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主力艦BB-63密蘇里號接授日本投降文書70週年紀念,台灣被選擇性遺忘,未被邀請出席紀念活動?

1945年9月2日，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代表美國，連同其他盟國代表在密蘇里號的甲板上接受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的歷史畫面。

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在日本降書上簽字接受日本投降. 

在這份投降書上，作為戰勝國之一中國的代表，時任國民政府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的名字緊跟在美國代表尼米茲將軍之後。

為紀念東京灣受降,徐永昌還將自己簽字時所用的鋼筆刻上“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東京.

徐永昌（1887－1959），陸軍一級上將，曾任軍令部長、國防部長等職。1945年日軍投降時，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日本東京灣美艦密蘇裡號參加盟軍受降儀式。

    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軍民浴血奮戰八年，以傷亡3500萬人的代價，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為二戰的勝利做出了的重要貢獻。二戰勝利之際，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空前提升。除了參與組建聯合國並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外，在密蘇裡號舉行的受降儀式上，中國作為大國代表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個簽字國。

   受降儀式之前，徐永昌將軍視察東京灣。作為第一位踏上日本本土的中國將軍，徐永昌面對東京灣上的各國艦隊，感慨萬千地對隨行人員說：“甲午之役，果能一勝，則我海軍今日不悉何似？”受降儀式之後，當時有記者採訪徐永昌，希望他在這勝利的時候能向國內的人說幾句話。徐永昌思考一番之後，說道：“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個在這裡有代表的國家，也可同樣的回想一下過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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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70年前的9月2日，在日本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裡號”上，舉行了隆重的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同盟國各國代表團接受日本投降，這對全體中國人民來說，是雪恥的一天，是揚威的一天，是應當在歷史上大書特書的一天。　　代表中國簽字的是中國代表團團長，時任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的徐永昌將軍。　　那天，在“密蘇裡號”軍艦上是怎樣的場景？徐永昌何許人也？

　　徐永昌莊嚴地在接受日本投降書上簽下了三個中文大字“徐永昌”。父親掏出懷表，看見是上午9點13分。

　我的父親陳延暉（字養空），曾多年追隨徐永昌，任他的私人秘書，也是至交。在徐被任命為中國代表團團長時，他任國民政府軍令部少將主任秘書，因而被任命為代表團秘書長，得以親歷發生在“密蘇裡號”軍艦上的那應載入史冊的一幕。

父親一向不滿國民黨貪汙腐敗、欺壓人民，而心儀共產黨。他在蔣介石政府即將逃亡台灣前夕，於1949年春在香港與他的老上司、老朋友徐永昌不辭而別，通過我黨駐港代表乘船到北京，回歸人民懷抱。

　　在那以後的日子裡，父親對我們子女最津津樂道的，認為是他一生中最大快事、最大幸事的，就是當年親眼看見日本無條件投降。以至於這個重大事件的情景，那動人心魄的場面，好似我也曾親臨其境一般，在腦海裡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不忘。

根據父親的追述，1945年8月12日，當時的國民政府決定委派徐永昌擔任參加日本無條件投降儀式的中國代表團團長。由徐提出代表團成員名單，報蔣介石批准。

隨後的十來天，父親就協助徐永昌做各種准備工作。後勤部門要給代表團每位成員做一套高級呢料軍服，徐未批准，說：“不必太鋪張。把正式場合穿的最好的一套熨平一下即可。”

8月17日，代表團離開重慶，從白市驛機場乘美軍飛機（據父親說是四個發動機的大轟炸機，可能是B-29）在下午6點50分起飛。美國人為代表團成員准備了行軍床，但大家都未能入睡。半夜到達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當時，大雨傾盆，他們被吉普車送到馬尼拉旅館休息。次日起床後，看見這個馬尼拉最大的旅館外牆上彈痕累累。據說日本軍隊最後投降前曾以這幢大樓為頑抗的據點。

