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李敦白這個人，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可能知之甚少。但是，對於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來說，他可謂是大名鼎鼎、廣為人知，因為他是中共黨史上與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愛潑斯坦等人齊名的外國人。

20世紀40年代中期，由於歷史的機緣，李敦白遠涉重洋，從大洋彼岸的美國來到中國，從此終身與之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35年間，親歷了當代中國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惟一的外籍黨員，也是中共黨史上躋身高層核心圈的獨一無二的“老外”，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交往甚密，被毛澤東譽為“優秀的共產主義國際鬥士”，被周恩來稱為“堅強的國際民主鬥士”。他一直致力於幫助中國共產黨打開對外交流的視窗，但就是這樣一個熱愛並獻身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的外國人，卻先後兩次含冤入獄達16年之久。他在中國的這段既傳奇又大起大落的經歷無疑是當代中國的縮影。

若干年之後，回顧自己在中國浮浮沉沉的35年，李敦白依然無怨無悔：“回顧過去，當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遺憾和痛苦。不過，我對那些年代並不後悔，即使包括我在監獄裏度過的歲月”，“中國使我有機會真正體驗到人生的意義”，“在中國，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穩定的、實在的、幸福的道路。它從來沒有令我失望。”李敦白，1921年出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查爾斯頓市的一個名門望族，英文姓名是SidneyRittenberg中譯為悉尼·裏滕伯格。他從小就“離經叛道”，17歲時開始參加工會和學生運動，支持黑人解放鬥爭，19歲就成為一名美國共產黨員。1942年，當時還叫裏滕伯格的李敦白應徵入伍。根據當時美國的有關規定，他入伍以後不得不脫離了黨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陸軍當局調他去學習日文，這讓他十分恐慌。他想，日本肯定會戰敗，美軍可能長期駐紮在那裏。而中國是美國的盟國，勝利以後，自己就可以很快回國建設自己的國家。於是，他堅決要求去學習中文，並得到同意。1943年，他被調到斯坦福大學陸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但他做夢也沒想到，這“一念之差”竟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而且在中國一待就是35年。

1945年9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個月，李敦白和他的戰友們乘坐一架美軍運輸機，從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邦起飛，飛越了長約800公里的“駝峰航線”，來到了中國的西南重鎮－－雲南省昆明市。他被分配到昆明美軍軍法處賠償損失部擔任中文專員，專門負責調查美軍在當地的違法行為以及當地的中國人向美國軍方索賠的案件。在這裏，開明書店的老闆給他取了一個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這個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名字中間加了個“敦”字，代表正直，而且與“Rittenberg”諧音。

李敦白經辦的第一個案件是一個12歲女孩的死亡案。這個案件的受害者名叫李木仙，是黃包車夫李瑞山的女兒，肇事者是一名美國空軍上士。案件的原委是這樣的：據後來這位美國空軍上士在供詞中說，他在肇事的前夜借了一輛軍用卡車，開到城裏去“尋花問柳”，錯過了回營地的時間，於是索性灌了兩杯烈酒壯膽開車回營地。在經過李木仙家所在的巷子裏，李木仙正在踢毽子。這個美軍空軍上士見狀，就想嚇唬這個女孩來找點刺激。於是，他把車故意擦著小女孩的身邊開過去，沒想到把她撞死了，接著迅速逃離了現場。案子發生後，李木仙的母親受不了這個刺激，精神崩潰並於一段時間後就去世了。李瑞山通過甲長、保長將索賠的要求送到了美國軍部。經過多方交涉，最後賠償費是26美元，但由於甲長、保長等中間人的盤剝，到李瑞山手上的只有8美元。一條人命只值8美元！這對於崇尚人權高於一切的美國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這個案件對李敦白觸動很大，用他自己的話說，在一定程度上正因為此事他才留在了中國。

李敦白的這份工作，使他有很多機會接觸到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民，漸漸看出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黑暗的統治，更對傳說中廉潔並且充滿理想的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

