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武 龍從軍

　　趙德義

　　這是警方拍攝的張芝敏指認現場圖，但張稱她當年只是被帶去村小學拍了幾張照片“也沒說是為啥”。

　十幾年後，張芝敏才得知自己成了“輪奸”案的“受害人”，她稱自己當年從未報過案，筆錄所載也非她所言。

　　三個年輕人，因一樁在談“婚事”，被告“輪奸”。分別判處無期、15年和8年徒刑。盡管庭審筆錄上，三人均稱遭遇了毆打逼供；定罪證據只有一張並不明確的婦科檢驗報告和半截褲腰帶。

　　而“死亡威脅”也經由派出所傳遞至“受害者”家，女孩匆匆遠嫁他鄉。

　　14年後，女孩第一次回家，方得知，自己喜歡的男孩和他的朋友們曾“輪奸過”自己！

　　青春不再，人生被撕裂，這場“輪奸”案饋贈給他們的分別是︰牢獄之苦和不幸婚姻。

　　當年的漏洞百出，在中國偏遠的鄉村，制造了一出“子虛烏有”的“輪奸”案。也因糾錯程序的遲緩，18年後，正義依然沒有實現。

　　當40歲的王坤武頂著　亮的光頭回到村子里的時候，已經沒有幾個人認得他了。那個長發披肩、青蔥俊秀的年輕小伙兒，如今臉上刻滿愁苦蒼邃的皺紋。青春如披肩長發般去而不返，唯有怯怯的笑容，依稀勾起往昔舊憶。

　　換作上世紀90年代初，可不是這個樣子。在貴州織金縣那個叫做大窯子的逼仄山村里，初中畢業的他稱不上出類拔萃，但也是個體面的文化人。若不是身陷一樁猝不及防的“輪奸”案，這種態勢很可能延續至今。

　　21歲，無期徒刑，命運轉瞬凋零。

　　最終，在鐵窗中挨過18年禁錮後，王坤武于去年3月重獲新生。從一開始，他就否認對自己的所有指控，這也是那兩個苦命“同犯”的心聲，無數次無果的申訴，也自獄中延至監外。另一方面，除去案卷中重重疑點，當年一度不知所終的“受害人”，也現身還原諸如“多年後方知被‘強奸’”等內情。她也在為清白正名。

　　撕裂的人生固然無法愈合，但錯誤必須得到糾正——— 他們都覺得現在是時候了。

　　　由“拐賣”到“輪奸”

　　1992年11月12日，畢節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本案，當庭宣判。當日下發的《刑事裁定書》認定，三被告“施用暴力，輪奸少女，其行為均已構成強奸罪”，且“三被告認罪態度不好，應從重懲處”

　　去往野貓寨的路跟20年前幾乎沒有什麼不同。幾經改造，它仍是一條繞山盤旋的土路。坑窪、顛簸，間或路過的農用三輪車會佔據道路的全部，順便揚起一場惱人的塵沙。

　　1992年6月19日上午10點左右，五個年輕的身影出現在這條路上。他們是男青年王坤武、趙德義、龍從軍，少女張芝敏和她的妹妹。三男二女，一路嬉笑，慢慢將野貓寨拋在身後。路的盡頭是一個叫做普翁鄉的集鎮，這天是周五，照例集市開張。

　　兩個小時之後，置辦妥當的年輕人來到普翁烤煙場路口。下一站，是臨近的牛場鎮長沖村，也是他們此行的目的地。不過，他們並沒能跨過這個岔路口。

　　幾個民警出現在他們面前。“跟我們走一趟”，民警拍了拍走在最前面的王坤武，那個長發披肩的小伙兒。緊隨的趙德義跟了上去，年輕人愛湊熱鬧，何況帶走的還是自己的朋友。

　　在另一街口張望找人的龍從軍也很快與他們在派出所里會合。

　　進了派出所，客氣不再。被告知涉嫌“拐賣人口”之後，銬起、審訊，提取口供。到晚上七八點，罪名由“拐賣”改為“輪奸”。“不承認，打；還不承認，吊起再打”———19年後，已不再年輕的三個人記憶猶新。

　　到20日凌晨，多份承認“輪奸”的筆錄已經擺在普翁鄉派出所的桌面上。案情重大。很快移交織金縣公安局預審科。7月1日，織金縣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送抵畢節地區人民檢察院。

　　罪名︰輪奸。“且三被告認罪態度不好，應從重懲處。”

　　由于通訊不暢，三個年輕人的父母都是在當晚才知曉兒子被抓的消息，但卻不知“所為何事”。這也成了未來幾個月的持續狀態。因為消息閉塞，他們甚至沒有為兒子尋求法律幫助。

　　帶頭抓捕的人叫做金開明，時任普翁鄉綜治辦主任，野貓寨人。趙德義的父親趙文宣記得，當晚曾找過金開明詢問情況，被告知︰沒事，明天就放回來了。第二天再問，“情況嚴重，已經送到縣里了。”

　　1992年11月12日，畢節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本案，當庭宣判。當日下發的《刑事判決書》(刑字第135號)認定，三被告“施用暴力，輪奸少女，其行為均已構成強奸罪”，“三被告認罪態度不好，應從重懲處”。

　　王坤武被判處無期徒刑，趙德義與龍從軍分領15年與8年有期徒刑。趙德義一審後提請上訴，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在1993年4月7日下發(1993)黔刑終字第39號刑事裁定書稱︰上訴無理，予以駁回。

　　王坤武與龍從軍並未上訴。“當時听說上訴無用，不如在獄中申訴”。後來，王坤武在獄中申訴15年，坐滿18年零3個月後，釋放回家。趙德義與龍從軍實際服刑為13年和6年。

　　　　不知情的“受害人” 

　　遠嫁安徽的張芝敏正是卷宗中“輪奸”案的受害人，14年後，當她知道當年那個自己“很喜歡”的男孩和他的朋友們因“輪奸”她而被判刑時，嚇了一大跳

　　差不多就在畢節檢察院起訴王坤武等三人的時候，千里之外的安徽省濉溪縣南坪鎮蔡圩莊迎來一身風塵的四人。為首的是一名中年男子，末了緊跟一個神色憔悴的女孩兒。

　　他們投親而來，確切說應是在為女孩兒尋找婆家。

　　一個月後，女孩兒與當地男子蔡仕民結婚。她16歲，他31歲。在新的身份下，女孩兒很快成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在這個“比老家還窮”的地方落戶生根。

