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上海友人推薦一部由大陸導演所執導電影《東京審判》，請我寫寫心得。

這部片的一開頭就讓我感受到一股仇恨的情緒正在蘊釀中，而逐漸在後續法庭辯論的激烈交鋒中進入了高潮，也將所有看這部片的中國人的憤怒推到了頂點。很顯然的，這是一部愛國電影，在大陸仇日的當口推出這部片，導演順勢搭了順風船，也趁機做了推波助瀾的那一隻手。

而這部片嚴格來說，只能被我拿來當作一般的法庭戲來看。但如果硬要將所有的法庭戲拿來比較，我想這應該還算是部很精彩的法庭戲吧。端看日本戰犯辯解的嘴臉與檢察官們慷慨激昂的陳詞就夠稱的上是大快人心，好似一幕幕正義與邪惡戰爭的攻防戲碼一樣；而當然，終究正義必然被伸張，邪惡也一定遭受懲罰，因為歷史早已經將它定調，而導演能做的只剩揣摩而已。

這部片的主線是法庭審判，副線是法庭外呈現戰後日本人當時的內心糾葛，也是導演唯一可以個人盡情發揮想像力與展現戲劇張力地方，但是這部戲在這個地方的處理卻是極度讓人失望的。除了法庭戰犯的演員悉數是日本人飾演外（日本演員的演技及敬業精神令人敬佩），其餘均是港台演員飾演日本人，實在顯得不倫不類，而排除林熙蕾、朱孝天等偶像派演員演技差不說，劇情也實在乏善可陳、缺乏說服力。

該片導演高書群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本來以為拍攝一部聲討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電影會遭到日本演員的拒絕，但是並非如此。日本演員都是看過劇本就立刻答應了，並且表現最為敬業。導演還透露在該片的海外銷售中，日本片商也是最感興趣的。顯示了日本人敢於面對歷史的嚴肅態度，而相反的，中國人卻還時時停留在仇恨的情緒當中。

我事後也在網上搜集了很多關於《東京審判》的歷史資料，發現很多東京審判當時發生的一些不為人們所熟知的故事，是很值得拿來在電影中探討與發揮的：

首先是日本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當時國際上認為裕仁負有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必須嚴懲或是譴責。但盟軍佔領日本後，麥克亞瑟將軍與日本天皇裕仁進行了一次秘密會面。美國出於戰後戰略利益的需要，表示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訴天皇，因此讓裕仁逃過被逮捕的命運。而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卻必須在東京法庭出庭八天來控訴日本人的罪行，這明顯是對中國人的不公平待遇。

另外一個令人痛心的是，日本最為恐怖的組織 --731 部隊，這是在戰時專門利用中國人作為活體生化實驗的一個官方單位。但在審判中， 731 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這個極其重要的戰犯卻輕易逃脫了法律的制裁。美國軍方以不指控 731 部隊為條件，要日本交出試驗結果。至此這件事就在美國與日本的檯面交易下被人為的掩蓋了。這些都是可以在電影中大書特書的，可惜卻都成為電影中的遺珠之憾。

《東京審判》是一部中國電影，準確而言是只能給內地人民觀看的電影，它所針對的只是中國觀眾群體，或者一次性地滿足某些人的愛國情操，一言以蔽之，它們根本無法如好萊塢影片以及歐美電影那樣去面對全世界的觀眾，更不可能走出中國，因為這部電影沒有尊重電影藝術的規律去謀求人類心靈的共鳴。

由於東京審判這一題材的敏感性，到目前為止一直沒有日本電影人敢於拍攝這類片子。而我個人卻認為，這部電影如果由日本人來執導，其說服力肯定比中國導演強上好幾倍；因為那展現的是一種反思與救贖，也能夠獲得全世界人的尊敬與體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