程頤程顥兄弟之「洛學」，相繼併起，形成學術思想相互爭鳴之局面。 《荊公新學》伴隨安石變法而興，為其實踐政治活動理論依據，及統一思想、培養人才之工具。於神宗變法期間，與其弟子門人訓釋了《周禮》、《書》、《詩》三經，作為官方之經學教材，即《三經新義》。 《三經》形諸於文，欲解其中聖王之道，則需明其中字詞涵義，故自創《字說》一書備為參考。王辟之《渑水燕談錄》載述： 荊國王文公，以多聞博學為世宗師，當世學者得出其門下者，自以為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 《字說》一書，與許慎《說文解字》以六書解字，大異其趣，內容及釋示頗為牽強附會。安石於〈答韓求仁書〉提及「考其辭之終始」之方，即由字通經之結合以釋經書文本。實言之，此書即安石自創，乃所謂解釋《三經新義》之字典也。 神宗熙寧六年，設經義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義，安石提舉經義局，呂惠卿、王雱等參與修撰工作。安石第一次罷相，經義局工作仍然進行。熙寧八年二月，安石復相，並奏進所撰《詩義》、《書義》、《周禮義》等，神宗即命頒施行，以為學校講授教材，及考試用人之標準。此外，安石於《易》與《春秋》亦有注解與論述。 筆者以為，安石《三經新義》施於教育啟蒙，行於考試用人，其功效如何，成敗難以判定，且經學與經世之間，亦難謂有絕對關係。概括而言，設若安石變法為其政治目標，所著《三經新義》，則為其執行變法之學說依據。 茲據李祥俊研究安石學術思想，安石以其經學運作於從政之途，是有三大作用，茲略摘如后： 一、以經學統一思想： 安石以經學治世，或在於統一思想。《續資治通鑒長編》載曰：「戊戌」，安石以試中學官等第進呈，且言黎、張諤文字佳，第不合經義。上曰：「經術今人人乖異，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頒行，今學者定於一。」 在《周禮．春官．外史》注解中，安石以「先王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此其本也。則外史之達書名于四方，又豈有異政殊俗之尚哉！」 於神宗支持下，安石主持撰寫經學著作，據以頒行天下，並為學校教材。又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載述：「馮京曰：『 聞舉人多盜王安石父子文字，試官惡其如此故抑之。』上曰：若一道德，若當如此說則安可臆說，《詩》、《書》法言相同者仍不可改。」 統一思想易導致一言堂之現象。安石之該學說，一時成為顯學，其尤要者，為凸顯己身為配合時代需要之理念。 二、以經學培養人才： 宋初科舉考試承襲隋唐，其試題以詩賦為主，安石未執政前即有所評，在《試院中五絕句》之一載述曰：「少時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 在《詳定試卷》載述曰：「童子常夸作賦工，暮年羞愧有揚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于《爾雅》注魚虫。漢家故事當真改，新詠知君勝弱翁。」 安石執政後，對於科舉考試之形式與內容作了調整，貫徹了以經學造就人才之架構。就形式改革而言，在《乞改科條制》中載述：「伏以古之取士，皆在於學校，故道德一于上，而習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于世。……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后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行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再就內容而言，安石廢考詩賦，因其無益治道，安石嘗痛斥歐陽修通文而不通經，對於通經致用之呂惠卿則贊賞有加。 總言之，安石重視義理之理解，而屏棄記誦前人注疏之方，新經義更重視理論與時務，要求考生通曉經術義理且能通經致用。 三、以經學緣飾新法： 安石認為「經書」是古聖王之道之記載，《五經》中，《易》和《春秋》皆非先王之政之記載，只有《詩》、《書》、《周禮》才具有理事圓融、知行合一之特性。在《詩》、《書》、《周禮》中，《詩》側重于記載聖王之政的效果，《書》側重記載聖王之政的用心，《周禮》側重于設官分職之制度建設。 安石嘗將經學用于法制建設，在《進熙寧編敕表》中載曰：「竊以觀天下之至勸而御其時，輔萬物之自然而節其性，匿而不可不為者事，精而不可不為者法，厥惟無弊，乃以不絞，故造象于正月之始和，改禮以五載之巡守，一代之典，成于輯熙，百世可知，在所加損。方裁成輔助之休運，宜修飾融色之難能，顧匪其人，與于此迭。臣蓋聞道有升降，政有弛張，緩急詳略，度宜而已，使民不倦，惟聖惟能。 筆者以為，依李祥俊研究安石學術思想，就時代而言，安石學術上之成就，若不論功過成敗，確已令後人體現了北宋散文革新運動之真諦。倘僅以政治上所謂功利性、實用性予以概括，則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實際上，安石所致力學術之範疇廣，及影響之深遠，同其詩歌、散文創作，應是源遠而流長，非如政治面之現實，而令人有曇花一現之感受。 再者，後人如以學術立場，研究其學術內涵、代表意義，但排除其學術是否如其文學，以應用或有益於世為原則。設若如此，則能廣泛研究安石學術外，更能進一步體驗周邊附加之價值，或藉以能開拓和深化其學術領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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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