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61- 國政研基會的《制度面紗》《審議民主》《學者不死、大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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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只介紹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和它的三篇文章。

談論的是「人民真作主」、「審議民主」和「學者不死、大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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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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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揭制度面紗 人民真正作主
by 特約研究員 楊泰順 (2010年 8月23日 14:51) 在現實政治中，政客常把「人民頭家」、「讓人民作主」掛在嘴邊，動輒要求透過公民投票決定政策。但這些政客何曾相信過人民？ 　　民意至上不過是政治煙幕，背後充斥的還是權力貪婪與私利競逐。「人民作主」無論在學理與運作上，並未獲得多數學者認同。百年前馬克斯韋伯便斷言，民主行政只是個虛幻理想。 　　但去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依莉諾‧歐斯壯 (王老頭註：見Elinor Ostrom and Oliver E. Williamson，兩人共得，2009年；見E.Ostrom及O.E.Williamson)，卻以實際研究數據與嚴謹邏輯推論，獨排眾議的堅信，人民具有解決問題的理性與潛能，未能發揮乃因制度的扭曲，與傳統對政府功能過度依賴的思維。
在其四十年的學術生涯，歐斯壯透過社區調查與草根研究，選擇水資源、警政治安、流域管理、森林保育、氣候變遷等議題，足跡遍及美國、挪威、瑞典、菲律賓、尼泊爾等地，反覆驗證她對人類自治能力的高度信心。 　　她獲得諾貝爾經濟獎，非因為學理上的發現，而是因為她能揭開制度的面紗，讓世人重新檢視人民自治的潛能。 　　歐斯壯認為，政治與社會現象的研究，必須以「個人」為主體，只有個人才是真正決策者；只有化約為個人得失計算，事件的癥結與解決良方，才可能被發現。制度使某些人享有高於他人的決策權，但同樣的得失計算，必讓這些人為私利視蒼生為芻狗。 　　故而，歐斯壯對任何形式的權力集中都充滿不信任。許多政客以公民投票或審議民主，為民主實踐的最高境界，但在她眼中，權力集中架構如果不變，兩者的本質與獨裁統治並無差別。 　　透過分權的組織結構，人民參與才具意義；分權，或許會造成疊床架屋，但人民反因此扮演權力仲裁者，成為真正「頭家」。故而，歐斯壯在著作中，反覆宣揚多中心的分權化架構，才可能擺脫大官僚文化的宿命。 　　傳統思維以層級管理、外部監督（議會或定期選舉）、及內部管考（政風或廉政署）緩解，但監督者也有盤算，最終仍將官僚化。透過對若干鄉鎮與都會警政的實地研究，她提出了「合作生產」的概念，認為要提升政府服務效率，便是讓公民參與提供服務。 　　試問，人民如果冷漠不提供線索，警察的治安績效又如何提升？要鼓勵公民參與，只有進一步分權與公共事務的社區化。對於台灣將警政業務上綱到國家層級，歐斯壯必深以為憂。 　　但政府提供的服務，並非樣樣都可社區化，除了強調政府的改造，歐斯壯也是少數注意到政府「服務內容」問題的學者。 　　在大有為政府的迷思下，政府常把許多與公眾有關的事務全攬為職責，但公眾事務本質不盡相同，並非全適合政府的介入。 　　故歐斯壯依服務的「可分割性」與「可排他性」，將大眾事務分類：若可分割也具排他性的便由市場分配、政府不介入，如日用品；不可分割卻可排他性，如收費公路，則可考慮ＢＯＴ(BOOT)或發放消費券；可分割卻不具排他性，如公共資源分享、環保、與生態保育等，則應納入公民治理；無法分割也不具排他性，如國防、治安等，才由政府透過公權分配。依她的構想，政府應專注第四類服務；政府編制縮小，將增加公民的參與，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一如經濟學家對市場效率的信心，歐斯壯也對人民的「自我治理能力」，有超乎其他政治學者的堅強信心。她與一批政經學者，在六十年代末期，成立了「公意選擇學派」或稱「政治經濟學派」，或「新制度主義」。