為了進一步瞭解中國的社會狀況和學好中文，李敦白經常找街頭的報童購買中國報刊雜誌。這位沒有了黨籍的美國共產黨員，很喜歡閱讀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雜誌。日子一長，那位報童和他熟悉了，有一次，報童悄悄地問他：“你這麼喜歡看共產黨的報紙雜誌，那你想不想與那些編這些報紙雜誌的人見見面呢？”李敦白喜出望外，就隨報童去見了當地的兩位中共地下黨員。幾次見面後，地下黨員瞭解了他的經歷，就慢慢向他講解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戰的事蹟。

此後，李敦白常常利用美軍的身份，替地下党朋友購買一些緊俏的商品，甚至用美軍的吉普車，把上了國民黨反動派“黑名單”的地下黨員轉移到城外，使他們脫離了險境。

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軍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準備復員回國了。可此時的李敦白由於與地下黨員的頻繁接觸而一改初衷，“當時我學了一年中文，剛到這個嚮往已久的國家，完全被中國迷住了，”李敦白後來回憶當初的真實想法時說，“不論是共產黨、國民黨，工人或是教授，城裏人還是農民，我都可以接觸。未來有那麼多精彩的世界等待我去開啟。”他想留在中國，並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為了避免退伍回國，他想方設法調赴上海的美軍陸軍總部工作。經昆明地下黨員的介紹，他和上海的地下黨“接上了頭”，並認識了宋慶齡。不久，通過宋慶齡的介紹，李敦白成為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的救濟觀察員，任務是把救濟糧食送往受災地區，包括解放區。他非常高興，從此脫離了美國軍隊。

向李先念提供絕密情報1946年是中國風雲變幻的年代，內戰隨時都有可能一觸即發。是年春，李敦白奉命押運救濟糧食到湖北省境內的中原解放區。當時，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將李先念率領的6萬共產黨軍隊重重包圍在以大悟縣的宣化店為中心、方圓只有兩百里的狹窄區域。這個任務讓李敦白喜不自禁，因為他正一直想找機會親眼一睹解放區的景象。但是，救濟善後總署的官員在行前對他說的一番話卻在他的心裏蒙上了一層陰影。那位官員對他說：“你去了以後，要注意收集共產黨的情報。”他回想起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後的這段日子，確實發現身邊的同事大多有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

李敦白到達中原解放區的首府－－宣化店後，在這個被國民黨軍封鎖的貧窮的地方看到了和國民黨統治區截然不同的情形，這裏沒有死屍，沒有娼妓，甚至沒有乞丐。在共產黨的組織下，當地農民通過公開討論決定救濟糧食的分配。在這裏，李敦白還結識了李先念、王震、王樹聲等共產黨的高級將領。工作之余，李敦白經常到王樹聲的駐地找王樹聲聊天，時間一長，竟被王樹聲的那種身陷敵軍重圍而不驚、對中國革命必勝的樂觀情緒所感染。若干年後，有人問及李敦白為什麼在解放戰爭爆發後沒有回美國，反而投身於共產黨的革命事業時，他說：“當年在宣化店，認識了一個叫王樹聲的將軍，是他對中國革命必勝的信心使我決定留在中國。”

5月8日，正當李敦白的工作剛剛結束，他得知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王天鳴、美方代表白魯德組成的軍事停戰三人小組即將要到宣化店進行“和平調處”的消息。

說來也巧，國、共、美三方代表到達不久，李敦白就在廁所裏碰到了白魯德，白魯德把李敦白當作了“自己人”，毫不隱諱地警告他不要在此久留：“我可以告訴你會發生什麼事，這裏的人將會被消滅掉。我剛從東北回來，那裏的共軍是政府軍的十倍，政府軍不可能獲勝。但是政府軍在這裏卻占上風，所以我們決定讓他們殲滅此地的共軍。”白魯德的話讓李敦白很是詫異，同時也讓他看清了美國政策的本質。用他後來在回憶錄裏的話說，“就在宣化店的茅廁裏，我來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轉捩點。”李敦白打定主意，決定把這個情報透露給李先念。

