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上有一種很快就令人自在輕鬆的豪氣，剛一見面，就感到一股濃烈的江湖氣撲面而來。至今，他那招牌式的不設防笑容和音色粗獷的安徽腔仍栩栩如生，不絕於耳…… 

——一位熟悉包遵信性格的朋友作此描述。

包遵信，這位被人們譽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人物，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道路上，他所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向一代中國青年知識份子普及了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理念，呼喚改革大潮，從而深受當時大學生的喜愛，並影響和改變了整整一代中國年輕人的知識結構和價值取向。

十七大剛結束，面對中國社會，這位曾在中國知識界響噹噹的民主人士和學者也帶著諸多的遺憾和未完成的心願離開了人世。二零零七年十月廿八日傍晚六點，包遵信在北京因大面積腦溢血，醫治無效逝世，享年七十歲。

儘管世界三大通訊社，美國的美聯社、英國的路透社和法國的法新社，都從北京向全世界發出電訊，美國、歐洲、澳洲、港台媒體等也紛紛報導了這一事件。但中國的媒體卻無動於衷。包遵信的去世以及追悼會沒有出現在中國的任何報刊雜誌、電視廣播上。

面對追悼 中共如臨大敵

據路透社報導，「包遵信是一位哲學家，也是中國著名的知識份子、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曾是前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改革派智囊。」

有二百多人參加了包遵信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大紀元）

?參加追悼會的民眾。（大紀元）

中共似乎對包遵信的死如臨大敵。一位知識界知情者透露，追悼會是當局認可的，他們做很多遺體告別的準備工作。但卻突然全國性的封殺打壓，通知不准來，有被勸阻的、抓進派出所的、在家看著不讓出門的、市單位打招呼的，以及路上把你截回來的等等。

十一月三日，包遵信追悼會在東郊殯儀館舉行，中共嚴加戒備，限制或者阻止有關追悼會的參與人士。六四傷殘者齊志勇因試圖瞻仰包遵信遺容，十一月二日被警方帶走。民間維權人士胡佳被嚴密監控，處於軟禁狀態，他們曾前往醫院，但未能如願。

旅居美國華盛頓的觀察網站主編陳奎德寫文章表示：「擁有國家安全部和眾多祕密員警的龐然大物，竟然如此懼怕一介書生，而且是一位故世的、瘦小病弱的書生，這無可爭辯地呈現出了包遵信先生在當代中國的沉甸甸的份量。」

為包遵信先生逝世治喪一事，曾任中南海法律祕書，維權人俞梅蓀連夜被北京警方無故關押在派出所。他在派出所捧著《警察法》大哭，哭著對員警們說：「包先生死了、我死了，都沒關係，但是我們國家的法治死了、政府死了、民族死了、國家死了啊！」 

民心所向 遺願後繼有人

俞梅蓀被放出來後，朋友告訴他追悼會非常隆重，最感動的是有很多年輕的知識份子參加，年輕人喜歡包先生，包先生的遺願就能夠完成了，他所做的一切都能傳承下來。包先生生前如此邊緣和落魄，現在如能睜開眼睛，看一看今天那麼多人送他，他應該很欣慰。

悼念者表示，假如當天不打壓，大概會有五百人參加，前《法學雜誌》主編於浩成和包遵信女兒包媛的發言就是聲音的追悼會，還有這麼多文字的輓聯就是文字的追悼會，打壓之後，還有這麼多人去，出乎意料，說明包的力量所在，民心所向。

北京著名憲政專家張祖樺，從包逝世到開完追悼會，心情非常沉痛，無法從悲痛當中解脫。他說，包勇於擔當、建言、不怕風險，以國家興亡為己任。「失去他的損失不是我個人失去良師益友，我覺得是中國失去了一位傑出的知識份子。」

支持民運 被誣六四黑手

悉知包遵信去世時，嚴家其正在發高燒。在他痛悼包的信中說到：「我覺得，我也要死去一般。一九八九年我和他一起寫了幾篇抨擊鄧小平、李鵬的文章，因為被港台報紙刊出，成了我們『反革命』的『鐵證』，加上我們同時被邀擔任『知識份子聯合會』的總召集人，又同時被社會科學院開除公職和黨籍，使我們的命運連在一起。」

包遵信在書房近照。(俞梅蓀先生提供)

「包遵信去世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好友遍佈兩岸三地和美國，我們為他沉痛哀悼，也望包遵信的夫人王淑齡女士節哀。」

一九八九年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包遵信參與了天安門廣場學生民主運動，他反對政府強行在北京實施戒嚴，並且派軍隊鎮壓學生的民主運動。包遵信因此被中共當局指控為六四「黑手」，判刑五年。

香港記者胡楠在他回憶包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包遵信在八九民運一開始，便全心地表示支持。包說：『就是在這些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偉大精神的鼓舞之下，知識份子才勇敢地投身到運動當中。就算我們站著也要死，躺著也要死，所以我們要站出來。』」

「包遵信的希望是，『學生不肯讓步，政府也不肯讓步，矛盾就要激化了。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走上街頭，可能會使那些堅持學生是搞動亂的人改變念頭。』」

出獄如故 獻身中國民主

三年半的鐵窗生涯，包遵信在監獄裏生命垂危，中共不得不提前釋放他。出獄後，他依然如故，投身中國民主事業，先後出版過關於民主和六四的書籍，並且發起和參與多起聯名維權事件。