　　代表團在馬尼拉期間，父親還陪徐去看望當地華僑，受到極為熱情的歡迎。　　8月19日，時任太平洋戰區盟軍總司令的美國麥克亞瑟將軍宴請中國代表團主要成員。父親說，麥的夫人很健談，通過翻譯說她曾到過上海和香港。　　8月26日，代表團乘一美軍運輸艦離開馬尼拉，有兩艘驅逐艦護航。在船上，每個人都要穿著救生背心以防意外。各國代表團還曾合影留念。

　航行6天，於8月31日駛近日本。父親說，船隊經過橫須賀軍港時，看到岸上掛著一面大白旗，當是表示投降之意，他心裡無限振奮，感到揚眉吐氣。　　下午4點多鐘，船隊到達橫濱港附近下碇，隻見大批軍艦在港外停泊，約有三四百艘，形成半個圓弧形，晚上燈火通明。父親記得徐永昌當時感慨地說：假如我們不是甲午戰敗，今天也可能就是坐著自己的軍艦來了。19459月2日，令人振奮的日子來臨了。

　　早晨7點半，各國代表團成員由美國快艇分別護送到“密蘇裡號”軍艦旁。父親說，“密蘇裡號”軍艦真是一個龐然大物，像座小山峰一樣聳立著，全船彩旗飄揚。由於儀式開始時間未到，各艇在船舷附近等候。那天是陰天，沒有太陽，但風平浪靜，小艇在微波中搖來擺去。隻見“密蘇裡號”艦的各層炮塔上都擠滿了美軍士兵。

　父親記得，艦首和艦尾的大炮有三排共9門，那天不是平臥著，而是豎起來，高指天空。父親心情激動，不時掏出懷表來看（那時無手錶）。8點30分，忽聽船上軍樂大作，並傳出一句響亮的英語，大概是宣佈儀式開始。

　　中國代表團成員由徐永昌領隊，第一個由船旁舷梯登上“密蘇裡號”，父親走在最後。舷梯有些搖動，但是徐永昌不用手扶欄杆，而是莊重嚴肅地緩步上梯。在船舷列隊的美軍儀仗隊肅立向他和各成員敬禮。

　　此時，父親真是感到無比驕傲，心想中國代表團第一個登艦，是理所當然的。相繼登艦的，有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法蘭西、荷蘭和新西蘭（當時稱紐西蘭）代表團成員。

　　中國代表團被引導到軍艦右舷中部甲板上一處空曠地方，徐永昌站立在一排白點的右方第一個白點處，代表團其餘成員在他身後順序站立。緊接著，見英國、蘇聯等代表團成員也列隊到場，團長站在徐永昌左手邊。陸續形成一個以各團團長橫列前排、各成員隨後縱列站立的方形隊列。

　父親個子較矮，往前看不太清，但側身可看見隊列前方擺著一條長桌，似是綠色桌布，上面放著一些白色文件。這時，他看見麥克亞瑟由左側艙內走出來，站立在桌後的麥克風架子前。他穿的是軍便服，未穿上衣，也不打領帶，也未戴他平日慣用的墨鏡，雙領上各鑲有排成一圓圈的五顆金星，標志出其五星上將軍銜。　　隨後，就見前方不遠處走來十來個日本人，有的穿大禮服（所謂燕尾服），有的著正式軍裝。他們走到桌後不遠處肅立。

　　9點鐘整，儀式開始。麥克亞瑟首先代表受降的盟國講話，時間不長。接著，父親隱約看見一個穿大禮服的日本人走到桌前簽字（是日本外相重光葵）。他腿有殘疾，拄著一支拐杖。然後是一個軍人（是日本陸軍參謀長梅津美治郎）簽字。

　　在日本代表簽字投降之後，麥克亞瑟代表盟國簽字受降，尼米茲上將代表美國簽字。接著，令中國人民揚眉吐氣的一刻到來了：父親踮起腳，透過行列看到徐永昌離開隊列，緩步走向長桌前坐下，中國武官（名字我記不起來了）隨身站到他側邊，替他展開文件。

