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懷真╱東海社工系副教授（台中市）

                  【2013/08/26 聯合報】

 

 有時寫追悼文會寫到怕。月初，高中同學林杰樑走了，周日清晨得悉徐生明教練猝逝。他邀我去他領軍的球隊演講，送給我的簽名球，記憶是如此清楚。

 

民國四十七年生了四十一萬三六七九人， 林醫師、徐總教練與我就是這四十一萬多人中的一員。那時，台灣國民所得不到一千美元，大多數人從小就在劇烈競爭的環境中討生活，家裡兄弟姊妹很多，學校同學更多，每一班都是五十幾人。由於小兒麻痺大流行，許多同學都不良於行。我們是國中第三屆，少考一次初中，但考高中就很難，考大學更難，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幾。

 

 走出大學校門時，美國剛與大陸建交，國家在風雨飄搖中。怎麼找到好工作呢？唯一策略就是拚命工作。到處拚、隨時拚，誰在乎身體？機會太少了，只要有任何可能，都不放棄。拚命成了習慣，工作狂是共同寫照。

 

在「拚命」與「賣命」之間，有奇特的連結。五十五歲的人，已經成功已經被人羨慕甚至嫉妒了，為什麼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