　　如果沒有14年後的第一次回家省親，她基于貧苦生活的隱忍只是哀嘆命運的不公。女孩兒叫張芝敏，貴州織金縣野貓寨人。她的另一身份，正是在卷宗中王坤武等三人“輪奸”案的受害人。

　　彼時她並不清楚這些，或者說並不明晰自己是一樁“輪奸”案的苦主。在她的記憶里，當一行人抵達普翁卷煙廠路口時，她被人喊去幫哥哥背肥料，曾短暫地離開10分鐘左右，再回來，年輕的男孩們蹤影全無。隨後她被帶到派出所，問了些話，“摁了幾個手印，就回家了。”

　　同來安徽的，有她的二哥張芝雲，當年19歲。他說，匆匆帶妹妹遠嫁安徽，是因為當時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脅。這份據說來自王坤武等三人的死亡威脅經由派出所傳遞至張家︰“那三個人出來，要砍死她(張芝敏)”。

　　當時走得如此匆忙，甚至于沒有向父親道別。那是6月末的一天上午，張芝敏正在自己的包谷地里干活，二哥拽起她就走，“身上的衣服都沒有換，直接趕來了安徽。”再回故里，已是14年後。

　　現在，那份無法對證的傳言讓張芝敏開始重新審視生活。記憶的碎片重新在腦海中集結。原本的生活不該是這樣的，她一點也不喜歡大自己15歲的丈夫，從來也沒有喜歡過。

　　記得那個時候，她本來是要跟龍從軍回家，他高大、英俊，“真的很喜歡”。那一天在集市上，他還給她買了一身衣服，一雙鞋，還有時髦的絲襪，下午本來也是要跟他去那在牛場鎮長沖村的家。

　　“他們為什麼要殺我呢？王?叔(王坤武小名)跟趙四哥(趙德義)正是我跟龍從軍的媒人，他們怎麼又‘輪奸’了我？”19年後，在安徽蔡圩莊北隊那間衰敗破舊的瓦房里，35歲的張芝敏一臉的疑惑。

　　回溯當年，張芝敏只記得，金開明與民警鄧忠興說帶她到縣城里去看“服刑中的大哥”，大哥未見到，卻是到醫院做了婦科檢查，並在村小學拍了幾張照片，“也沒說是為啥”。

　　張芝雲也是從安徽回來後，口耳相傳，才隱約得知妹妹“遭到輪奸”。他並不相信這個說法，他自認跟王坤武也是要好的朋友，當時王被抓，在派出所還給他送過水喝呢！更何況，他們被抓後，警察僅有一次來到他家，不過是搜查“是否藏有管制刀、槍”。

　　2006年，張芝敏遠嫁後第一次返家。趙德義的母親李鴻飛小心翼翼問起往事，驚得張芝敏半天無語。這個遠嫁他鄉的女孩兒這才知曉，14年前，那個“真的很喜歡”的男孩和他的朋友們“輪奸過”她！

　　她迅速與趙文宣到織金縣司法局說明緣由，並留下聯系方式。只是，那個期望中的來自司法局的電話始終未至。

　　　　誰是報案者？

　　檢索卷宗，並未找到當時的報案記錄。當年參與偵辦此案的普翁鄉派出所民警楊赤記得，張芝敏並非報案人，案情最早由綜治辦主任金開明向所長劉應舉轉述，劉再派人抓捕。張芝敏亦稱自己當年從未報過案，筆錄所載非她所言

　　最初被帶進派出所的時候，沒有人被戴上手銬。三個年輕人甚至覺得有些莫名其妙。

　　很快，他們被要求交代“拐賣人口”的情況。由于貧苦與閉塞，人口販賣沉痾難治，這在上世紀90年代初，幾乎是貴州等地的通病。當地警方資料顯示，僅在織金縣普翁鄉，就曾出現一個17戶的村民小組，11戶人家參與販賣人口的現象。

　　普翁鄉派出所《破案報告》稱，1992年6月19日13時許，新峰鄉野貓子寨少女張芝敏報案︰趙德義、王坤武、龍從軍企圖將其綁架拐賣到外省。聞報後我所立即出動將三人抓獲。

　　檢索卷宗，並未找到當時的報案記錄。查閱1992年6月19日的張芝敏筆錄，也未見被拐賣的陳述。參與偵辦此案的普翁鄉派出所民警楊赤(現已去職)記得，張芝敏並非報案人。他說，案情最早由綜治辦主任金開明向所長劉應舉轉述，劉再派人抓捕。

　　這個說法得到了金開明的正面回應。但他強調，張芝敏先是向其闡明被拐賣，派出所間接獲得信息，抓捕嫌犯後再向張芝敏求證。現年63歲的金開明，退休，在貴陽郊區女兒家經營便利店。

　　時任普翁鄉派出所所長劉應舉則表示，受當時辦案條件與水平所限，紕漏在所難免，“但並不妨礙案件在法定程序下偵破”。他現任織金縣交警大隊副大隊長，當年是此案的主要偵辦人。

　　卷宗里，張芝敏的筆錄共計四份，在6月20日之後的三份筆錄中，有關于拐賣及“被輪奸”的陳述。張芝敏並不識字，2010年5月20日，當逐一听完四份筆錄的誦讀後，她面色蒼白，隨即放聲大哭。

　　她覺得自己清白受辱，也為王?叔、趙四哥，以及曾經喜愛的龍從軍難過。她說，自己從未報過案，筆錄所載非她所言，在派出所唯一做的，就是按照要求摁上手印。

　　“一個好端端的對象沒談成，咋還成了輪奸？”她哭。

　　從王坤武等三人筆錄上看，19日下午警方的提審以“如何拐賣”為主，至19日凌晨轉變為針對“如何輪奸”的詢問。按照楊赤的說法，這其中金開明作用甚大︰從拐賣到輪奸，均是金開明首先向警方說明。

　　對此，金開明予以否認。作為綜治辦主任，主要分管轄區內民事糾紛，涉及刑事案件，“就只是派出所的偵辦”。他同時否認的還有，他沒有動過拐賣張芝敏的念頭，更不是傳言的“被搶了生意而進行報復”。

　　這個說法一度在野貓寨流傳甚盛。金開明解釋，是他的一個舅子曾參與人口拐賣，與他無關。他自己是曾帶過一個本地女孩兒遠嫁江甦，對方給了他3000元錢作為報酬，“那是介紹費，跟拐賣扯不上。”

