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我看來，新疆問題跟烏克蘭真的有一些根本之處很相似，例如兩大文化的交界、兩大民族比率接近、天然資源豐富、國際因素的影響等等。但新疆問題的核心因素應該是人所造成的，楊增新等民初新疆軍閥雖然不為國民政府所喜，但除了少數幾個比較暴戾之外，大部分在新疆聲譽其實還不錯，特別在於他們調和了清朝封建貴族以及各族人民的關係，雖目的在於使其互相牽制，但整體權利也同時地給予不少。

共產黨處理民族問題從一開始定民族就有嚴重缺失了，加上又以這種蘇聯式的殖民方法來統治(最高軍政權力必定在漢人/俄羅斯幹部手裡)，配以資源的不均衡回饋，焉能讓一些維族人不會心生不滿？

中國歷史上很多政權都控制過新疆，中共在人心方面算是敬陪末座了，其實該去學學前人怎麼處理好民族關係，我們又不是北極熊，一兩世紀內吞掉那麼多領土；我們那麼深厚的歷史遺產絕對會比較好處理邊疆民族的政策，只是事在人為。

不過要我說，倘若給予少數民族真正的政治經濟權力，示範效益一旦擴散，中原本部省份也會要求的，這種後極權式的多民族政權就是會碰上這種難題，社會力一旦組織起來，上層政治架構就會面臨正當性危機，可說是宿命。

张春贤主政新疆三年多来，其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但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不匹配是新疆最大的问题！新疆社会结构包括民族关系、公民利益、社会心理等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有恶化的趋势。这是为什么？在官方，以为新疆经济发展了，社会结构等其它问题迎刃而解。其实，跨越式发展并不等于长治久安！在战略和政策不变的情形下，经济发展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区域，新疆社会结构的变革需有一个纲，我以为那就是对新疆各族群一视同仁，让他们不仅感到有尊严、被尊重，还有被尊敬的意识。新疆的稳定首先是人心的稳定。

新疆问题犹如夫妻变心，给钱送物或打骂有何用？和好、分居、离婚……，不同的智慧生成不同的结果。新疆问题的化解应“交心为上”。中国古哲说过，“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是故，圣人之伐国攻敌也，务在先服其心。”其理至明。在世界三大文明中，西方文明崇尚自由，伊斯兰文明提倡公平，中华文明则注重包容，并由此形成了和谐至上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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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问题的解决之道可否是“交心为上”，建构新疆共识和新疆认同的机制？

　　这让我联想到台湾的本土化。新疆和台湾相差一年于1884年和1885年建省回归祖国。台湾与新疆都是一个移民社会，闽南人、客家人、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冲突严重，漳泉械斗便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正是通过本土化和台湾共识的建构，台湾人认同的强化，族群之间的矛盾被逐渐消弭。虽然这种本土化与台独抬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可否认，正是本土化凝聚出台湾共识，对各族群的交融和文化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可否是新疆主体意识和新疆共识建构可以借鉴学习的一个有益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