該派學者在過去共有五位獲得諾貝爾經濟獎，歐斯壯亦於一九九六到九七年間被推舉為美國政治學會會長，象徵該學派在政治研究領域獲得的認同。 　　從她的博士論文，到晚近氣候變遷的研究，歐斯壯對人民的信心與信任，或許才是我們學生輩最為感佩之處。 【2010-08-22/聯合報/A17版/民意論壇】 ~~~~~~~~~~~~~~~~ 楊泰順：臺灣省議會第十屆議員 姓　　名：楊泰順 性　　別：男 出生時間：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十八日 主要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畢業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政治學博士 主要經歷：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助理研究員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教授 　　　　　華視新聞雜誌主持人 　　　　　民主基金會執行長 　　　　　臺灣省議會第十屆議員 　　　　　美國杜克大學訪問學者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所主任 政　　黨：新黨 ***   ***   ***   ***
★(3). 論審議民主
by 助理研究員 鍾寶慧 ( 2009年9月16日 11:37) 我國自八○年代啟動自由化、民主化以來，實施民主至今已達二十多年；期間，我國歷經兩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根據杭亭頓的檢驗標準，我國的民主發展似可稱得上從民主轉型邁入民主鞏固的階段。無論此種驗證方式是否合適，基於民主發展並非必然，而且可能產生民主倒退的情況，在我國即將邁入建國百年之際，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實有檢討當前我國民主困境，推動二階段民主改革，以達民主優質化與深化之必要，而要推動民主改革，除了從制度面著手，公民素養的養成亦為一大關鍵，唯有社會中存在更多積極參與、具民主素養的公民，才能實現民主的真諦；其中，鑒於我國多數民眾的政治參與僅限於投票權的行使，導致在公共政策議題的討論上參與不足，而易受政治人物影響支配，以致相當程度上扭曲民主的真諦，因此，為提升民眾參與的質與量，扭轉民主運作下的負面效果(如民主與自由間的衝突)，「審議民主」或可為我國未來的思考方向。 　　所謂「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指公民就一項政策或議題，經過深思熟慮，與不同意見者進行理性對話，在相互進行推理、辯論、論證後，得出共同可以接受的意見。學者林火旺(2005)認為，「審議民主」可以解決民主公民在缺乏品格與素養下，憲政民主可能產生的多數暴力、不明智的多數決定結果、公民私利主義、理性的無知等問題。 　　然而，審議民主的實踐有其條件，包括民眾對於問題的瞭解度、議題相關資訊掌握及獲取、個人情感認知因素、參與者的權力是否平等、審議結果必須具備拘束力等，都可能影響審議民主的成果。也就是說，如果民眾對於問題無法有深刻全面的瞭解，也不知從何取得或者無法取得完整資訊，以及無法與意見不同者進行理性對話(著眼於長遠、整體而非過度私利、私人情感之考量)，而僅限於個人意見表達，卻不願瞭解、試圖說服對方、適度調整自己主張的話，審議民主是無法運作的。 　　以我國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多數民眾的公共事務參與相當有限，且習於政治人物的指導；加以，審議民主的運作通常費時較久，需要投入相當多的精力瞭解情況，才能進行實質的對話，使得多數民眾怯步；再者，目前民眾對於民主的認知多屬意見表達、力求使己見成為政策(多數決定、強者決定)，較缺乏對話、溝通、相互說服的部分，因此，要在我國推行審議民主恐非易事。然而，基於我國目前的公共政策領域充斥過多非專業、非理性的討論，而激情與民粹若持續發展，長期而言，恐衝擊我國民主的成果；因此，逐步建立審議民主的程序，培養審議民主的精神仍有其必要性。對此，未來或可從以下幾各層面著手： 第一， 加強落實學校公民教育，透過相關課程，使人民熟知自己的權利義務、熟悉民主程序的運作方式、邏輯思辯力的訓練等，而除了訓練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激發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興趣進而投入參與。 