　　這一切都讓張芝敏對當年的遠嫁產生強烈質疑。其實她在安徽舉目無親，當年帶她過來的中年男子是金開亮———金開明的二弟，野貓寨新峰村村支書。她記得夫家曾給金開亮3600元，這得到蔡仕民的證實。而張芝敏的二哥張芝雲則說自己只從金開亮那里拿到1000元。

　　婚後很長一段時間，夫家對張芝敏看管嚴厲，幾乎寸步不離。蔡仕民說，自己家里窮，年紀又大，本來就娶不到媳婦，“的確擔心她逃走”。張芝敏14年後的第一次回家，也是在蔡仕民外出打工期間得以成行。

　　王坤武等最終被連夜突審。6月20日上午，王坤武等人被轉至織金縣公安局，由預審科繼續提審，“拐賣”一說不再被提及。此後的筆錄中，王坤武等人對于“輪奸”予以承認，只在具體細節上有出入。

　　案件隨後移交織金縣檢察院，再轉交畢節地區檢察院，當年7月1日被提起公訴，同年11月12日一審宣判。

　　　此情成追憶

　　龍從軍喜歡上了少女張芝敏，張芝敏也喜歡這個又高又帥的“格子衫”；龍從軍托好朋友王?叔牽線，王?叔找到了與姑娘同村的趙德義，這事就這麼搭上了。但在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與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中均認定︰與張芝敏“談婚”，正是王坤武人等“共謀強奸的幌子”

　　龍從軍被抓的那天，是張芝敏和他的第四次見面。她始終是記得他的。

　　第一次見面應該是那年5月初或稍晚些時候吧。當時她正抱著一只雞在集市上叫賣，同村的趙四哥帶著兩個陌生的小伙子來到她的面前，打個招呼，算是認識了。

　　那個穿格子衫的讓她印象深刻，她還不知道他叫龍從軍。沒幾日，趙四哥找上門，說那天見過的小伙子中有人想跟她“處對象”，穿格子衫。她沒說啥，微笑著點點頭。

　　其實當時她有婆家，沙沖薛家。她見過薛家的人，也去過他的家，不滿意。牽線的是村上喊做“大姑媽”的人，金開明的親姐姐。婚姻的事，她沒有太大的發言權，父母定了就是了。

　　少女時代的張芝敏始終生活在不幸之中。除了習以為常的貧窮，她幾乎沒有品嘗到母愛，家里只有耳聾到無法溝通的父親，跟同樣年輕的二哥。正如張芝雲後來所說，當年他也只有19歲，什麼都不懂。

　　“格子衫”又高又帥，讓人無法拒絕。她決定做一次有主見的人。問題只有一個，薛家已經給過100元的彩禮錢，要退親，這錢得先還。于是她跟龍從軍有了第二次見面，地點是新峰村民辦小學，趙德義是這里的代課老師。

　　龍從軍當場答應去找錢。那次在集市上見到她，就喜歡上了。他托好朋友王?叔牽線，王?叔找到了與姑娘同村的趙德義，這事就這麼搭上了。

　　他家也沒錢。跟父母、哥哥商量，家里最值錢就是那頭大肥豬了，它最終也不負眾望地換回290元。第三次與姑娘見面，他帶了其中的200元。100元給姑娘退還薛家的禮金，剩下的給姑娘買身新衣。

　　這次見面的時間是1992年6月18日晚，地點依然新峰村民辦小學。龍從軍與王坤武大概是晚上7點趕到野貓寨趙德義家中，晚飯後，趙喊來張芝敏，商量退親薛家以及第二天到龍家的事宜。如果龍家不是特別的令人失望，這事基本就定了。

　　還記得，當時龍從軍為她買的是一雙白色球鞋、一套藍色西裝套裝，一雙肉色絲襪。都是親手挑的，很喜歡，卻從未能親身穿上。在後來的警方偵查中，這些都被作為該案的證據封存。

　　她耿懷至今。

　　在織金縣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中，上述事實得到認定。在畢節地區、貴州省兩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中，此事亦有陳述。法院最終認定，與少女張芝敏“談婚”，正是王坤武人等“共謀強奸的幌子”。

　　這次見面也被認定為案發起承點。

　　織金縣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是這樣描述的︰1992年6月18日，被告人王坤武、趙德義以介紹被告人龍從軍與野貓寨少女張芝敏談婚為幌子，將張芝敏騙到新峰村民辦小學後，于當晚11時左右，在教室內的課桌上，將其強奸(已遂)。

　　畢節地區人民檢察院與法院則提供了更為充實的細節——— 一審判決書中稱，王坤武等三人施用暴力，首先由王坤武強行扯斷張的褲帶，脫掉褲子，對張進行強奸，隨後互相幫忙，由趙德義、龍從軍先後對其進行輪奸。

　　　口供定罪？ 

　　王坤武、趙德義與龍從軍均表示，認罪供述是被“打得要死”後亂編的。律師認為關鍵證據未有審查，只是雙方供述及證人證言。而根據當時審判筆錄，庭審中並無質證環節，三被告全部當庭翻供，強調“派出所逼供”，要求法院重新調查，但未被采納。案件當庭宣判

　　是這樣麼？

　　一部分筆錄是這樣記載的。王坤武承認是始作俑者，並確定三人實施犯罪的先後順序；趙德義則說，“如果他們說我得做我就得做，如果說我沒有得做就沒有得做，你們唱(說)做都行。”

　　龍從軍的陳述一度讓警察費解———王坤武說要與姑娘發生關系，他回答，“隨你們，只要有本事”，並且讓王坤武第一個來。警察問︰你們在談戀愛，為何不阻止還參與輪奸？他答︰當時只想他們做不做，我自己為什麼參與現在說不清了。糊里糊涂就做了。

　　面對這些供述，王坤武、趙德義與龍從軍均表示，這是被“打得要死”後亂編的。他們的共同回憶是，在被木棍、火鉗以及槍托的輪番錘煉過程中，也被屢次告知“警察打死人不償命”。

　　楊赤承認，他曾在派出所放有一把氣槍，鐵質槍托就是打人打爛的。他也承認王坤武等人“遭過打”。劉應舉反對這種說法，“他(楊赤)是因為違反紀律後來被辭退，他的話可信度有多少？”

