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原名陳永善，臺灣知名作家和評論家，曾在六七十年代因"思想問題"入獄。著名作品有《將軍族》、《夜行貨車》、《山路》、《趙南棟》等。）

　　我二十一歲時的一九五八年，在臺北市牯嶺街舊書攤上尋找中國三十年代文學作品之餘，極其偶然地接觸了三十年代的社會科學書，改變了半生命運。《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教程》、《聯共黨史》、《馬列選集》（莫斯科外語出版社，第一卷）、《中國的紅星》（即《西行漫記》日文本），搞戰期間出版的毛澤東論文小冊子（如《論持久戰》、《論人民民主專政》）乃至六十年代初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日譯本），完全改變我對於人、對於生活、對於歷史的視野。

　　大學畢業不久的一九六三年，中蘇共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理論論爭。而中共竟把這理論鬥爭訴諸大陸全民。將針鋒相對往返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的、嚴肅而決不易讀的論文，一日數次透過電臺廣播。而在臺灣的我則必一日數次躲在悶熱的被窩裏偷偷地、仔細地收聽這些把中蘇共理論龜裂公諸於世的、於我為驚天動地的論爭。

　　在論爭中，中共對蘇共分析蘇聯國家和蘇聯党為"全民國家"和"全民黨"，提出尖銳的批判，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向著共產主義過渡的全過程中，仍然存在著階級，也就仍然有階級鬥爭。當一九六六年大陸再次以驚人的形式宣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登場，我便自然地以"九評"中提起的持續革命論和反修正主義的觀點，去理解這史無前例的運動了。

　　我的詫奇的眼光，看到文革的火炬在全世界引發了激動的回應。在東京大學，學生佔據系辦公室，批判權威教授，要求教育革命；在法國，"巴黎五月"使戴高樂下臺，開展了新的思想運動；在美國，民歌復興運動、言論自由運動、反越戰運動、反種族歧視運動……風起雲湧。我讀著題為《公社國家之成立》的日語論文，論證著中國的文革如何體現了巴黎公社運動中工人起而建造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傳統，宣說"一個新的人類、新的文明、新的國家政權正在中國的地平線上升起……"而心懷激動。

　　於是，在一九六八年，我懷著這文革的激動被捕，接受拷訊、走進了黑牢。

　　但這一段屬於我私人生活歷程中的文革，並沒有在我投獄後對我宣佈其結束。

個人感想：可惜台灣沒有這種反抗政黨或名人權威的思想體系存在，總是需要有政黨或名人領導才會發起社會運動，為何不能是無名人士發起社會運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