　　徐永昌莊嚴地在接受日本投降書上簽下了三個中文大字“徐永昌”。父親掏出懷表，看見是上午9點13分。　　在總共九個受降國家的代表一一簽字後，儀式結束。父親見那些日本人低著頭灰溜溜地向遠處退去。站在炮塔高處的美國士兵有些甩下帽子砸他們，他們也不抬頭。

　　父親隨徐永昌走入客廳，與麥克亞瑟寒暄了幾句。此時，飛機聲轟然大作。美軍海軍上將海爾賽扶著徐永昌的手，領他到客廳棚外仰天張望。父親也隨之走出去，隻見幾百架美國飛機似鳥陣一般，排成陣式飛越軍艦上空。海爾賽笑著說：“這都是第三艦隊的飛機。”

　　儀式結束回到住地，徐永昌和父親發現房間裡（當時條件不足，均兩三人一間）放著兩件米色短袖襯衫，還有一封短信，是美國代表團團長送給他們的禮物，襯衫領子上的標簽寫著“供海軍軍官專用”字樣。

　　說也有趣，這件襯衫父親事後並未穿過（因他平日均著自己的制服），只是留為紀念。後來，他把這件禮物給了我，我倒是每年夏天都會穿一穿。

　　中國代表團於9月4日上午約10點離開東京，途經廣島時，飛機應徐永昌之請繞飛廣島兩圈，隻見滿目斷崖殘壁，除幾座二三層的樓房空殼矗立之外，其餘皆夷為平地。本擬再繞飛長崎，但忽來暴雨，未果。

　　飛機下午6點多到達上海。父親看見機場上除美國飛機外，還停有多架日本飛機。代表團人員在上海住了兩夜，9月6日飛返重慶。父親記得，他陪徐永昌回到寓所時，許多親朋好友以及國民政府軍令部的高級官員早已在門口等候。走入客廳後，看見徐永昌夫人和我母親各拿著一束鮮花，走上前迎接。

　以上情景，由於父親應兒女和孫輩請求，多次講述，使我如親臨其境，印象極為深刻。2014年夏，我們全家決定到夏威夷尋訪停泊在珍珠港的“密蘇裡號”軍艦，緬懷一下父親當年親臨的場景。　　此艦已退役，成為一座博物館。當年舉行日本投降儀式的甲板，已用金色欄杆和紅色緞帶圈起來。在展覽廳內的圖片中，我們看到徐永昌簽字時的相片，以及他簽字的一頁檔的復印件。我把這些相片用手機拍了下來。

　　當時，回想父親69年前曾站在這一方甲板上，親睹日本無條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國人民簽字受降的一幕，真是感慨萬千。

　　隨後，我和展館工作人員、一位女中校軍官談話，我告訴她我父親曾站立在此甲板上參與69年前的這一事件。她極為興奮，把我請到一個大廳內坐下，說：“這就是您父親當年休息過的地方。”我告訴她，我父親曾與麥克亞瑟在此握手相會。

　　那天，我特意穿上了前面提到的那件父親留給我的美國海軍軍官專用襯衫。我把這襯衣的來處講給那女軍官聽，並將領子翻過來給她看上面的標簽，她大大驚嘆，並照了相。隨後，她從一個書櫃中取出一個大本子，是來參觀過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留言。她說，自“密蘇裡號”永遠停靠在珍珠港成為博物館後，還從未接待過任何當年參加儀式的各國代表團人員的後代，說我是第一個。我自然也覺得很驕傲。於是我就應她之請，用英文在紀念冊上寫下了當年我父親曾親臨這方甲板的經過，並給了她一張名片（我去前就已想好要這樣做的）。