當天晚上，國、共、美三方代表舉行第一次會議。在這裏，李敦白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來，並被周恩來的精彩演講所折服。散會後在回住地的路上，巧遇周恩來和李先念。李先念把李敦白介紹給周恩來：“這是我們的美國朋友，李敦白。”周恩來握著李敦白的手說：“我在會場上看到你，你給我的掌聲比給其他人的都熱烈得多。這樣做不夠明智。他們會注意到你的反應，等你回到國統區後工作便沒那麼容易了。你應該更加謹慎才是。”李敦白驚詫於周恩來的洞察力，不禁問周恩來，大廳裏那樣昏暗，他怎麼會看到了他，為什麼又要對一個落單的美國人如此注意呢？周恩來回答說：“照顧國際友人是我們的工作，我現在很忙，以後有機會到南京去見面吧。”

在送別周恩來後，李敦白把白魯德的話轉告給李先念：“我說的一點兒都不假，而且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商量，只能當機立斷，向你報告。”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誠的，向他表示感謝，笑了笑說：“好啊，你算什麼美國觀察員，把情報洩露給我們。”雖然李先念率領的部隊已經做好了應戰的準備，但李敦白的情報讓他們更堅定了這一點。

對於李敦白對革命的這次貢獻，李先念一直念念不忘。一次在延安，兩人在一個私人場合見了面，李先念握著李敦白的手說：“我們很感激你提供給我們的情報，我們許多同志都不相信這事，他們以為你弄錯了，不過我相信你，而且事實證明你是對的。我們很感激，也永遠不會忘記。”還有一次是在1987年，李敦白給身為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寫了一封信，李先念閱後非常高興地向身邊工作人員談起了這段往事。他說：“1946年宣化店談判時，李敦白作為隨團記者李先念記憶有誤，應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觀察員來到宣化店。他聽到美方代表白魯德說，華北應為東北，作者注動手一時比較困難，但中原這五六萬人，非收拾不可。李敦白把這個消息和陰謀告訴我，我當時就更加清醒了。”

5月10日，軍事停戰三人小組簽訂了制止中原內戰的《漢口協議》。但是，由於蔣介石鐵了心要打內戰，中原的戰火已經不可避免。李先念的部隊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6月26日開始戰略轉移，史稱“中原突圍”，全面內戰的第一槍就此打響。

中共黨內早期唯一的外籍黨員回到上海不久，李敦白辭去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工作，並決定立即回國，不再替美國政府幹那些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的勾當。他去向宋慶齡辭行，宋慶齡勸他先別急著走，並建議他“至少向周恩來道了別再走。”

於是，李敦白從上海來到了南京的梅園新村拜訪了周恩來，並表達了回國的想法。周恩來聽後，向他分析了中國的形勢和解放戰爭的發展前途，然後對他說：“回國前你應該到延安去一趟，你應該拜會毛主席，和他談一談。你其實應該去看看那些比較老的解放區，在那裏已有相當規模的建設。宣化店的情形只是一時的。這樣你回到美國後便有更多的東西可以講，更多的內容可以寫。”

在周恩來介紹下，李敦白經北平輾轉來到共產黨在華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張家口。在這裏，李敦白看到了當地與宣化店不同的新氣象：這是一個有一定規模的城市，有煙廠、大學、醫院，等等。他拜會了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聶榮臻。聶榮臻告訴他，等共產黨掌權以後，要跟美國修好，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國貸款來進行戰後重建。因此，他們正在成立一個英語電臺，以便直接向美國人民提出訴求。但是他們缺少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矯正文法文體，並協助他們廣播。從此，李敦白在新華晉察冀總分社開始從事英語廣播的翻譯、修改和播音工作。不久之後的1946年9月，在國民黨軍傅作義部大規模進攻晉察冀，進逼張家口之前，聶榮臻派人護送他前往延安。經過一個半月的長途行軍，他終於到達了嚮往已久的革命聖地，並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家，負責翻譯和修改稿件。李敦白認為自己在為這個古老的國家的巨變留下記錄，因此他安下心來，打消了回美國的想法。

還在張家口時，李敦白就已經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到了延安後他再次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並且請在中原解放區就相識的李先念、王震作為自己的入黨介紹人。經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這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的直接批准，李敦白成為當時惟一的外籍共產黨員。

此後不久，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採訪。新華總社的負責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擔任翻譯，訪問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李敦白為斯特朗把一些檔、資料譯成英文，兩個人合作撰寫、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