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實力逐漸增強，大陸學者最近發表文章稱，中國變得愈來愈咄咄逼人，經濟發展與經濟實力增強帶來的信心，正轉變為國家的傲慢。

    　包括中央電視台英語頻道主持人楊銳在內的多名學者最近在新華社旗下的國際先驅導發表文章說，中國的自信正在向自負轉變。

    　文章說，中國變得不謙虛、不容忍，且自以為是。

    　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實力增強帶來的信心正在轉變成國家的傲慢。文章並質疑：是世界在誤讀中國，還是中國在誤讀世界？根本問題在於中國自稱的所謂獨特性。

    　中國正在迅速發生變化，目前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約2.5兆美元最大外匯存底。

    　在國家實力增強的同時，中國在許多國家眼中變得咄咄逼人，無論在氣候變化問題、還是在南中國海的爭端方面，中國都表現出逼人態勢。

    　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也不斷高漲，特別是在北京奧運會後，不斷有如「中國不高興」的言論發表。在全球金融危機後，許多中國人說中國拯救全世界。

    　文章說，中國一直有韜光養晦的傳統，但現在這種低調的傳統似乎正在被放棄。

    　學者在文章中說，在中國變得愈來愈咄咄逼人之際，國家媒體也喜歡採用激烈的言辭，這些都會誤導或者毒害中國民眾。

    　文章指出，中國強勁的經濟成長給中國人帶來空前的信心，讓民眾變得愈來愈傲慢和自以為是。在物質主義越來越嚴重的中國社會，需要找回失落的靈魂。990812

中國高調宣示國家核心利益 恐將結束“韜光養晦” 環球網

　　香港《南華早報》8月12日文章，原題︰中國更大膽地宣示其“核心”利益，但會付諸行動嗎？ 20多年來，中國一直奉行低調的外交政策，秉承鄧小平的名言“韜光養晦”。如今，隨著財富和實力增長，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愈加大膽，其領導人似乎開始調整先前的政策。

　　最近，中美的外交官圍繞所謂“核心利益”發生針鋒相對的口水戰；美韓高調舉行聯合軍演，中國也在該地區進行軍事演練。這些表明，中國外交已逐漸告別行事小心翼翼的作風，轉而變得更加咄咄逼人。一些人稱“韜光養晦”時代已結束。

　　目前尚無中國官員談論“核心國家利益”具體何指，但內部要求解放軍捍衛有爭議地區利益的呼聲日益高漲。

　　長期以來，中國遵守擱置與鄰國有爭議海域及聯合開發自然資源的政策。分析人士說，中國如今在盡可能擴大對海洋的管轄權。為何這樣做？解放軍海軍一位高官曾表示，隨著國家經濟利益的拓展，海軍想要更好地維護國家主要航道的安全。

　　在外界看來，更令人擔憂的是接下來會如何。北京是否會更頻繁使用這個概念，並將之擴大到涵蓋其他有爭議的領域如人權、人民幣匯率及事關國民經濟安全的問題？這類問題最近一再被提出。

　　對這種擔憂，內地學者不以為然。他們稱“核心國家利益”將只限于主權和領土完整。

　　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中國問題分析家曾銳生警告說，日益堅決地表達核心利益的做法會“引起地區的強烈負面反應，將損害中國的和平崛起。”他說︰“誠然，中國是地區最大國家，但不是唯一的大國。這種形勢下，中國最好要注意……一舉一動都會引起反彈，就國際政治而言，甚至是連鎖反彈。”

　　而中國人民大學的金燦榮認為，從歷史看，任何崛起中的國家隨著實力的上升，都會推進自身的國家利益，中國也是如此。世界應對中國全球影響力上升習慣。中國更加富裕、發達了——不過，至于北京是否不再韜光養晦，要采取何種維護行動，現在還很難說。（作者卡里?黃，汪析譯）

官媒文章︰中國發展出了自信，正在成為自大和自傲 多維

新華社旗下報刊《國際先驅導報》11日刊文認為，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帶給中國崛起的同時，也讓中國發展出了自信，而這種自信正在成為自大和自傲。

