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拉克風災將滿一周年，諮商界和心理師絡繹進入災區，希望能發揮撫慰傷慟的功能。然而，有位長期進駐災區的臨床心理學者卻感嘆，心理師跟她透露，遇上災民哭泣卻不知該怎麼辦，心理師的工作手冊又沒有寫到這種情形。

其實，災區的諮商輔導工作，或更為冠冕堂皇的稱為「心理重建工作」，在九二一大地震後曾全面啟動，也開啟了許多諮商界和精神醫師對本身能力不足的省思。當時災區多為漢族地區，較無文化接受度的問題。

莫拉克災區則多在原住民住區內，對在都市培訓、長大的心理諮商師，卻面臨了空前的考驗。許多心理師體會到，原住民在一起彈吉他用母語唱歌，最能出現心理療癒的效果，但他們在評量工作績效時，又不能寫「陪災民彈吉他唱歌。」 

回過來省思這層困境，台灣的心理師依附在精神醫療的體系邊緣，而更邊緣化的諮商輔導則幾為機構所「包養」，要靠各種講座、工作坊和包案尋利潤，只要離開機構進入田野、異文化，或者面對災民真正的心理需要，即展現出本身的無能為力。

在都市的機構裡，同理心可以講得頭頭是道，但來到災區與災民相處，災民說的是不同的「語言」，浸沉在非西方諮商能理解的文化氛圍。許多進駐到災區的心理師就說，從沒有想過在小小的台灣島，卻存在著這樣的「文化隔閡」。

政府機構當然派了許多心理工作者進入災區，就連國科會也有補助災區諮商輔導的計畫，但政府官僚花錢是要看到成效和績效的，這些計畫將來都要做成記錄歸檔，顯示政府為災民做了多少多少的事。

申請到經費的心理師到災區走一回，回來後交出一張張表格和紀錄，因為官員規定要看的是這個東西。在災民心理規格化下，「人」卻早就被遺漏掉了。

曾有社工師無奈提到，他去造訪老人，陪伴失去親人的老人家聊天，強烈感受到，對災民和老人家來說，在閒聊中表現出對他們的關懷，往往就有心理療癒的效果，因為老人家會感覺到對方當他是「人」，而不只是可憐的「災民」。 

然而那天訪視要結束時，他必須給老人家量血壓，因為規定必須要記錄，當他拿出血壓計時，他們間的關係就立刻變質了，又回到評估與被評估者的對立角色。 

台灣是個災難瀕仍之區，面對災難及其後的心理傷慟，我們一再見證到心理諮商者的挫折和徬徨。

或許，該是好好想這個問題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