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肯定。1946年底，毛澤東在同幾個西方記者談話中說：“現在有兩種美國人，馬德海、李敦白、史沫特萊都是好的美國人，在延安有個斯特朗也是好人，這樣的人我們都歡迎。”與此同時，李敦白也加深了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印象，他在後來自己寫的回憶錄中，還把周恩來和毛澤東作了一番比較，他寫道：“與周恩來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與毛澤東在一起，我覺得自己似乎就坐在歷史的旁邊。”

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進攻延安，新華社轉移到太行山麓的涉縣，在該地工作了大約一年。在此期間，李敦白協助陝北新華廣播電臺開辦了英語廣播。1948年5月間，新華社又轉移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附近的幾個村莊，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工作。

回首自己最初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那段日子，李敦白坦白了自己的心跡，他說，在1949年之前，雖然他滿懷革命的理想，但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共產黨員。每一次敵機轟炸，他總是不能克制住心中的恐懼大喊大叫，總是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尋找一個避難的場所，而且他還多次違反各種規定，因為他認為規定往往是不合情理的。他還說：“我知道他們是對的而我是錯的，在我能控制自己的一己私念之前，我無法真正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員。”

第一次蒙冤入獄6年正當李敦白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工作的時候，他捲入了所謂的“斯特朗國際間諜案”。所謂的“斯特朗國際間諜案”來龍去脈是這樣的：1948年底，在莫斯科幫助編輯英文報紙《莫斯科新聞》的美國左派作家斯特朗從美國趕回蘇聯，準備再去即將解放的北平。在途經東歐的時候，她興奮地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中國革命是自主的勝利，並不是搬用蘇聯模式。不想這惹來了禍端。她剛剛抵達莫斯科，就被蘇聯的特務組織－－“克格勃”逮捕並且被驅逐出境。蘇聯方面認為她涉嫌“間諜和損害了蘇聯利益”，此外也認定了她佈置了一個遍佈世界的“情報案”，李敦白也受她的領導，負責收集中國的情報，並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抓起來。

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收到了一份緊急調令。他的直接上級廖承志也把他叫到家裏，說中央準備派他“到北平執行特殊任務”。他當時想，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可能是去當翻譯，或執行有關中美建立外交關係的任務。可是，他被帶到另外一個村子，有人指控他“接受美帝國主義的指示，破壞中國的革命”。他驚訝地說不出話來。仔細回想了到中國以後的全部經歷，包括和斯特朗的關係，再三申辯：“我和美帝國主義沒有任何關係，我不是間諜。我那麼熱愛中國人民，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你們為什麼把我當成敵人呢？我所說的一切，你們都不信。你們要我承認的，我又沒有幹過，那怎麼辦呢？這一定是個可怕的錯誤。”但是，他的辯解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被關押在北平郊區的一個窗戶被封死、前後只能走四步的小屋裏。突如其來的牢獄之災超出了李敦白的承受能力，經常性的審訊使他的精神幾乎崩潰。

1950年春的一天，監獄長找到李敦白，告訴他：“我們現在基本上瞭解你了，但是，我們還是得了結你的案子，還需要不少工作。在這段時間裏，你還是不能出去工作或學習。否則，如果你放棄與中國的所有關係，你將獲准回到美國。”對此，李敦白後來回憶說：“我根本沒有考慮他的話，回去我能做什麼？美國那時到處都在迫害支持中國的人，回去了我只能做反華派。”於是，李敦白決定繼續留在獄中改造自己的思想，並給自己定下兩條原則：一是不論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愛中國，二是不論受多少苦都不能被整垮。“我暗想，一定要堅持住，哪怕是監獄，這也是我們的監獄啊。”李敦白回憶說。此後不久，李敦白被轉移到北平第二監獄，日子也好過了一些，因為允許他讀書看報了。1953年初，史達林逝世，之後大量史達林時代的冤假錯案獲得了平反，“斯特朗國際間諜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4日，李敦白終於結束了長達6年的牢獄生涯。那天，組織上派人向他宣佈：“我們花了許多時間精力調查你的案子。我們發現你是一個好人。你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國人民政府和公安部門，為這項錯誤向你道歉。”事隔多年，1964年1月，毛澤東在北京宴請包括斯朗特和李敦白在內的外國朋友時承認了當年的錯誤並當面道了歉。毛澤東對斯朗特說：“當你在延安的時候，國民黨開始轟炸了。我們擔心你的安全，就讓你走了。如果你那時留在延安，就不會當做間諜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澤東又朝李敦白說：“你被牽連到她的案子，我們犯了一個很壞的錯誤，你是一個好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的風雲人物出獄後的李敦白很快恢復了黨籍，但面臨著一個選擇，因為他曾經供職的新華社早在1949年就分解成為新華社和廣播事業局兩個單位，他選擇了缺少外國專家的廣播事業局。6年的監獄生活，並沒有使李敦白對中國共產黨喪失信心，仍然一如既往地獻身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並要求加入中國國籍。但周恩來認為，他保留美國國籍更有利於中美的友好交往，於是，他聽從了勸告，保留了美國專家的身份，成為當時廣播事業局英語組惟一的外國專家。他當時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對英語廣播稿件進行潤色、把關，後來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定稿工作。在這裏，李敦白不僅有權接觸到各種機要文件，還享受著優厚待遇－－工作有獨立的辦公室，住在高級的幹部宿舍，小轎車也隨叫隨到。