文章題為《從誤讀到誤毒》，刊登了一組來自四位北京學者的文章。文章指出，“我們一直以來在吶喊，世界誤讀了我們。我們一直以來也在反思，中國誤讀了世界。但是，我們也許還未充分地捫心自問，是否，我們誤讀了自己。而誤讀的根源，或許就在于‘國民心態’上的一些‘毒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葉海林所撰的《自我迷戀的“毒源”》屬于其中開篇文章，文章說，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在使中國國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豐富的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使中國發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獨有的自信，這種自信正在成為中華民族血液中本來沒有的自大和自傲，也就是嚴重的“驕”、“嬌”二氣。

文章不點名的列舉了“驕”、“嬌”二氣的現象，比如，當世界批評中國，有的國內媒體就會刊登大段文章指責別人發出“反華”妄言；當中國遭遇環境問題的指責時，便有人說別人剛污染完了地球就來對中國正當的發展權利指手畫腳實在虛偽；還有開始因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而相信自己都說不清道不明的“中國模式”等等。

文章指出，中國沒有發明經濟特區、沒有創造出服務外包、沒有首創強政府強市場的二元模式，連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也不是中國在歷史上最先提出的。文章強調，今天中國賴以成功的許多東西別人早就提出過，只是中國做的“最好”罷了。而這個“最好”實際上既隱藏著巨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也是建立在高昂的環境成本上的。

來自電視媒體的評論員杜平以題為《我們為什麼拒絕聆听批評》的文章進而指出，“要治療這種‘毒’其實並不困難，只要我們肯承認自己並不獨特︰別人做不到的事情，有些我們能做到，比如我們能修起三峽開通天路，有些事情我們也做不到，比如我們無法在超越環境承載能力的條件下實現‘保八’，我們也無法在貧富分化超越公眾忍受力的情況下維持社會穩定。”

文章進而呼吁政府通過容忍和樂于聆听人民的批評，同時也要允許自己的媒體通過誠實、公正和客觀的報道與言論來建立公信力。從而應對來自國外的批評。

BBC的報道將上述文章總結為，一些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實力增強帶來的信心正轉變成國家的傲慢。報道說，中國正在迅速發生變化，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具有約2.5萬億美元的最大外匯儲備。中國在世界許多國家的眼中正變得咄咄逼人，無論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還是在南中國海的爭端方面，中國都表現出逼人態勢  

全人類有多少人"夠資格"誤國??? 你我凡夫俗子最多只能誤人,誤家而已...談不上誤國,只有位居高位,掌有權力的人才有"資格"誤國!!!

 
當作為而不作為,對政事敷衍,打混,找藉口,在老百姓心中就是"誤國"...

 
陳哲男司法黃牛案件,被輕輕的判,就是典型的範例...馬先生不好好的,有效的"處理",在老百姓心中就是"誤國"...看著吧!!!

 
對你們的認知膚淺的回應...我只能以冷笑和嘆氣來感覺,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對我的文章,你不但把握不到"重點",甚至是個"死腦筋",跟馬英九一樣...

台灣的司法制度明明已經被有心人,不肖份子(法,檢,調,警,律)玩弄於股掌之中...他老兄仍然一再的宣稱"堅持尊重司法,不介入個案"那到底要誰來"管"呢???所有冤案,不正義的事件,都任其爛到底...反正法官,檢察官只憑個人的喜惡,主觀判斷,甚至曲解法律條文,都沒有人管,因為你們大家都"自以為是"的認為可以投票選總統就是"民主國家",就比中國大陸"高一等"...但是卻一再投票選出了"庸才"來治理國家,即使老百姓發現找錯人啦!!!也因為國家元首是何等重要職位,豈能像去百貨公司一樣,買件洋裝,花色,尺寸,不對,不喜歡,隔天就可以拿去退,拿去換...那麼台灣的死老百姓只好再苦熬四年,等著下一次希望能選出對的人否則這種惡性循環就必須繼續延續下去...何時能結束???

我直言...不論台灣的藍,綠,中間選民,的政治生態,就連謝長廷眾多案件纏身還有廖北啊事件...仍然可以得到500多萬票,台灣人民是甚麼水準由此可見一斑,但是也不要認為投給馬英九的765萬票,就是"正確的選擇"...哀!!!

看了 (zzzzzzz) 的發言,就直覺得感到在台灣無知,膚淺的自以為是的人雜還真不少!!!
你自己承認年歲不高,對過往的世事沒有深刻的感受...我就不跟你扯甚麼"大道理"!!!

 
舉個淺顯的例子,希望你能看得懂...
在資優班的學生,不好好的學習,考試只考了三,四十分...跟
在放牛班的學生,卻好好的學習,考試更考了五,六十分...