第二， 漸進式推動審議民主，可由相對而言單純的議題，或者從地方性議題著手做起，讓民眾實際演練審議民主的運作，並讓民眾逐漸習慣從公共利益的角度思考。 第三， 確保完整資訊的取得；相關單位必須提供相關完整資訊，以使民眾能全面瞭解情況，進而做出判斷。 第四， 提供公民參與審議的誘因：在初步實施審議民主時，可透過誘因的提供，如類似義工護照的制度，建立「公民護照」，讓參與審議的公民受到表揚，或者獲得實質的獎勵等；或者，也可與企業雇主協調，提供參與民眾累積休假制度等。 第五， 確立審議民主之程序：政府應確立審議民主程序的運作方式，包括哪些議題要進行審議、由誰決定之，以及如何進行、審議結果如何轉化成為政策等，讓民眾知道自己辛苦審議的結果是會造成影響的。 　　審議民主的精神在於，持不同意見主張者在深思熟慮瞭解問題之後，透過不斷對話、論辯的方式得出大家皆滿意，滿足最大公益的結果。這樣的精神，對於當前的台灣尤其重要，我國的民主能否持續精進，並非掌握在少數政治人物手上，而是掌控在人民手上。人民(或稱公民)除了確保自己的權益不受損、政治人物不濫權之外，也有義務深化自身民主素養，針對切身相關事務進行思考論辯，如此才能建構一個理性討論的空間，深化、優質化我國民主。 參考資料：林火旺，2005，〈審議民主與公民養成〉，《國立台灣大學哲學論評》，第29期，頁103-143。
***   ***   ***   *** ★(4). 學者不死 大盜不止
by 特約研究員 楊泰順 ( 2007年12月18日 10:16)

有人說「學者代表社會的良知」，但見識到台灣從政學者的表現，這句話的公信力恐怕已蕩然無存。
　　所謂「良知」，絕非表示學者意見不會犯錯，但由於學者的養成必須經歷嚴格的觀察與邏輯訓練，且因對知識的堅持，不附麗權勢與人云亦云，意見自然可貴。
　　在這些傳統的浸潤下，學者的言行自然也會呈現一定的規範，有人或許覺得學者食古不化，但這也是學者被推崇為「社會良知」的主因。當一個畢業生到學校任教，西方人多習慣稱之「加入某校學者團」，強調學界同儕的認可。
　　嚴謹的學術訓練既為要件，學者便須注意遣詞用句，不能以學術語言表達思想，根本不可能被學者團接受為一份子。今天台灣幾位政壇紅人，雖都獲有國外高等學位，也都曾任教知名大學，甚至擔任院長與院士，但發言卻屢屢失格，不僅讓人懷疑其訓練是否落實，也使學界公信力同受質疑。難道學者從政就只能隨波逐流？
　　更令人痛心的是，這些學者頂著學術光環，為了服務其特定政治立場，刻意扭曲經驗事實來誤導認知。所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讓社會付出龐大的代價。
　　整理筆者曾公開批判過的事例，便有留德博士為合理化街頭暴力，竟將西方論著黑白翻譯，做為抗爭有理的依據。而被稱為國師的某大學者，為鼓勵國會殿堂打架鬧事，竟捏造國外學者意見，認為打打無妨。早期為扶植在野的民進黨，不少學者宣揚兩黨制衡，但卻閉口不提，多黨政治其實才是民主的主流。廢核四時，有學者辯證行政體系有權不執行國會所通過的千億預算，但真正的專家應該知道，美國早在七十年代便立法嚴格限制此一裁量權。儘管講授代議政治的多數學者反對立院席次減半，但以北中南社為主體的另一批教授，卻首先走上街頭倡議此一缺乏學理檢驗的主張。當民進黨企圖藉公投凝聚選票時，不少學者也將審議民主與人民主權琅琅上口，但略通民主發展史的都知道，在不健全的國會下實施公投，民主沒有不短命的。故當中研院院士說，「罄竹難書」可以沒有「負面意義」，其他國學專家恐怕早已懶得多說了。
　　如果認真整理，藍綠學者為服務各自立場而悖離學術倫理，恐怕足可編成好幾巨冊的「新儒林外史」。社會良知被踐踏至此，何嘗不是學者團體與社會的縱容所致？以教育部莊主秘的言詞為例，無論政治信仰為何，學術圈內恐怕無人能接受。但當莊教授沉浸於政客們的獻花禮讚時，學界人士又有幾人公開譴責過？當莊主秘借調期滿回校時，現行法規顯然不允許該校學者團重新檢視其作為學者的資格。但如果學者團無能考核，「社會良知」的公信力難道只能靠政客背書？
　　如果學者只是權勢者的工具，舉世滔滔之際，是非標準又將如何尋覓？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2007-12-18/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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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10CN★- 未 來 世 界 之 聲 201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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