　　所有的筆錄中，張芝敏均未叫喊。警察注意到了這個細節，筆錄中記載的答案是，因為受到了“喊就殺死你”的語言威脅。她說，之後，確定第二天一起去龍從軍家看看，大家就回家去睡覺了。

　　在王坤武等人的筆錄中，張芝敏是有叫喊的———“鬼扯你，你不要臉”“不要肇，不要肇(原文如此)”。

　　新峰村民辦小學早已坍塌，原址被嶄新的水泥房覆蓋。這是處于野貓寨正中的一個位置，對面的當時是村部辦公室。織金縣公安局現場勘查記載，村小坐北向南，東面5米處是金開亮家圈房，東南15米是金開亮家住房，西南面5米是金開正家住房，南面7米是村路。

　　村民都說，這是一個“咳嗽一聲半個村子听得到的地方”。但在那晚，村小里傳出的呼喊聲，似乎被全村輕易地錯過了。

　　卷宗里有所記載的物證共兩份。一份是半截被扯斷的布帶，另一份是6月20日張芝敏在織金縣保健站做的婦科檢查。後者顯示，處女膜5點鐘處有一小血口子，陰道口1到2厘米處有1厘米血口子，整個陰道壁充血，宮頸處有陳舊性血性分泌物，余無特殊發現。

　　趙德義等人曾要求警方做精液檢查，這在筆錄上有記載，但在卷宗里無體現。律師周立太說，張芝敏的褲子作為關鍵證據未有審查，更沒有提取犯罪人留下的體液等遺留物，只是出具一個沒有多大證明力的褲帶，所有的證據都只是受害人陳述和被告人供述及證人證言。

　　織金縣檢察院起訴科李永清說，當時情況下，有口供，有物證，起訴足夠。特別是“整個陰道壁充血”，是最主要的證據。“已經很不錯，當時很多案子僅有口供的”。當年他負責此案審查，現已退休。

　　根據1992年11月12日畢節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筆錄，庭審中並無質證環節。王坤武等三人全部當庭翻供，否認控罪，強調“是在派出所硬打逼供”，要求法院重新調查，但未被采納。案件當庭宣判。

　　　漫漫申訴路

　　2010年7月，王坤武、趙德義與張芝敏分別到貴州省人民檢察院、法院以及人大申訴。今年5月底，上述部門回復︰“請回去等待消息”

　　宣判之後，王坤武與龍從軍未上訴，開始服刑。趙德義在上訴失敗後開始鐵窗生活。

　　由于不識字，龍從軍整個服刑期間均未進行申訴。具有初中文化的王坤武與趙德義開始漫漫申訴之路。從1993年到2008年間，王坤武保持著每兩個月申訴一次的頻率，並堅持了15年。

　　2008年轉入新的監獄服刑，由于勞動量巨大而作罷。王坤武現在寫得一手好字，他覺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獄中練就的。

　　王坤武的母親甦後群現在仍住在老舊的泥草房內，她幸運地等到了兒子回來的一天。但身強力壯的父親卻在這里遺憾地閉上雙眼。王坤武清晰地記得，2006年初，病入膏肓的老父顫巍巍走來，“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來看你了，好好照看自己。”

　　三個月後，一語成讖。

　　甦後群覺得，老伴的身體是為兒子拖垮的。王坤武在獄中申訴的同時，父母在外面也拼盡了全力。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兒子身上。只要有錢，不是送給獄中的兒子，就是托人私下打點詢問。

　　家里的牛、雞是能賣就賣的。一些人也會主動找上門來，在暗示可以幫忙之後，帶走家里僅有的錢或者尚未賣出的雞等。

　　出獄後，申訴更是成了王坤武生活的重心。張芝敏的加入，一度讓他充滿信心。但至少從目前的結果來看，曾經的預期過于樂觀。

　　2006年張芝敏回到老家之後，與趙德義父親到織金縣司法局陳述情況，對方並未記錄，最新的情況是“會向上一級部門反映”；2010年7月，王坤武、趙德義與張芝敏分別到貴州省人民檢察院、法院以及人大申訴，材料得到受理，今年5月底，上述部門回復“請回去等待消息”。

　　去年8月和今年3月，王坤武同律師兩次向貴州省高院遞交申訴書，在今年5月31日的再次詢問中，王坤武被告知︰高院審判監督庭並未收到相關訴狀，請再提交一次。

　　他們也在向當時辦案的警察尋求真相。名字在詢問筆錄上多次出現的鄧忠興，現在仍是普翁鄉派出所民警，他說已經記不得當時的情況。“具體的，當時的所長劉應舉跟副所長趙昌學最清楚。”

　　趙昌學現在是織金縣禁毒大隊的大隊長。5月25日下午，當弄清來意，在認真看過所有卷宗後，他說，“這個事情記不清了，有情況向司法部門反映吧”。之後，關門謝客。

　　同樣記不清的還有劉應舉。不過，他覺得不管案件結果如何，派出所作為最基層的辦案單元，上面有預審科，有公安局把關，他們在做完偵查後就不再參與，“這是一個系統的運作，不是說由哪個單體來承擔責任。”

　　撕裂的人生

　　出獄後的世界已經超出他的想象範疇。就像一個迷茫的失航者，一頭扎進了陌生的新世界。經常哭，他覺得自己要完蛋了

　　龍從軍是最早出獄的那一個。1998年的世界已經與當初迥然不同，但他依然選擇長期窩在家里。

　　“強奸犯”是一個讓人難以抬頭的壞名聲，為此他在5年後才在異鄉娶到媳婦。這是農村的大事。他最終在安順市做了倒插門的女婿，妻子是一個寡婦，帶有兩個小孩。

　　現在，他正在為修建房子而苦惱，即便是5萬元的水泥房，也因資金的短缺而無法竣工。此前，他已經借債2萬元。他從未出門打工，一直農耕為主，有時他也會想起張芝敏，搖頭，苦笑。

　　張芝敏當然記得龍從軍。這個一直在不幸婚姻中打轉的女人，盡管只有35歲，頭發卻已經變得花白，　黑的臉龐盡顯滄桑。她也在為建房而苦惱。幾天前剛借了2萬元的高利貸，一分五的利息。

　　她至今仍住在19年前嫁過來時的舊房子里，家徒四壁的磚瓦房，一件舊時衣櫃將臥室與廚房隔開，里面是緊挨著的兩張床，一張夫妻倆睡，一張給15歲的兒子。17歲的女兒打工回家，也要擠在這里。