哪一位學生值得師長,同學們,的尊敬與讚賞???!!!  你們自己說!!!

 
怕你們這種"死腦筋"看不懂含意,...只看到過去,看不清現在,更別說你們看得到未來呢!!!

  
資優班的學生...也可以影射,台大的學生,或是陳水扁,或是台灣的現況!!!  而
放牛班的學生...也可以影射,海專的學生,或是郭台銘,或是大陸的現況!!!

 
比較之下,是正在改變,力求上進的中國大陸,有未來,有前途呢???

還是,處處不求長進,原地踏步,孤芳自賞的台灣,以自豪的"半調子"民主制度,自以為能夠投票選總統,就是"先進"國家,卻一再選出了難當大任((有人"賣國",有人"竊國",有人"誤國"))不適任的國家元首...引人笑談!!!  有未來,有前途呢???   你們自己說!!!

為那些無知,膚淺的"台灣人"感到無限的悲哀!!!...

揭秘︰楊尚昆披露廬山會議中毛澤東批彭德懷真相(圖) 人民網

楊尚昆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在黨的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央辦公廳一些老同志建議把它列為《楊尚昆回憶錄》的一章，得到楊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楊尚昆三次同我們談廬山會議前後情況。他說，我作為廬山會議的正式成員，又是會務工作的總負責人，是應當對這次會議說幾句話的。

　　一次被推遲了的中央工作會議

　　眾所周知，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後來因為毛澤東嚴厲批判彭德懷的《意見書》，急劇轉向了反右傾。楊尚昆當時對此也沒有思想準備，但是在和我們談廬山會議的第一階段——中央工作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時候，他分析認為，即使沒有彭德懷的《意見書》，廬山會議糾“左”的初衷也很難實現。

　　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後，毛澤東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研究解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書記處連續兩天召開會議，討論當年工業生產指標。會後，我去毛澤東處匯報，毛澤東對我談了他對當時形勢的一些看法後說，中央對農村和市場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貫徹落實需要一定的時間。原定6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可以推遲到7月。他說想利用這段時間出去摸摸情況，做到心中有數。6月13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強調計劃必須落到實處，要注意綜合平衡。他說，1958年搞“大躍進”，成績很大，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不要緊，不踫釘子不會轉彎。1957年調低指標是必要的，1956年的錯誤是不應該公開反冒進，明年的指標也可以低一些，搞一個馬鞍形。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辦好農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不開了。20日。毛澤東離京南下，次日，到達鄭州。當晚，毛澤東的秘書高智打來電話，說主席提議在廬山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要我征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見。我當即報告劉少奇，劉少奇連夜召開會議，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因對廬山承辦會議的條件一無所知，決定讓我先去廬山，進行安排。這已經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對廬山會議的會務工作作了簡單部署。23日，我直飛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見面後即趕赴廬山，到廬山已是晚9時多了。這時我又得悉毛澤東準備回韶山，會議推遲到7月1日。

　　7月1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陸續到達廬山。2日，會議開始。毛澤東提出了準備討論的從讀書到形勢和任務，從國內到國際共19個問題。會議的開法是先用幾天時間座談以上一大堆問題，有的問題爭取形成文件，然後再開兩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文件。

毛澤東在廬山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話作為會議的指導思想。當時，與會者對于如何評價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有很大分歧。毛澤東說，“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問題，從鄭州會議到現在己經初步解決了。從全局來說，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劉少奇提出，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有一些同志認為“大躍進”的成績應該肯定，但是存在的缺點、錯誤和帶來的後果，比想象的要嚴重得多，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承認指導思想有失誤，采取措施切實糾正。也有一些同志不願多講缺點和教訓，還有意無意地壓制別人揭露問題、提意見。隨著討論的不斷深入，批評“三面紅旗”的意見越來越多。特別是7月16日毛澤東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題，批印了彭德懷的那封信以後，堅持還是否定“三面紅旗”的分歧更加鮮明突出，基本贊成彭德懷《意見書》觀點的佔多數。這期間，李銳也曾問周恩來對彭德懷的《意見書》的看法，周恩來說“那沒有什麼吧”。

