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在出版《一九八四》之前就曾經用過這個概念。他受雇於英國廣播公司期間，就已經深入了解到納粹黨的宣傳的虛偽。在一篇叫《迴首西班牙內戰》（1943年）的散文中，他寫道：

納粹的理論深處是否定「真理」的存在……這種思維方式的隱藏目標就是一個由領袖或者執政黨派控制未來乃至過去的黑暗世界。如果領袖這樣說「這從未發生過」——好的，那就從未發生過。要是他說二加二等於五——那麼好的，二加二就等於五。這種未來對於我來說遠比炸彈要恐懼害怕……

在大多數描寫奧威爾的傳記作家眼中，奧威爾這種看法應是來源於美國記者尤金·里昂斯的著作《烏托邦里的分配》（Assignment in Utopia），裡面就有一章名叫《二加二等於五》。里昂斯當時身在蘇聯，他目睹了當時蘇聯的狀況，「二加二等於五」作為史達林的一句宣傳口號，意思是預計他實施的五年計劃將在四年之內完成。這句口號當時在莫斯科流傳甚廣。

奧威爾也有可能受到納粹德國的赫爾曼·戈林元帥啟發。戈林據說曾一次誇張地向阿道夫·希特勒表示忠誠時說道「只要元首願意，二加二就等於五！」^[1]在《一九八四》中，奧威爾的初次就二加二等於五的描寫也十分類似：

到最後，黨可以宣佈，二加二等於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們遲早會作此宣佈，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所處的地位必然要求這樣做。他們的哲學不僅不言而喻地否認經驗的有效性，而且否認客觀現實的存在。常識成了一切異端中的異端。可怕的不是他們由於你不那麼想而殺死你，可怕的是他們可能是對的。因為，畢竟，我們怎麼會知道二加二等於四呢？怎麼知道地心吸力發生作用呢？怎麼知道過去是不可改變的呢？如果過去和客觀世界只存在於意識中，那意識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麼辦？^[2]

[編輯] 扎米亞京

在另一部反烏托邦名著——俄羅斯作家葉夫根尼·扎米亞京的小說《我們》中，有一段主角為極權主義國家高唱贊歌的心理描寫——「真理只有一個，正確的道理也只有一條。真理就是二乘二，正確道理就是四。如果這兩個幸福地、完美地互乘的兩個二也考慮什麼自由（換句話說，它們明顯地想得不對頭），難道這不荒唐嗎？」^[3]

[編輯]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雨果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地下室手記》中，主角認為二加二等於五，作者還花了幾段的篇幅描寫主角拒絕接受二乘以二等於四。盡管他的解釋不合邏輯，不過他提出他有自由去選擇或者拒絕邏輯或者非邏輯的東西。他還說：「我同意，二二得四是個很高明的東西，但如果什麼都稱讚，那二二得五有時也會是個非常可愛的傢伙啦。」

《地下室手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864年之作，而根據羅德裏克·T·朗所言，維克多·雨果早在1852年就已經使用「二加二等於五」去反對大多數法國民眾在總統大選上對於拿破崙三世的狂熱支持，他認為拿破崙三世1851年發動的政變破壞了自由主義的價值觀。雨果說道：

現在用七百五十萬張選票可以去宣佈二加二等於五，兩點之間直線最長，整體小於局部。而即使是八百萬張選票、一千萬張，還是一億張，你們都不會前進到一步。

另外，類似「二加二等於五」的應用在俄國文學佔有不輕的分量。例如伊萬·屠格涅夫在他的散文詩集中一首叫《祈禱》的詩中寫道「無論人們祈求什麼，他總是在祈求奇跡，每個禱告都可以縮減為：無上的主啊，請允許二加二不等於四。」又如，列夫·托爾斯泰在被迫皈依俄羅斯東正教會時說道：「即使是在亡靈之谷，二加二也不會等於六。」而很多十九、二十世紀之際的報紙專欄作家也常常用這句話來表達那個年代的道德混亂的狀況（例如：1900年10月31日的《新時報》一篇文章《Novoe vr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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