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餘年台灣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個總統執政，三個總統或各有獨領風騷的強烈特徵，但不幸的卻是，台灣在嚴重的認同分裂下，走上搖擺甚至封閉的經濟路線，以至於台灣無論在國民所得、或經濟成長，都日漸萎縮、乾涸與停滯，在世界經濟板塊中，台灣逐漸衰落、邊緣化，馬英九雖力圖振衰起弊，卻仍欲振乏力。

李登輝執政初期，經濟是照著國民黨既有的藍圖，譬如為避免被邊緣化，1990年元旦即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的名義，提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關稅貿易總協定」。同期間，台灣也尋求加入亞太經合會 (APEC)，這在1991年得到實現。
 
這時台灣仍主要依據經濟理性進行經濟決策。但方興未艾的台灣民主化運動，包括解散萬年國會等，李登輝的興趣很快轉向，他更專注所謂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政治工程，而荒疏了經濟。
 
例如加入APEC的第三年，1993年APEC部長級會議，他請江丙坤發表「階段性兩個中國論」，到了1996年他當選首屆民選總統，幾個月後，即宣布「戒急用忍」政策。
 
就算官僚部門苦心孤詣地提出包括海、空運中心在內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但這個雄圖大略，卻被次年的「戒急用忍」徹底澆熄。1996年是個分水嶺，自此台灣即無經濟政策可言。
 
陳水扁上台執行的是比「戒急用忍」更徹底的鎖國政策，搬出「一邊一國」、「正名制憲」等劇烈的政治運動，讓民粹狂潮四處肆虐，所有的經濟政策幾都是口號，例如像是要讓亞太營運中心復活的「全球運籌中心」，在拒絕推動兩岸直航的現實下，只剩下蒼白的造句，配合這個概念進行的一次與二次金改，則成了貪腐後門。
 
馬英九試圖回復1995年以前的自由化路線，上任後立即推動兩岸直航，兩年後又簽署兩岸經合架構協議，當協議完成簽署，正是意味「戒急用忍」這個迷亂思維的終結。然而，李、扁兩人掘開的政治海溝太深，馬英九的每一個自由化政策，都受到強烈的杯葛，舉步維艱。
 
美牛案被在野立委霸住主席台而無法議事，就是一幅清楚的圖像，全民深陷於認同的魔咒之中，對理性的政策嗤之以鼻。但三任總統如此鋸箭式走法，深切地反映台灣發展面臨的深層困境，下一步踏向何處，台灣不能再徬徨下去。【聯晚╱黃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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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韓眼中 - 台灣故事的名字叫「失敗」

當一切思維都不再有創新、突破，政策搖擺不明或只能原地踏步、按表操課，曾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台灣，卻正淪為他國口中的「負面教材」。

經建會財經法制協調服務中心主任左珩，六年前在訪問韓國仁川經濟開發區時發現，其簡介資料竟然將台灣列為「失敗案例」，因為他們認為，台灣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只看現在，看不到未來」，早已失去「新思維」的創新動力。
 
無獨有偶，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最近公開指出，新加坡如果也阻止外國人才進入，將會重演「台灣故事」（Taiwan story），喪失全球的競爭優勢。顯然，在尚達曼的認知裡，「台灣故事」代表的也是失敗。
 
成敗的差異在於對人才的重視程度。新加坡為招募全球最優秀人才，主權基金不惜重金，以年薪台幣一億元的天價網羅併購好手；相對的，在台灣具有主權基金功能的國發基金，其成員年薪多數不超過百萬元。
 
先不論績效與機制有別，僅僅就吸引人才一項，台灣就給比了下去；而人才是創新、創意的源頭，「沒有人才，那來創意？」前經建會副主委單驥一針見血。

曾被稱頌的台灣奇蹟，如今淪為經濟發展的負面教材；相對的，一直同場競技的其他亞洲小龍，卻成為屢獲國際肯定的焦點。

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新加坡獨立時年僅卅歲，曾為了不知如何帶領人民從一個漁村經濟走向世界經濟，在床上哭了一個晚上。

如今，新加坡經驗備受國際推崇，僅是一個新加坡樟宜機場的效能，不僅獲得亞洲最佳機場美名，還在中國大陸廣為複製，並在全球十六國興建廿八座港口碼頭，間接帶動四成轉口貿易回流，形成金融資本、轉運集中化的新經濟中心。
 
還有韓國，雖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幾近亡國，但也因此激發改革的動能，終能成為目前全球唯一同時簽下美、歐、東協三大市場ＦＴＡ的國家，令世人刮目相看。

「台灣經濟曾是四小龍之首，民主政治更是四小龍之最，這是台灣最值得驕傲的，」經濟部參與國際經貿事務的官員說，但曾幾何時，在國際經貿場合裡，「台灣拿到的麥克風音量變小了，韓國、新加坡被調高了」，這種落差說明了經濟光環的重要性。
 
台灣故事，你的名字叫「失敗」嗎？當然不是！「但別小看這些小小的標籤，久而久之，它會影響人民的價值觀與國際的吸引力，」經建會官員說，立即用具體的行動，拿掉這個標籤吧。【聯合報╱江睿智、陳雲上、王茂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