　　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連睡覺的床都沒有，還欠了幾千元的外債。婆婆對她非常不好，丈夫、兄弟、弟媳總喊她是“蠻子”，吵架的時候會動手打她。她跑過幾次，都被抓了回來，又打又罵。最後連趕集都不讓去了。

　　把房子給孩子修好了再離開吧。現在的房子沒法再住了，夾在鄰居寬敞的樓房中間，破舊、衰敗，像一件塵封的老古董。都是為了孩子，很小的時候自己的母親就走了，缺乏母愛的滋味，她懂。

　　趙德義出獄的時候已經36歲，這個當初的民辦教師突然發覺自己一無是處，連手機都不會用。在家里只待了兩個月，沒錢沒吃的，只能打工，做的是那種毫無技術含量的體力活。

　　本來，他是跟當年的同班同學處對象的，被抓後，也就斷了聯系。出獄後也找過兩個女朋友。一個是家里介紹的二婚女人，40歲，不能生育，在一起兩年後分開。

　　現在的老婆帶著兩個孩子，跟他是三婚了。跟著他在浙江打工，每個月2000多元的收入，勉強果腹。他是申訴中比較積極的那一個，只是金錢上的困頓，正在吞噬著他的積極性。

　　作為“主犯”，王坤武出獄最晚。此時的世界已經超出他的想象範疇。家鄉的泥草房幾乎消失不見，城市里更是繁華無限。一個人出門，不敢走路乘車；住賓館，會用洗手液來漱口；200元的褲子也要驚訝上半天，那是一頭豬的價錢吶！

　　就像一個迷茫的失航者，一頭扎進了陌生的新世界。經常哭，他覺得自己要完蛋了。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妹妹的撮合下，他在上個月也成了家。妻子帶有兩個孩子，都已經長大，不過答應再給他生一個。從20歲到40歲，在獄中度過了最好的年華。他不再躊躇滿志，只是希望，有生之年能給自己討回清白。

史海︰紅軍長征後留在中央甦區的女人們結局如何(圖) 檔案春秋

核心提示︰1934年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僅有30位女性隨軍，其余女干部、女戰士和家屬則全部留在了甦區。對留下者而言，等待她們的無疑便是磨難、抗爭、等待乃至犧牲。本文講述的，正是來自全國著名烈士縣、將軍縣、甦區模範縣——江西省興國縣有關她們的故事。

本文摘自︰《檔案春秋》 2009年08期，作者︰顏梅生，原題︰《紅軍留下的女人們》

1934年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僅有30位女性隨軍，其余女干部、女戰士和家屬則全部留在了甦區。對留下者而言，等待她們的無疑便是磨難、抗爭、等待乃至犧牲。她們中，有的為了一句承諾，守望終生；有的未來得及留下姓名便戰死沙場；有的不幸被捕，在獄中忍受嚴刑拷打乃至槍決；有的乞討度日但堅守信念；有的千里迢迢尋找部隊……本文講述的，正是來自全國著名烈士縣、將軍縣、甦區模範縣——江西省興國縣有關她們的故事。

“守望七十年”的池煜華

2005年4月24日8時30分，在江西省興國縣茶園鄉教富村里，真誠守望丈夫七十余載的紅軍遺孀池煜華，帶著對丈夫的深情眷戀走完了95歲的人生歷程。

在此之前，池煜華堅定信念、痴情守望的感人事跡早已引起了強烈反響，《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江西日報》、江西電視台、《贛南日報》等媒體均作過專題報道。2003年，以她的故事為題材的紀錄片《老鏡子》還一舉獲得第21屆中國電視金鷹獎。2005年3月，中央電視台《走遍中國》攝制組再次以《興國記憶》為題，聚焦了這位老人。

池煜華的丈夫叫李才蓮。李才蓮于1927年參加農民協會，1928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參加興國暴動。歷任少共上猶中心縣委書記、少共廣昌中心縣委書記、江西省兒童局書記、少共江西省委書記、少共福建建寧中心縣委書記、少先隊中央總隊長等職。193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分局成立時有項英、陳毅、瞿秋白等五位委員，後增補鄧子恢、譚震林、毛澤覃、李才蓮等七人為委員。李才蓮時年僅20歲，還兼任少共中央分局書記，是紅軍隊伍中文武雙全的干將，當時已與項英、陳毅等齊名。

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機會，這個故事將永遠被塵封。

1983年3月，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重走長征路，並陸續采訪楊尚昆、胡耀邦、聶榮臻、張愛萍、康克清、陳丕顯、伍修權等黨的領導人和紅軍高級將領及遺孀，完成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書中寫到︰“1935年2月間，中央甦區全部喪失。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機關和紅24師等紅軍部隊，全部被國民黨軍隊四面包圍在于都南部這一狹小地區內。2月下旬，紅軍分九路突圍。瞿秋白、何叔衡、賀昌、李才蓮、毛澤覃、古柏、劉伯堅……一大批黨的高級干部都在突圍中英勇犧牲，有的下落不明。”“死者的名單就是革命運動的名人錄。……粵贛邊區軍事領導人李才蓮也被殺害，但是沒人知道是什麼時候和怎樣遇害的……”電就是說，紅軍長征後，中共中央分局12名委員中，只有李才蓮沒人知道是什麼時候、怎樣遇害的！後經中央、地方黨政軍部門多方派員、多年調查核實，在查清了李才蓮犧牲經過的同時，也才知道︰李才蓮的妻子池煜華還健在。

1920年，9歲的池煜華嫁給6歲的李才蓮當童養媳。李才蓮隨後進了村小讀書。在老師的帶領下，李才蓮秘密參加了革命活動。1929年春節前夕，年僅15歲但已是共青團江西省委書記的李才蓮在祖母操持下，與池煜華圓房。圓房後池煜華才知道丈夫是共產黨的“大官”，但第三天即大年初二一早，李才蓮便要告別蜜月中的妻子。池煜華心中雖有千個不願，但為了丈夫的理想，只好含淚揮手。