她說2015年9月，他們將在艦上舉辦紀念二戰勝利和日本投降70周年的活動，歡迎我去參加，將作為貴賓接待。　　我們在她的陪同下參觀了戰艦的主要部位，她為我和老伴以及三個子女在前甲板的巨炮前拍照留念。之後，作為這次訪問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們去參觀了日本飛機偷襲珍珠港事件紀念館。 

　　紀念館建在被日軍炸沉至今沉睡海底的美國“亞利桑那號”戰艦的殘體上，是一座長方形的白色建築，裡面牆上鐫刻著在珍珠港事件中捐軀的美軍官兵的名字。其中1102名的遺骨至今就長眠在“亞利桑那號”的艦體中。

　　一日，徐元明問我是否願意保存她所持有的一套十二大本的《徐永昌日記》。她說：“我的子孫早已成為純粹的美國人。他們對過去的事不感興趣。我爸爸這套日記在我這裡隻能是無人過問，最後，被當成廢紙處理掉。”我當然是求之不得，帶回北京。

　　今天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我們不應忘記這受降儀式的莊嚴一幕，也不應忘記當時代表中國人民在受降書上簽字的徐永昌將軍。　　那麼，我們今天應如何評價這位蔣介石政府的陸軍一級上將徐永昌？他是怎樣一位人物？

　　我想，首先必須記述一件史實：雖然在1946～1949整整三年的解放戰爭時期，徐永昌始終擔任蔣介石政府軍政要職，但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時宣佈的國民黨戰犯名單中，沒有徐永昌。

　　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父親在生前多次與我們子女提及：徐永昌雖一生在舊政權中當官，最後身居軍界要職，但他始終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隻顧一己私利、不以國家為重、貪汙腐敗和昏庸無能的狀況心懷不滿。他的這種心情，在不同場合與我父親作為知友談話時，均有所表露。而且，這種心情隨蔣介石政權在大陸節節敗退、最後不得不退守台灣一隅而愈見加深。

　1949年底，徐永昌隨蔣介石退居台灣後，認為蔣政權還有這麼一塊地方以維殘局，真正是上天賜福。在1949年12月31日除夕所寫的日記中（見《徐永昌日記》第9冊第478～479頁），他寫道：“此即是上帝好生之德予此政權以改悔贖命之餘地。即是說，假使上帝真不擬留此無能可恨之政權，早已先不令吾人獲還台灣也。”（筆者按，此語指戰後波茨坦宣言決定將台灣自日本統治者手裡歸還中國一事）

　　這裡，我們看到徐永昌稱蔣政府為“無能可恨之政權”，應當“改悔贖命”。他的這種情緒，絕不是一時之憤慨，而是日積月累形成的。他要蔣介石政府必須痛改前非，方能贖自己的命。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當時所處的舊政權已是深惡痛絕。

　且見徐永昌1949年5月24日在廣州的日記，他寫道：“晚飯時與養空（注：我父親）論及共產黨的功用，在社會上需要，尤其我國之政治更需要。”區區二三十個字，可以看出，他認為所謂“社會上需要”，推論之，應是指當時社會上人心不滿，國民黨統治下民不聊生，需要共產黨出來管管國家的事﹔而所謂“我國之政治更需要”，應是指他認為應當吸納中共力量組成聯合政府。（見《日記》第9冊第332頁）　　同月26日的日記中，他記述有一個同僚一度投入解放後的北平但又返回廣州一事。那個人來看望他，談起北平當時的情況“並述共黨諸多善政”，“國民黨為少數人謀利益，決無勝理。可能今後如不痛加改革，亦決無存在可能。”“所言皆是也。”（見《日記》第9冊第333頁）

　　從徐永昌所寫“所言皆是也”5個字中，可以看出他同意那個朋友對共產黨的贊許——“諸多善政”，以及對國民黨的評論——“決無勝理”。

　　此外，還可以看一看徐永昌對我父親（和母親）到香港後與他不辭而別一事的反應。據我想，這對他來說應當是一件丟臉面的事：自己多年的貼身秘書與知交竟然“投敵”而去。這在蔣介石面前也多少有點兒不好交代。何況，一夜之間就丟了一個知根知底的貼身秘書，對他可能會是很“不利”的事。