　　7月8日。周恩來召集小會，商談會議討論的哪些問題需要形成文件。到會同志一致認為會議討論的問題，許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並建議會議盡早結束。10日，毛澤東指定我、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5人組成小組，負責為這次會議討論的問題起草一個《記錄》。13日。毛澤東提出5人小組增加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笳、李銳、曾希聖、周小舟6人，擴大為11人小組，限2日內寫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給他。遵照這一指示。起草小組立即開會，給“秀才”們分題目，分頭起草，由胡喬木抓總，我負責組織聯系。當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隨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樣，各小組全天逐條逐句邊討論、邊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澤東、中央常委和各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組全天都在開會討論《記錄》。那幾天，時間抓得很緊，真是分秒必爭，大有會議即將結束之勢。

　　7月15日，就在各組討論《記錄》的同時，毛澤東提出要北京再來一些人，參加最後幾天的會議。16日，毛澤東批印彭德懷《意見書》的同時，又提出改變廬山會議分組辦法。具體地說，就是北京來的同志要調一下組。比如你原來分在華東組，那麼從明天起就不再參加華東組的會議了，換到別的組去。毛澤東說︰“這樣做，見聞將廣博多了，可能大有益處。”

　　各組對《記錄》的意見，大多集中在“關于形勢和任務”部分。實際上就是如何評價“三面紅旗”問題。盡管前一段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意見很多，後來對彭德懷的《意見書》也是多數表示贊成，但是在最後形成正式文件時，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說《記錄》對“大躍進”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和豐富經驗表述得不夠充分，而對存在的問題寫得過于具體，會給群眾潑冷水；有人說《記錄》對缺點看得過重，是一個泄氣文件。7月23日以後，有人干脆指責《記錄》和《意見書》“唱的是一個調”。這表明，當時雖然許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導思想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的危害，要糾“左”；但另一方面，自己頭腦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緒並未得到克服。在這種情況下，廬山會議糾“左”的初衷，注定無法實現。

毛澤東和彭德懷

　　7月17日，彭真到達廬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修改《記錄(第二稿)》，意見還是集中在“關于形勢和任務”部分。不料，23日，毛澤東突然在大會上講話，嚴厲批評彭德懷的《意見書》，風雲突變。但這時劉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組盡快改出《記錄(第三稿)》，爭取提交會議通過，形成正式文件發下去。24日，毛澤東也在大區負責人會議上說，《記錄》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實際，有利團結工作。起草是個過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滿意，現在三稿準備發表。但是隨著會議反右傾的不斷升級，《記錄》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7月2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中央關于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的決定，議題是︰(一)經濟建設指標問題；(二)總路線問題。8月2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開幕。但是人們習慣上把這次會議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統稱為廬山會議。

　　從糾“左”轉向反右

　　楊尚昆一生做了兩件違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為了盡快出來工作，違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審查結論上簽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廬山會議上違心地批判彭德懷。對後者，他一直是心懷內疚的。他和我們詳細講述了廬山會議從糾“左”轉向反右，特別是批判彭德懷的情況。

　　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對彭德懷的《意見書》中的觀點逐條批判。他聲色俱厲地說，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打游擊，造反。你解放軍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毛澤東把問題看得如此嚴重，會議氣氛驟然緊張。

　　7月26日，毛澤東又以《對于一封信的評論》為題批印了東北協作區辦公廳干部李雲仲反映當時經濟生活中一些問題給他的信。這封萬余言的長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問題，指出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同時。忽視“左”傾冒險主義的侵蝕；關于農民和工農關系問題以及計劃工作中存在主觀主義等；也反映了一些具體問題，如指出鋪張浪費之風嚴重等。毛澤東對此信作了長達2500字的評論，指責信的作者專門收集缺點方面的材料，而對成績方面的材料，可以說根本不發生興趣。他認為“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一天，各小組又傳達了毛澤東講的幾句話︰“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話不多，但分量很重。一個文字評論，一個口頭談話，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懷劃清界限，反右!