在這裏，李敦白還找到了他的終身伴侶－－王玉琳，兩人於1956年2月11日結為連理。此後的幾年，中國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先是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接著是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還有1963年的“四清”運動，李敦白都參與其中。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李敦白成了廣播事業局的風雲人物。在一次批判大會上，他登臺發表演講，慷慨激昂地說：“我年輕的時候，在美國老家的鋼鐵工人和煤礦工人中工作，是美國共產黨黨員。非常瞭解資本家是怎樣剝削工人的，工人的生活是多麼痛苦。中國無論如何也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他的這番“現身說法”，贏得了在場人們的熱烈掌聲。

1966年10月1日，這一天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的慶典。這天，李敦白得到了一次特殊的榮譽。以前，在北京的外國專家，都是在天安門城樓下面的觀禮臺上觀禮，而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國朋友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李敦白受寵若驚。快到12點的時候，他們6人被邀請分別同毛澤東合影。他滿懷敬意地稱呼毛澤東“主席”，毛澤東則用英語說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他掏出了“紅寶書”－－《毛澤東語錄》，請毛澤東簽名。毛澤東問他要寫什麼。他一愣，就說寫您的名字吧。毛澤東左手拿著“紅寶書”，右手接過李敦白遞過的筆，寫下了“毛澤東”三個字。後來，他回憶這件事時還懊悔不已：“我應該要他寫下對群眾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詩句，或是對我個人的贈言，要不就是給美國人民的一句話，還是給誰的一句話，但當時根本想不起來。”

第二天，《人民日報》和所有的報紙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澤東和李敦白的合影。於是，李敦白的大名不脛而走，頓時傳遍了全國。

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奪權後，李敦白以“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的身份參加了廣播事業局的“奪權”鬥爭。當時的廣播局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鬥爭非常激烈和複雜。李敦白主張通過民主討論，消除分歧，實現大聯合、大團結。但是，雙方總是談不攏，“中央文革小組”要求他們“整風”。但雙方還是各持己見。於是，出現了中間狀態的“整風派”。李敦白的外國人身份引起了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組”大員的注意。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組”在廣播事業局成立了一個由“整風派”人員構成的“三人小組”，李敦白被任命為名義上的負責人。

李敦白不僅在廣播事業局身居要職，還是北京的外國人造反派組織“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領袖。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個時候他“紅得發紫”。除了廣播事業局外，許多學校、機關、廣場的造反派集會，都請他去發表演說，走在街上會被無數市民圍堵，爭相索要簽名。這些都使李敦白的頭腦有些膨脹起來。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用大半版的篇幅發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

4月10日，在清華大學造反派－－“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開的那次著名的“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上，李敦白代表外國造反派作了措辭激烈的發言。對此，李敦白回憶說：“後來坐牢的時候，這個心裏疼得很，雖然那個時候我還以為劉少奇是搞修正主義的，但我回憶那個鬥王光美的會，她兩個女兒在那兒，也是被迫，兩個女兒被迫來反對她自己媽媽，覺得真不是滋味兒，悔不該了。”

在“外事口”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長陳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養》的大會上情緒激動地說：“外事口，口對外，就是幹革命，幹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領導一定要，也一定會在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手裏，決不允許在右派手裏，也不允許在中間派的糊塗蛋手裏。所以，一切猶豫不決的人最好趕快站過來，站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在造反派心目中，所謂的“外事口”領導中的“右派”就是指陳毅“文革”中廣為流傳的毛澤東講話中稱陳毅為他的“右派朋友”，此語廣為人知。儘管後來李敦白在回憶中說，陳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他還關心問候過陳毅的健康，但他當時確實以其言辭為造反派“炮打”陳毅火上加油，卻是不爭的事實。

李敦白還參加了對陸定一、梅益等老朋友、老領導的批鬥。對此，他反思說：“我參加了一些批鬥，批的都是好人，但我卻認為他們是壞人，那是錯誤的，我不該那麼做。”

當時，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馬德海，曾勸說李敦白，應該遠離中國的政治紛爭。可陷於狂熱中的李敦白聽不進老友的勸告。多年後，李敦白才在其回憶錄中沉痛反思：“在那個瘋狂癡醉的年代，我們都做了一些奇怪甚至荒唐的事。日後我常想，我們怎麼會那麼得意忘形？可是回到那個時代，一切都那樣真實且別無選擇，我們都進入了變革的夢幻王國。”