丈夫走後，池煜華也參加了革命，並歷任中共楊殷縣委的巡視員、中共熬原區執行委員會婦女部長等職。

其間，李才蓮有幾次從千里之外轉戰到興國縣後，曾去信約池煜華趕到興國縣城相聚，可惜由于交通、通訊不便等原因，池煜華收信後，早已過了約會時間而未能如願。

三年後，即第四次反“圍剿”勝利時，池煜華終于打听到了丈夫的消息，她禁不住內心的激動與思念，步行數百里，來到寧都縣看望李才蓮，並先後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李富春、蔡暢等中共高級領導人。毛澤東告訴池煜華︰李才蓮經常在《紅星報》、《青年實話》等刊物發表文章，特別是《青年實話》幾乎每期都有。我過去總覺得李才蓮長得文質彬彬，讀過書，有文化，能說會寫，組織能力又強，辦事果斷有魄力，還有一定的經濟頭腦，不是出身地主，就是出身富農。直到看見你一身補了又補的衣服，一雙長滿老繭的手，我才相信他確實是窮苦人家出身。第五天，李才蓮出于工作需要，婉轉地要求池煜華︰“帶著家屬干革命不方便，你還是回老家干支前工作好。”剛見面又要分別，池煜華不禁眼淚汪汪。時任江西省委書記的李富春獲悉，為能使李才蓮夫妻有更多的團聚機會，決定調池煜華到甦區政府土地局工作，並由蔡暢在一張中共江西省委的便箋上親筆寫下了調令。也許是有預感，待池煜華動身前往興國辦理調動手續時，李才蓮對池煜華說︰“戰爭時期，消息不很確定，如果有人說我死了，千萬不要相信，記住，等著我！”池煜華堅定地點了點頭。

沒想到，這竟成了永別。

由于那時興國縣境內流行瘟疫，且缺醫少藥，回家辦理調動手續的池煜華不幸染病，長時間臥床不起。到1934年，僅李才蓮的弟妹便死了5人，整個家族也有12人得病，死去11人。池煜華雖大難不死，但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力紅軍已經被迫長征。紅軍長征前夕，李才蓮因布置撤退曾經回到興國縣城。雖然形勢萬分緊急，但李才蓮念及夫妻之情，曾匆匆捎信要池煜華在一周內來興國城，並明確告誡︰“估計一周後白軍將佔領興國縣城，你就不要來興國縣城了。”只可惜又一次陰差陽錯，這封信幾經周轉，到池煜華手中時早已過了一周，彼此失之交臂，這也成了李才蓮寫給池煜華的最後一封信，並被池煜華保存了一輩子。

事後，池煜華雖不敢去興國縣城，但她四處打听李才蓮的下落。有人說李才蓮隨紅軍走了，也有人說李才蓮已戰死在瑞金銅缽山。“活著，我要見人；死了，我要見尸。”池煜華想起丈夫不要輕信流言的告誡，決定去瑞金尋找丈夫。她一路乞討，來到銅缽山區，找了一天又一天，卻沒有任何結果。後池煜華只要得到相關消息，不管再遠、再累也要去尋找丈夫。一次，她听說游擊隊在與敵軍打仗，便冒著危險趕了過去。見到滿地血肉模糊的尸體，不顧一切地撲上去，一具一具地翻看，直到沒有看到李才蓮才松了一口氣。池煜華前後歷時一年，歷經萬里，幾乎尋遍了整個贛南山區。許多好心的失散紅軍、游擊隊員，見池煜華如此執著，如此痴情，只好騙她︰“李才蓮書記從銅缽山突圍出來，追紅軍主力去了。”池煜華遂回到家中，重新翻蓋好已被敵人燒毀的土坯房，開始了漫長的守候。

當時，贛南各縣到處張貼著一份內容大致相同的懸賞布告︰誰獲得共匪首犯項英、陳毅、李才蓮……其中一顆人頭，即可持人頭到縣剿匪總部領取5000塊銀元的獎金。因此，不僅池煜華家經常有人窺視，企圖抓獲李才蓮，甚至有人干脆打起了池煜華的主意，想把池煜華以45塊銀元賣了。池煜華一再反抗並聲稱︰“你們敢賣我，我就當場死給你們看！才蓮總有一天會回來找你們算賬，為我報仇的！”

此後近70年里，池煜華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照著一面小方鏡子——李才蓮送給她的唯一禮物梳洗，因為她要給突然出現的丈夫一個干淨整潔的形象。她也常常站在高高的門檻上倚門觀望，希望能盡早看到丈夫回家的身影。然而，鏡子被磨得斑駁、門檻被留下深深的豁口，也沒有出現奇跡。

1949年8月，四野18軍解放興國。池煜華聞訊連夜跑到縣城尋找丈夫，雖然結果令人失望，但她仍然堅信︰“勝利了，才蓮該回來了，他一定不會拋下我的！”

從此，池煜華又積極投身革命工作，長期擔任茶園區教富鄉婦女主任，1954年至1966年連續擔任興國縣人大代表，並先後評為江西省“三八”紅旗手、省“四化”建設先進個人、原贛州地區擁軍優屬先進個人、先進工作者以及縣鄉先進工作者、先進個人。當然也不忘四處打听丈夫李才蓮的下落。

直到本世紀初，已30多年沒有到過興國縣城的池煜華，在縣城和老紅軍一起瞻仰烈士陵園時，才在重修的紀念碑犧牲紅軍名單中，意外發現︰李才蓮，紅軍高級將領，1935~2月下旬，甦區留守紅軍分九路突圍後，在瑞金銅缽山區被敵人包圍，被叛徒所害，壯烈犧牲，年方21歲。

面對七十年苦苦守望的結果，池煜華沒有淚水，她的眼淚早已流干。

“馬前托孤”的李美群

在江西省興國縣革命烈士紀念館及將軍園里，有這樣一座銅質塑像︰一名騎在戰馬上、即將奔赴前線的年輕紅軍女戰士，強忍著悲傷，雙眼充滿著深情和無奈，感謝著馬下佇立的一位老大娘，老大娘雙眼含淚，懷抱襁褓，襁褓里是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

雕像名叫《馬前托孤》，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由于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立志報國的紅軍女戰士李美群，毅然將未滿月的女兒托付他人，自己則跨上戰馬，奔赴前線。