彭德懷

　　7月30日，迫于當時形勢，我在小組會上也不得不違心地批判彭德懷。我說《意見書》的政治方向，是反對建設時期總路線和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兩次開會，在小範圍內清算彭德懷的歷史總賬和思想根源。但是會議情況都及時地向各小組傳達，推動了大範圍對彭德懷的斗爭。

　　8月2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開幕。毛澤東在講話中把對彭德懷的批判提到路線斗爭的高度，要求大家討論路線是非問題。同日，毛澤東寫信給張聞天，信中說“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里去了”，說彭德懷同張聞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軍事俱樂部是怎麼回事呢?就是在會議期間，有人看見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曾經到彭德懷那里去串門，這本來是同志間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當作問題煞有介事地反映給毛澤東，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懷劃清界限吧。毛澤東就說他們是軍事俱樂部。其實，張聞天、周小舟根本與軍事無關；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黃克誠是總參謀長，他們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當時給彭德懷戴了幾頂帽子，說彭德懷的《意見書》是“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反總路線、反黨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動”，“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向黨進攻的綱領”。彭德懷是“漏網的高饒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是“里通外國”、“與甦修反華相呼應”。彭德懷從維護大局出發，不得不違心地反復檢討，承認“客觀上起了反對‘三面紅旗’的作用”，“造成嚴重後果”，但始終不承認“高饒反黨集團成員”和“里通外國”。

　　黃克誠是7月17日才到廬山的。19日，黃在小組會上發言，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和彭德懷的觀點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評他，他蒙了。當晚，他跑來找我，問我怎麼回事。我把前一段會議情況向他作了簡要介紹。他說不管怎麼樣，有些話我還是要說。23日，毛澤東講話後，黃克誠同許多人一樣，思想不通。當晚，周小舟、周惠、李銳一起到黃的住處。議論毛澤東的講話。周小舟說了一些過激的話，還說︰“主席有沒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險?”黃克誠勸他們，有意見應直接找主席當面談，不要隨便議論。這件事後來傳出去了，就成了他們背後進行反黨活動的證據。

毛澤東

　　7月21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長達3小時的系統發言。在這以前，胡喬木听說張聞天準備發言，特意給張打電話，要他“注意形勢，少講缺點”。但是張聞天還是按照他準備的發言提綱講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躍進”的成績以後，著重講了缺點、缺點的後果以及產生缺點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懷的《意見書》，說︰“這份《意見書》提出了一些問題，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但是從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對彭德懷同志這個出發點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體說法，其實是肯定了成績的。他說，成績是基本的，這同大家說的一樣。至于個別說法，說得多一點少一點，關系就不大。”他強調“現在的問題是防止驕傲自滿、麻痹大意的情緒。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問題的一面。”他指出︰“總結經驗時，就不能滿足于說缺乏經驗，而應該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去探討。”張聞天的發言材料翔實、觀點鮮明，論述有理有據，講後反應很大。後來把張聞天的這篇講話說成是對彭德懷的《意見書》“全面系統地發揮”。

　　還有一個小插曲。按照慣例，與會同志在小組會上發言，都摘要刊登會議《簡報》。那天，刊登張聞天發言要點的《簡報》剛剛準備付印，他就打電話來要求撤回。我就去請示劉少奇。劉少奇說︰“人家自己的東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給他吧。”這說明張聞天在思想上也有顧慮。他在會上評說“大躍進”的缺點是冒了很大風險的。他要求退還他的發言稿，對我來說也很為難，如果我不請示劉少奇就退給他，就會有人說我同“教條主義者”又弄到一塊去了。

　　周小舟那時有些年輕氣盛，加上他過去曾經當過毛澤東的秘書，在毛澤東面前說話不大拘謹。在廬山，開始他比較活躍。7月11日夜，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周小舟反映“大躍進”中下面干部講假話的情況，還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澤東听了不但沒有表現反感，反而談笑風生，氣氛輕松。這次談話後，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氣，說毛澤東要反“左”，引起下面議論紛紛。周恩來听到議論，問我這是從哪里傳出的話。我告訴周恩來，听說是周小舟講的。周恩來就讓我轉告周小舟，不要再傳這個話了。周小舟也把毛澤東找他們談話的情況告訴了彭德懷，並慫恿彭也去找毛澤東談談。彭怕當面談不好，就寫了7月14日給毛澤東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發以後，周小舟在小組會上表示贊同。23日毛澤東講了話，周小舟就成了重點批判對象。

　　8月10日，小組會上有人揭發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澤東講話的當天晚上，在黃克誠處講過“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話。全場大嘩。後來又有人揭發李銳曾向周小舟轉述田家英說過“將來有一天他調離中南海時，準備向毛澤東提三條意見︰(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三)听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這又引起巨大震動。李銳當場咬定這話不是田家英說的，是他自己的想法。會議轉向批判李銳，被劉少奇制止，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他的問題另外解決。