張祖樺說，不管知識界還是維權方面，大的公開信、呼籲書、活動啊，絕大部份，包先生都義不容辭、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名字都簽在最前面，在他這個年齡層，是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人了。

一九九六年，包遵信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被稱為橡皮圖章的中國人大通過決議，讓政府官員公佈他們的財產，從而反對普遍存在貪污腐敗現象。

包遵信批評中國缺乏公開的政治辯論，政府權力沒有分立，沒有獨立的司法來對腐敗現象進行制衡。公開信中說，靠政府官員本身的良好願望和道德情操來打擊腐敗，是根本沒有用處的。但據美聯社報導，中共並沒有理睬包遵信的公開信。

堅守良知 悲慘未必不幸

出獄後，包遵信家境很困難，兒女只有十多歲，靠妻子低收入養活一家人，包先生為這個社會工作了一輩子，結果他的養老金卻被剝奪。女兒、女婿說：「他沒有一分錢收入。六十歲的時候，當局給了一張醫療藍卡，但這次搶救時，拿那種卡去，卻沒有錢，卻沒有開通。」

學者劉曉波說，六四後，包遵信成了一個邊緣人。他沒有工作、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在大陸公開發表文字的權利、經常受到專政機關的非法騷擾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在其他人看來的「悲慘」處境，劉曉波認為，對老包本人來說，未必就有多麼不幸。

劉曉波分析說：「因為他所付出的代價不過是一種委曲求全或夾著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他所得到的卻是作為一個知識人的獨立、尊嚴和良知的持守。在這個腐爛得幾乎沒有任何做人的底線的享樂時代，我為老包慶幸，其處境使他成為極少數拒絕同流合污者之一。」

難得居家 女兒最為珍惜

包遵信的女兒包媛回憶，小時候，父親很忙，很少回家。而包遵信出獄後，回到家中的日子，成為最令人難忘的一段時光。他很少外出，很少開會，基本沒有公開的社會活動。

據美國之音報導，包媛說：「每晚，我們都能吃到你做的可口飯菜，你做的紅燒魚很好吃，現在想起還是滿口餘香；晚飯後，您居然還能和我們坐在一起看電視了，特別是作了外公以後。」

包媛深情地說：「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麼風光，但我最最珍惜的還是你在家裏做爸爸的日子。因為這樣的日子，讓女兒感到無比幸福。」

包媛在悼詞中，請爸爸原諒，她沒有繼承包遵信的事業，也祈求父親原諒，她不擅長文字表達。包媛說：「文是小溪，心是大海，溪流當然無法表達大海。無論我的表達多麼蒼白，您都能感到我的心，我對您的愛和懷念，是驚濤拍岸，是海天一色，是最為純潔的藍色！回來吧，回到我的藍色中。」

高風亮節 寬容與人為善

在俞梅蓀的印象中，包遵信不修邊幅，穿著隨意，他的衣服都是最廉價的，打扮都是低層社會的，像個老工人或中學的門衛，但他一發言，就是一個大學問家。

他甚麼派頭都沒有，他就是一個普通人的樣子，說話很通俗易懂，沒有很高深的理論，卻意義深遠，每跟他聊天或看他的文章，都能感受到他的激情，理想主義和對民主法治與社會進步的嚮往，給人一種力量。

於浩成老先生給包的輓聯裏，讚歎他寬容的精神，與人為善。張祖樺回憶，小兄弟或晚輩、學生，大家說甚麼，他都耐心傾聽，跟他相處有四、五百次不止，從來沒有看過他對別人發火。

歲數大的人，和他觀點不一，平時沒有來往，但聽到別人生病住院，不顧自己的身體，說是老前輩，也要去看看，這些我都看到非常多，與人為善、善莫大焉、大仁大義，他具有現代知識份子的高風亮節。

主編叢書 指引走向未來

上世紀八十年初，包遵信（左一）、劉賓雁（中）、王若水（右二）。(俞梅蓀先生提供)

據悉八十年代，人們經常可以看到黑瘦的包遵信，手裏提著一隻黑舊的皮包，為了追求自由和改革開放的理念，背著書到處去宣傳他的新思想，馬不停蹄地從這裏跑到那裏，有時一天要主持好幾個座談會。

俞梅蓀說，文革剛結束沒多久，國家開始百廢待興，多年的閉關鎖國，人們的思想僵化。包先生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引進了國外先進民主、法治、管理、人性、人權等等社會科學方面的全方位新思想，是全新的文化啟蒙。在當時的影響非常之大，那時年輕人都讀了這些書，接受這種普世的人文思想。直到現在，年輕人只要接觸到此書，仍被其理性主義所深深感召，他影響著幾代人啊！

「他是我的同行，更是我的師長。本來，他應該一直活躍在中國思想界最前沿，卻被人為埋沒。」俞梅蓀表示：「但實際上是埋沒不了的，時間的風最終會吹盡他名字上的塵土，還他真容。願他安息在他永久的故鄉。」

二零零五年，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成員的包遵信獲得「赫爾曼－哈米特」受迫害作家獎。這個獎是由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組織「人權觀察」評選和頒發的，旨在獎勵那些因為堅持言論自由而受到政府政治迫害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