李美群，興國縣瀲江鎮南郊李屋塘頭人，1911年出生在一戶貧苦農民家，排行老四，還未滿月，就被送給了長岡鄉的一戶人家。養父母讓她讀了三年的私塾後，不得不輟學務農。

1928年12月20日，江西紅軍獨立二團和十五縱隊，共同在興國發動武裝暴動。17歲的李美群與本地縫衣工人鐘延章戀愛、結婚，雙雙參加革命。鐘延章被選為壩南鄉雇農工會委員長兼赤衛隊長，李美群則當選為壩南鄉婦女赤衛隊中隊長。1929年初，李美群加入了少年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擔任了村少共書記。次年6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1929年6月，國民黨滇軍十二師三十五旅佔領興國縣城。李美群隨機關撤至鄉下，開展游擊斗爭。為了做好瓦解敵軍士兵的工作，李美群成立了“敵軍士兵運動委員會”，向敵軍發動宣傳攻勢，渙散、瓦解其軍心。他們常常三五成群假裝拔豬草、拾柴禾、走親戚，前往敵軍駐地貼標語、散傳單。李美群還特意將革命道理編成興國山歌，帶領姐妹到兵營附近傳唱︰哎呀哩——敵軍士兵哇你听，莫給豪紳來賣命。你們原也做工夫，天下工農一家人！哎呀哩——歡迎敵軍當紅軍，紅軍紀律最嚴明。長官士兵一個樣，沒有人來壓迫人！

為解決紅軍槍支彈藥的不足，李美群常與大家一道，以賣油炸果子、米粉魚丸、米酒為名，借口彈藥可治肚子痛等，讓敵軍士兵用彈藥交換。敵軍士兵彼此相傳，大家紛紛知道此中“奧妙”，後來一听到叫賣聲，便爭相“交易”，從而使紅軍、游擊隊的彈藥得到一定補充。

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圍剿”開始後，李美群連續經歷了五次反“圍剿”。她丈夫鐘延章不幸在第三次反“圍剿”中犧牲。其間，李美群多次發動婦女籌集經費；率領鄉婦女赤衛隊組織婦女秘密交通員；冒著炮火，上前線送茶送水；擔任運輸隊員，為紅軍運送彈藥、物資和傷員；到醫院駐地招呼傷員，縫補洗刷；帶領隊員化裝偵察敵人的布防、兵力、武器配備情況；在煤油桶內燃放鞭炮騷擾敵人。

1931年6月，李美群調任中共興國縣委婦女部長。次年4月，又任共青團江西省委組織部長，並與時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長和省監委書記蔡暢保持密切交往。經蔡暢介紹，李美群與倪志善相愛、結婚。此時，中央號召擴大紅軍。李美群不僅代表新婚丈夫報了名，還回到家里，動員前夫的哥哥和自己唯一的弟弟參加紅軍。李美群不僅榮獲省委“送夫當紅軍光榮”銀質五角星獎章，還通過實際行動和大家一起努力，在興國縣掀起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爭相上戰場的熱潮。雖全縣只有23萬人口，但有8萬人參軍參戰，即80％的青壯年都當了紅軍，並先後組成了“興國模範師”、“少共國際師”、“中央警衛師”。興國因此被中央甦區評為“擴大紅軍模範縣”，被江西省第一次女工農代表大會評為“婦女工作模範縣”，被江西省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授予“全省第一模範”，毛澤東還曾親書“模範興國”的牌匾，並與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等通電嘉獎，在第二次全甦大會上又被授予“擴紅模範”的光榮稱號。

1934年1月15日，李美群生下一個女孩。這一天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著名領袖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于1919年被敵人慘忍殺害的殉難日。也因列寧逝世于1924年1月21日，中華甦維埃曾決定每年1月15日——21日為“列李盧”紀念周。加上1934年1月21日又值第二次全甦大會開幕，李美群遂給女兒取名為“中全列”，以示紀念。由于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中央甦區危在旦夕，李美群參加第二次全甦大會回到興國後，即接到去省委駐地寧都接受任務的命令，她當即毫不猶豫地將出生不到10天的女兒中全列馬前托孤。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開始了長征。李美群被留下，與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曾山、省甦主席劉啟躍、省軍區司令李錫凡等組成江西省游擊隊。

蔣介石一面動用大軍“追剿”主力紅軍，一面調西路軍和北路軍對中央甦區繼續實施“清剿”。“清剿”之敵為消滅紅軍，采取了移民並村、趕群眾出山及長期搜山、圍山、燒山、封坑、“兜剿”等手段，還組織“還鄉團”、“鏟共團”、“義勇隊”、“暗殺團”；普遍建立保甲制度，老百姓被逼著一組一組住起來，編保甲。早晚要點名，搞連坐法，一個人留“壞人”，一家連坐，一家留“壞人”，幾家連坐；甚至實行了樹砍光、屋燒光、人殺光的“三光政策”。軍閥余漢謀甚至瘋狂地夸下海口︰這一次不把共軍打死，也要燒山把他們燒死，燒不死就把他們餓死。並揚言“三個月消滅紅軍游擊隊，活捉項英、陳毅”。據此，為保存實力，保存革命火種，游擊隊被迫化整為零、分散活動。李美群帶著百人小分隊在寧都北部密林與敵第94師周旋。1935年1月，大雪封山，李美群率彈盡糧絕的戰友與十倍的強敵激戰後受傷被俘。

由于叛徒的出賣，李美群身份暴露，被敵人作為重要政治犯押送南昌的江西第一監獄。李美群與方志敏的愛人繆敏、受害女青年萬根秀，被1935ff3月22日的《江西民國日報》並稱為“三女匪俘”。其中說到︰“李美群則為較有地位之女匪，年不過20歲，聞李不識字，但辦事能力極強，自經共匪訓練後，已能寫若干通信件。”

在獄中，李美群不僅利用審訊的機會與敵人展開針鋒相對、大智大勇，正氣凜然的斗爭，還利用自己已公開的身份，勸勉繆敏化悲痛為力量，繼承方志敏烈士遺志。鼓勵並運用策略，讓萬根秀遞交了“上訴書”，控告敵人誣害無辜，迫使敵人因拿不出證據而將她釋放。

最後，李美群“因拒不認罪”被敵人判處有期徒刑12年。不久，李美群不幸染上了肺病。由于敵人此前的拷打、折磨，加之獄中環境惡劣，敵人故意不給醫治等原因，李美群于1936年病逝獄中。1979年12月，有關部門在調查李美群烈士的事跡時，幾經周折，才找到了頑強生活下來、已經定居外地的烈士遺孤，“中全列”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此後，她每次回到興國，都會長跪于母親塑像前……

“後勤部長”曾憲招

近年來，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吳邦國等每次來興國視察，都會看望一位名叫曾憲招的老太太。