　　但是，我逐日查閱了徐永昌到台灣後的日記，完全沒有寫任何對我父親憤恨惱怒的話。相反，隻有一處提到時，還似乎是很關心的樣子。1949年9月17日的日記中，寫到他奉蔣介石之命到當時還未解放的包頭看望傅作義等人。他們談論了當時的形勢，還談到一些留在已解放的北平的同僚情況。他寫道：“余遂暢詢北平友好情況……未悉養空何在雲。”（見《日記》第9冊第425頁）這裡，他對已經投入我黨一邊的原來同事（包括我父親）不僅“暢詢”，仍稱“友好”，且很關心，沒有表示出任何反感。

　　說起與傅作義見面，我又想起父親告知的一件事：1948年冬，天津解放後，我軍已完全包圍北平，並與傅作義談判和平解放。蔣介石希望對傅作義做最後的爭取，又知傅、徐二人是多年知交，因而派徐永昌攜帶一封親筆信到北平與傅見面。

　　當時，西郊機場與南苑機場或因已解放，或因已在我軍炮火控制下而不能使用，傅作義在東城東交民巷東邊從北到南拆去民房砍去樹木修建了一個小機場（即現在的東單公園）。徐永昌和我父親所乘美國C-47運輸機即在此降落。父親曾說多虧那位中校駕駛員技術好，沒有沖出跑道。

　　這次傅徐見面，非常具有戲劇性。一方面，在當時那種局勢下，在一個“危城”且是“圍城”中見面，本身已是夠令人觀止了﹔而同時，兩人各自其實都是心照不宣。父親後來給我們講述了兩人見面的一幕：徐永昌完全沒有提任何勸說傅作義隨他到南京去的話，而是遞上蔣介石的信，隻說了一句“我奉命而來”。傅作義也只是打開信草草看了一下，隨即把它放在一邊，招呼徐吃午飯，拿出一瓶陳年山西汾酒。但兩人並未多喝，倒是我父親有機會又喝了不少他最喜歡的酒。席間，兩人談了些幾十年前的老話以及共同朋友的狀況。父親清楚地記得，兩位老友臨別時互道“保重”。傅作義還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後會有期”，徐似是苦笑了一下，並未作答。

　　後來，已是20世紀50年代，曾聽傳言說那時周恩來總理曾與傅作義提及希望能爭取徐永昌脫離蔣介石政府回到人民一邊。但是，據說傅認為徐不像他那樣是個“外系”，而是“京官”，且徐雖對蔣十分不滿，但他是個“講義氣”的人，要他投誠，恐非易事。傅作義覺得難以啟齒。因而此事未推進。這一傳聞是否屬實，今天已無法考証了。

　　徐永昌，字次宸，1887年12月15日出生於山西省崞縣（今原平市）一貧農家庭，僅讀過兩年私塾。10歲左右，父母雙亡。14歲時由一同族長輩送入當地軍營。初做雜役，後成為一名列兵。1910年以後，由於他在軍隊中奮發圖強、自學進取，先後被送入陸軍部將校講習班和陸軍大學學習。1916年完成學業，從此成為一名職業軍人。參加過北伐戰爭，先後在孫嶽、閻錫山、馮玉祥等人手下任職。曾擔任綏遠、河北、山西諸省主席及蔣介石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七七事變後，被任命為軍令部部長。在任八年，為堅持抗戰，殫精竭慮。1945年被指派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赴東京參與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後曾擔任陸軍大學校長。1953年退役，1959年病逝於台灣。

