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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作為一場大規模的運動，除了在有限的一段時間（二至三年）內空前絕後地拋棄「黨的領導」之外，還是集體暴力盛行的時期。根據安‧諾頓（Anne Norton）的分析架構，暴力可以分為「建制性個別」（formal individual）、「非建制性個別」（informal individual）、「建制性集體」（formal collective）、「非建制性集體」（informal collective）等四個類型。文革的一大特徵正是「建制性集體暴力」與「非建制性集體暴力」的同時並存與盛行，前者是由國家軍警對人民群眾施加的暴力，後者是「老紅衛兵」對「黑五類」、「造反派」對「走資派」、不同派別紅衛兵彼此之間所施加的暴力。而「非建制性集體暴力」雖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就已存在，但沒有像文革時期規模那樣地大，而且演變成群眾對抗領導，群眾對抗群眾，幹部對抗幹部，直至全國瀕於內戰邊緣的地步。

集體暴力既發生在城市內部（如學校中學生打老師及學生打學生、清華大學的百日大武鬥），也發生在農村內部的對抗；或從城市傳染至農村（如北京市大興縣屠殺事件），或從農村殺向城市。最後一種情形少見披露，值得一提。文革中武漢地區著名的異端思潮者魯禮安，在2005年出版的回憶錄《仰天長嘯》中記載了江西南昌市郊農民，是如何地進城造反：「他們用鋤頭和扁擔追打手無寸鐵的老師和學生。校園裏到處是血，……農民們從頭破血流的『右派師生』身上，搜查鋼筆和手錶，一切值錢的東西乃至腳上的皮鞋均成為農民們的『勝利果實』。膽子大的農民並且闖進教學樓和實驗室，將一切貴重物品如相機掛鐘之類洗劫一空，而將那些不便劫去的教學儀器和書籍，盡數撕毀砸爛。」進城造反農民的行徑，不能不讓人聯想起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農民造反的有關描述，無疑的，進城造反的農民對此並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