曾憲招1914年出生在江西省興國縣長岡鄉一戶貧困農民家里，稍懂事，就得上山砍柴賣錢。“那時的日子正如興國山歌所唱‘一早起來做到日落西，風吹雨打無人知。書又沒有讀，字就不會寫，拿起算盤，數也不會算’。”曾憲招曾這樣回憶。

1929年冬的一天，15歲的曾憲招又一次挑柴去興國縣城賣時，突然發現縣城與往日大不相同︰到處紅旗飄飄、鑼鼓齊鳴，還有慶賀的鞭炮；一列列頭戴紅星、身穿灰色服裝的軍人精神抖擻、秋毫無犯；歡歌笑語的窮人們在分糧食、貼標語、呼口號；土豪劣紳們被戴著高帽游街示眾，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好奇的曾憲招趕緊打听，得知是紅軍解放了興國縣城。幾天後，長岡鄉也成立了甦維埃人民政府，許多青年參了軍。耳聞目睹這一切的曾憲招深受鼓舞，主動參加洗衣隊，為紅軍傷病員洗衣服，並擔任兒童團長，帶領少年兒童站崗放哨查路條。1933年冬，曾憲招調任鄉婦女委員部主任，主要負責慰問紅軍家屬，擴紅支前，幫助軍烈屬生產。

1934年秋，由于錯誤軍事路線影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9月上旬，中央決定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突圍轉移，要求甦區有關部門、人員立即籌糧籌款支援前線。曾憲招為完成這一緊急任務，超負荷地日夜工作。

1934年10月14日，興國縣城失守。敵人設立了“清鄉委員會”、“鏟共委員會”等反動組織，強迫群眾“聯保”、“聯坐”，規定︰“一人通匪，十家連坐，一家窩匪，十家同禍”。為不連累鄉親們，留在甦區後又與組織失散的曾憲招，被迫孤身一人前往廣東與江西、福建交界的邊境，女扮男裝以挑夫做掩護，尋找黨組織。一次挑貨途中，曾憲招被“鏟共團”的敵人抓住。敵人發現她一介女流卻做挑夫，很可疑，立即對她施以酷刑，曾憲招堅不吐實，敵人見不能達到目的，加之沒有證據，便強行以50塊銀元把她賣給了廣東連平縣九連山區的謝新元為妻。

1935年春，謝新元家突然來了13位不僅會唱《國際歌》，而且常常吟唱“我們大家來暴動，殺土豪分田地，建設甦維埃，工人來專政”這一甦區《暴動歌》的陌生人，有人說他們是失散的紅軍。正在為尋找黨組織未果而苦惱的曾憲招雖充滿激動，但卻不敢立即相認。因為敵人常常化裝成紅軍或游擊隊傷兵，半夜敲群眾家門，說︰“我是失散的游擊隊，弄點飯給吃吧！”要是群眾答應，立即便會被抓起來乃至加害。

警惕的曾憲招暗中觀察。此後三天，曾憲招發現他們上山摘野果、下地挖野菜充饑，不拿群眾的任何東西。第四天中午，曾憲招又有意來到小河邊洗衣服，並試探性地唱道︰“五月當兵開木棉，真心革命不要錢，軍衣伙食公家發，家中分了一份田”。一位男子竟然接聲唱起︰“三月當兵石榴紅，天下窮人心要同。”這是一首出自中央甦區的革命山歌，不僅知道的人有限，且因屬方言，听得懂尤其會唱的人更加有限，曾憲招終于與同志們相認，表明自己原是甦區干部。

這支隊伍，是項英、陳毅領導的、經過九路突圍後剩下的為數不多的同志，此時，正根據中央分局“統一指揮，分散行動”的決定，化整為零，進山游擊，晝伏夜出，保存實力。曾憲招立即把同志們接回家中，安排食宿。但限于條件，大家的生活相當艱苦，即使主要靠野果、野菜充饑，一天也只有兩頓。不久，鑒于敵人搜索，游擊隊員被迫轉入深山密林。

為接濟游擊隊，曾憲招利用每月初一和十五日，敵人開禁允許群眾進山砍柴的機會，常把糧食藏在挑柴的竹杠中，把食鹽溶進棉襖里，然後丟在山上，使紅軍能夠吃著“撿”來的糧食、穿上“撿”的衣服等。1936年初，贛粵邊區出現罕見的大雪封山，加上敵人的嚴密封鎖，游擊隊的糧食斷絕，更加饑寒交迫。一些游擊隊員實在餓瘋了，听說一種“苦筍”可以充饑，便不管其苦澀吞食，結果吃得太多不消化，再也沒醒來。後來曾憲招把家中僅有的兩擔谷子，加工成大米，冒著生命危險幾經周折，終于全部送上了山。游擊隊員非常感動，親切地稱曾憲招為“後勤部長”。而曾憲招家則完全靠借糧和吃野菜度日。曾憲招還常常尋機上山采草藥、熬姜湯，精心照顧患病、受傷的游擊隊員。

1936年秋，為了解決游擊隊的糧食供應，九連山工委決定在曾憲招家成立籌糧站，由曾憲招負責糧食加工。所謂加工，實際上就是完全靠手工將谷“礱”成米。曾憲招一天要“礱”兩三擔谷子，游擊隊沒有經費時，還得完全靠曾憲招想方設法向村民借糧，甚至冒險向一些開明的地主借糧。這一千整整13年，直至解放。

1949年8月，贛南全境解放。35歲的曾憲招又積極參加歡迎解放軍、分田分地等工作，並被任命為鄉婦女主任，因工作突出，被贊為“婦女前鋒”。

1951冬，曾憲招在廣東連平參加圍剿土匪“阿烈房長”的戰斗中，因追趕土匪時不幸掉下山崖，受了重傷。1952年冬，由于丈夫病故，離開興國19年的曾憲招經組織決定回鄉治傷。不久，鑒于自己身體及母親患病等原因，曾憲招無奈放棄工作並另組家庭，成為一名普通家庭婦女並定居興國。

艱苦的經歷，歲月的磨難，使曾憲招對糧食一直情有獨鐘。1994年夏，已經80高齡、生活無憂的曾憲招路過興國城關糧管所時，見地上有許多散落的零星谷子，十分心疼，當即一粒一粒地撿了起來。在她看來，當年只要有一把米，就可能挽救一名戰士的生命。也正是從那天起，曾憲招每天都要去興國城關糧管所轉轉，為的只是撿上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