“文革”後回到美國特殊年代的中國，政治風雲真是變幻莫測。李敦白的這種“風頭正健”的日子，僅僅維持了六個月。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廣播局，宣佈解散“三人小組”，建立新的領導機構，並且通知李敦白，“離開廣播局，有特殊任務”。當時，李敦白還抱有幻想，以為又會“有什麼重要工作”呢。

但是，接下來的一系列資訊預示著李敦白的幻想只是一廂情願而已。是年秋天，一張“五一”節期間中國領導人和外國友人的合影在英文版的《北京週報》再次發表，但是這一次李敦白所在的位置卻被全部塗黑了。9月，“中央文革小組”開始在各地各部門清查和鎮壓所謂的“五一六分子”，外國專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人物連同被造反派當作批判物件的一些外國專家紛紛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國際間諜”之類的罪名受到批鬥，有的被迫離開中國，還有的甚至被抓進監獄。

1968年2月21日晚上，李敦白被人從家中帶走了，說是局領導要跟他談工作。當他被帶進一個小辦公室後，就有人向他宣佈：“李敦白，你被捕了。”接著就被送到關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監獄中，從而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對此，他一時想不通：“我響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號召鬧革命，稀裏糊塗地幹了半年，結果鬧到牢房裏來了，真是不可思議啊。”他後來才知道，江青和康生早在前一年初夏就開始對他進行秘密調查，決定把過去欣賞、提拔的這個美國人“搞掉”，並說：“廣播局竟被一個美國特務統治了半年。”他在牢房裏反思自己的境遇，“第二次坐牢，我心裏舒服了。第一次是不知道原因，第二次我知道為什麼。我的根本問題是不應該捲入鬥爭，那太傻。”李敦白後來回憶說。李敦白被捕後，他的親屬也受到牽連，王玉琳去五七幹校“變相勞改”，孩子們一度無家可歸、流落街頭，岳父也含冤病逝了。

滑稽的是，造反派關押審訊李敦白時，堅持把他視為“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的同黨，硬要李敦白承認，他領導著一個“國際間諜網”，王光美是其中的成員，並通過她發展了劉少奇。

1972年，毛澤東對於解放幹部作了許多批示。根據毛澤東關於解放幹部的意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加快了“解放”幹部，落實幹部政策、知識份子政策的進程，許多受迫害的幹部陸續獲得解放，恢復工作。到1973年1月，一大批被關押的外國專家都被釋放了。但唯獨李敦白沒有平反。按照周恩來在一次會上的說法，因為李敦白“參與了壞份子的破壞活動”、“捲入了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團”。對此，李敦白在回憶錄中是這樣解讀的：“其實我很感激老朋友周恩來說那些話。他並不是在指責我，而是在保護我，因為他說那些話的時候，我正被指控一個更嚴重的罪名－－特務，所以他事實上是想避重就輕。”

李敦白在獄中跟外界的接觸只有《人民日報》。他每天從第一個字讀到最後一個字，一方面可以消磨難耐的寂寞時光，另一方面可以從中觀察政治動態，像林彪事件、尼克森訪華、周恩來逝世、朱德逝世、毛澤東逝世、唐山大地震等。突然有一天，他發現報紙上“文革”的消息不見了，江青等人的名字也不見了，再後來，他聽到了江青又高又尖的聲音。他知道，江青進來了，他該出去了。

1977年11月19日，經過9年零8個月零1天的關押，李敦白被釋放出獄，成為了外國專家造反派中最後一個被釋放的人。與此同時，王玉琳和子女也解除了隔離。

出獄的當天晚上，駐香港的美聯社記者給李敦白打來了長途電話，問他出獄後的打算。由於長期單人監禁，李敦白連話都說不連貫了，他艱難地用英語回答：“我不能馬上回去，因為我還有兩件事要做。第一，我要知道中國在10年間的變化；第二，要把身體養好。”

出獄後的李敦白沒有回到廣播事業局，而是先後在新華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顧問。經過王玉琳的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了一份徹底的平反結論。平反結論認為“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國以來，為中國人民做了許多有益工作，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是有重要貢獻的”，並將1968年入獄定為“被錯誤關押審查”、“純屬冤案”，“應予徹底平反”。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攜妻子兒女回到了闊別35年之久的美國。對於他的這個選擇，他是這樣說的：“我回美國，並不是背離了中國”，“我一直希望在中美之間架設溝通的橋樑，現在中國的橋頭我已經無能為力了，到了該回美國那端努力的時候了。”“我還是那個努力在中美之間架起橋樑的人。只要在這座橋上發揮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變得很偉大。”

李敦白在中國非同尋常的經歷對他來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晚年的李敦白與妻子在美國註冊了一家公司，名稱就叫“李敦白有限公司”，專門為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做諮詢顧問，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以一種新的方式，做些實際的、對中國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