　　由於出身貧民，徐永昌一向關心老百姓生計，待兵如子。他父母雙亡後，無力殯殮，在荒郊野外草草埋葬。升任軍長後，他購置了一塊地，作為徐氏墓地，將父母遺骨遷葬。後任山西省主席時，聽聞貧苦百姓皆買不起墓地埋葬老人，遂將自家墓地改為“平民公墓”，為窮人家去世老人提供入土為安之地。在軍隊中任長官時，他請鄉裡賢人任軍隊教師，教授士兵讀書認字，學習一技之長，以便退伍後得有生計。

　　自青年時代起，徐永昌即堅持寫日記。其中，從1916年徐氏自陸軍大學畢業後始寫到1932年終止的部分，由其友人整理，徐氏自己定名為《求己齋日記》，由北平榮寶齋書局雕版印行。其後，自1933年起至1959年徐氏病危輟筆，前後26年，共三百餘萬字。

　　全部日記均為徐永昌用鉛筆自記。　1995年我訪問美國時，在洛杉磯會見了已在美國定居多年的徐氏長女徐元明女士。因徐陳兩家曾是多年世交，我與徐元明和她的兄妹均很熟悉。

　　一日，徐元明問我是否願意保存她所持有的一套十二大本的《徐永昌日記》。她說：“我的子孫早已成為純粹的美國人。他們對過去的事不感興趣。我爸爸這套日記在我這裡隻能是無人過問，最後，被當成廢紙處理掉。”我當然是求之不得，帶回北京。

　　出於對歷史以及對父親經歷的興趣，我仔細讀了這套日記，瞭解到許多未聞的往事，包括蔣介石政府1949年撤離南京後垂死掙紮，先後在廣州、重慶等地建立“政府”，最終逃往台灣，以及在朝鮮戰爭期間如何寄希望於“第三次世界大戰”而能“光復大陸”等史實記載。

　　在閱讀過程中，我發現日記中前後有多處是我父親的筆跡。想起父親曾告訴我，徐永昌除幾次臥病在床時由徐口授囑他代筆，以及個別處由夫人李西銘女士執筆外，記日記是徐氏終身不輟的習慣。他曾說：“日記不但可以保留自身的經歷，亦可以端正一己之行誼。”此外，從他將自己的早期日記命名為《求己齋日記》這件事也可看出，徐氏是一個有制於自己的人。

　　說徐永昌是一個職業軍人，決不能說他是一個隻知奉命打仗的無頭腦之人。且舉一例：1920年春，徐氏曾在友人的介紹下，閱讀早年無政府主義者克魯鮑特金的書籍文章，進而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也感興趣。他在1920年2月24日的日記中詳細記下了自己當時的認識——

　　“社會主義者總稱也。分而言之則有集產主義、有共產主義。集即產業為眾所集有也。共即產業為眾所共有也。集產共產所導者集在各取所值、共在各取所需。”

　“此等主義在英美等國可以講求之，在猶太印度尤應力求之。”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徐永昌認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某些國家是“可以講求之”或“尤應力求之”的，而且還應看到，他日記中所記下的這些認識是1920年的事，當時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立。而他當時所能認識到的，則是：　　“我國人在今日所當報國者在教育普及、養成有道德有知識的國民，即養成自立的國民也。自立的國民應由國民自省，亦由於政府引導。固毋忘自身，毋忘國家。”

　在當時對世事有這樣的認識，應屬難能可貴，而同時，徐永昌對自己是這樣要求的：　　“有自立的國民，即有自立的政府。國家能自立，民族即未有為人覆滅者。若民族的生存尚在朝不保夕，而亟亟於如何享幸福、如何享安逸，此真不可解者。”（注：以上各段，見《求己齋日記》——《徐永昌日記》第一冊，第418～422頁）　　綜上所述，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徐永昌不僅在抗日戰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他具有平民意識和開明思想，愛國愛民、傾向民主，他是一位希望中國能出現一個和平團結的局面，讓老百姓能過上幸福生活的愛國者。

　　今天，我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對一些歷史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還是需要的。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長卷中，應當有徐永昌的鴻爪留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