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高材生姚嵐，女，1959年8月15日出生在北京，現居住在北京市海澱區成府路45號，以下是她本人的口述：

　　我成長在清華園，父母都是新中國培養的老一代科技人才，在父母的教誨和環境的熏陶下，一直要求上進，學習成績優秀。大學裏入了黨，畢業時被北京市教委評為“北京市優秀畢業生”，後考入清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從事前沿科技產品的開發。那時的我，在同齡人裏，是佼佼者，是父母眼中的好女兒。我也一直認為，會沿著父母的足跡，為國家的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實現兒時科技愛國、科技報國的夙願。然而，我卻深陷法輪功的泥潭，曾經一度不能自拔，荒廢了學業，斷送了事業。

　　1998年11月的一天，一個同事到我辦公室帶來了一本《轉法輪》，並對我說法輪功如何如何，我被那些“常人”、“修煉人”、“做好人”、“上層次”、“圓滿”、“大自在”等描述所吸引，在強大的獵奇心理下，走入了法輪功。之後，那個同事又不斷地給我帶來了很多法輪功的書籍和李洪誌的經文，並介紹我到練功點。在和他們接觸時，我又聽說練法輪功不但可以強身健體，還能祛病、‘消業’，得病不吃藥、不打針自然就能好。

　　父親退休後，身體一直不是很好，血壓、血脂都高，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藥。回家後，我極力向父母推薦，讓他們跟我一起練，可是他們不是很上心，說：“搞了一輩子科研，還沒聽說過有病不吃藥，練功能治病的呢。”為這個我還和他們吵了一架，嘲笑他們是“常人”的想法。漸漸地我根本沒心思工作，家也不願回，自己在宿舍反復閱讀《轉法輪》和經文。丈夫以為是工作忙，擔心我的身體，特意跑到宿舍給我送好吃的。當他看到我不是在工作，而是“學法”、“練功”，氣的和我吵起來。我卻一點不為心動，當丈夫摔門而去時，我還暗暗高興，慶幸自己禁受住了考驗，沒有受“魔”的幹擾。那時候的自己一味地追求同化“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在反復閱讀《轉法輪》及李洪誌經文的過程中，不知不覺間人的正常思維漸漸不起作用，替代以所謂“修煉人的標準”。

　　1999年國家取締法輪功後，我心裏既委屈又怨恨，怨恨政府這麼好的功法為什麼不讓老百姓練。自持修煉人的自己，根本沒把政府取締法輪功邪教的法令放在心裏，每天依然堅持練功、學法。被丈夫發現後，他把家裏的書、磁帶和法輪功的東西都扔到了垃圾箱裏。我沖到樓下，撿起那些書跑回了單位的宿舍。住在宿舍，少了丈夫的責備，更能專心練功。那段時間，我便很少回家，丈夫多次到單位找我，警告我不準再接觸法輪功，否則就和我離婚。我的心裏除了法輪功再也裝不下別的，夫妻感情早已被我“去掉”。對丈夫的警告，我充耳不聞。

　　直到2000年9月左右，我在法輪功網站上看到李洪誌的經文中說：“頂著壓力走出來的弟子是偉大的”和一些“心得交流”的文章，覺得自己也應該走出來，按照李洪誌所說的幹好“三件事”。就這樣自己堂而皇之地抱著“助師”、“正法”的想法進行所謂的“講真相”。現在看來，當時散發的那些所謂“真相資料”根本就是造謠生事、無中生有的騙子傳單。當我在散發法輪功“真相”傳單時，被巡邏的民警發現，直接帶到了派出所，民警對我教育後，讓丈夫把我帶回了家。回家後，丈夫反復規勸，讓我別再練功了，然而我卻不以為然，無奈丈夫遞來了一紙離婚協議書，我連看都沒看，毫不猶豫地簽下了名字，心裏卻慶幸自己再次禁受住了考驗。我和丈夫是大學的同學，十多年的感情，現在想來，我那時的思想的確是被控制了，面對丈夫無奈、無助、不舍的表情，我卻無動於衷，是我讓他絕望了，深深地傷害了他。

　　離婚後，我不願聽父母的嘮叨，瞞著他們，自己在外邊租房子住。單位領導知道了我的情況，多次找我談話，勸我不要再信法輪功，我卻向單位遞交了一紙“辭職書”。擺脫束縛的我，終於可以一心一意的“練功”“學法”了。那時的我可謂是“精進”的。

　　2002年冬的一天，我接到母親的電話，說父親突然暈倒了，被送進了“309醫院”，讓我趕過去。醫生診斷是“腦梗”，我到醫院時父親正在床上輸液。當晚，母親便讓我留下來照看父親，面對還未蘇醒的父親，我深信那不是病，是“業力”，還埋怨父親是不信法輪功的下場，當初要是聽我的話，練了法輪功肯定不會有事。我便拔掉輸液的管子，自己坐在父親旁邊給他“發功”，覺得自己能給他“發功消業”。半夜，被巡視的護士發現，說我是耽誤治療，還叫來了其他家裏人。母親氣的趕走了我，而且還一病不起，不到一個月就查出了肺癌。父親雖然搶救過來了，大夫說血栓的病人發病初期治療的及時，恢復的會相對理想些，可偏偏被耽誤了，現在父親走路和言語都受影響。

　　我如此“精進”，卻落得這樣的下場，現在真是悔恨不已。法輪功害我失去的太多了，我的親人，我的事業，我曾經擁有的一切。然而，家人對我不離不棄，父親和姐姐不僅沒有記恨我，還請來反邪教誌願者幫助我，使我徹底認識了法輪功的邪教本質，脫離了法輪功。我要奉勸那些仍迷信李洪誌、迷信法輪功的人們趕快醒醒吧，像我這樣，後悔也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