文革中被批斗的彭德懷

　　廬山會議從糾“左”轉向反右，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導火索”，看來事情帶有偶然性，其實不然。會議前期，大家思想並沒有敞開，對形勢的估計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見遭到壓制。毛澤東原來估計，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後，會引起一些人的批評和反對，而實際情況卻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澤東懷疑黨內有人在刮風；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評“三面紅旗”的人越來越多，會使人泄氣。擔心“左”派隊伍守不住陣地，有人就到毛澤東那里去告狀，要求毛澤東出來講話。與此同時，從中央到地方都不斷傳來對“三面紅旗”的尖銳批評；在國外，赫魯曉夫和東歐國家的一些領導人，也連續發表批評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講話和文章。這一切都使毛澤東感到形勢嚴重，必須進行反擊。

　　會議從糾“左”轉向反右。事先並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劉少奇對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喬木談話，表示對彭德懷的《意見書》，可以在小範圍內批判，總的部署還應繼續糾“左”，《記錄》要爭取發出去，讓下面繼續糾“左”。他要胡喬木向毛澤東反映這個意見，胡喬木說這已經不可能了。

　　周恩來擔心彭德懷對突如其來的嚴厲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從生活上照顧彭德懷。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就彭德懷的《意見書》談自己的看法，言詞比較緩和，還沒有講完，就被毛澤東打斷，指責他“隔靴搔癢”，弄得朱德下不來台。林彪調子最高，說彭德懷“這回是來招兵買馬的”，“想當大英雄”，“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又說這次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消除了黨內可能出現分裂的隱患和避免了經濟上出現大馬鞍形。林彪的話得到了毛澤東的賞識。

　　鄧小平、陳雲因病留守北京，沒有參加廬山會議。

　　8月16日，八屆八中全會閉幕。全會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和《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會後。從中央到基層全面開展反右傾斗爭，錯誤地批判和處分了大批黨員和干部。

毛澤東與彭德懷

　　保護“秀才”過關

　　廬山會議期間，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李銳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贊成彭德懷的《意見書》，並私下對“三面紅旗”有所質疑，被卷入到批判當中。最初由彭真提議，幾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終保護了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過關。楊尚昆在這期間為此做了一些具體工作，他給我們簡略講了講這個情況。

　　在上廬山的路上，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李銳等一批“秀才”，對1958年以來的形勢就有一番議論。“秀才”們說話百無禁忌，盡管他們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響，但他們面對“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後果，卻不能不對“三面紅旗”提出質疑。會議開始不久，“秀才”們開始接受起草廬山會議記錄任務，心思都集中在如何總結“大躍進”的教訓，繼續糾“左”問題上。當時，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調查中反映浮夸問題的材料送給毛澤東參閱，引起四川省委負責人的不滿；田家英在小組會上發言時，還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負責人發生了爭吵。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以後，“秀才”們都反映寫得不錯，同他們起草的《記錄》基本觀點相同。有的組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提出批評，田家英、吳冷西還作了解釋。

　　7月23日，毛澤東講話後，風雲突變，這對“秀才”們如晴天霹靂。有人批評田家英反映四川問題是攻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評吳冷西和彭德懷一個鼻孔出氣，“犯了路線錯誤”。使“秀才”們最擔心的是他們在會下議論過的一些“私房話”，如果泄露出去，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但是，沒有不透風的牆。“秀才”們會下議論過的“私房話”還是傳出去了。

　　當時，會議除集中對彭德懷、張聞天等人開火外，那些曾經表示贊成或基本贊成彭德懷的《意見書》觀點的人，也無不遭到嚴厲指責，批斗範圍有進一步擴大之勢。彭真就來找我商量，提出要保護“秀才”。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專門找李銳談話，要他到此為止，不要再扯寬了。我把這個意思向劉少奇、周恩來和毛澤東匯報，他們也表示同意。隨後毛澤東分別找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談話，批評“秀才”們前一段表現不好，方向有些不對頭；同時又要他們不要過分緊張，要夾著尾巴做人；還說過兩天向會上打個招呼，下“停戰令”，對“秀才”們掛“免戰牌”。我到“秀才”們的住地，告訴他們︰主席已經要我向各組組長打了招呼，要他們集中精力開好八中全會。不要再提“秀才”們的事情，你們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澤東在八中全會上作長篇講話，對彭德懷等同志作了系統的批判，同時也講了要“保護秀才”。他說軍事俱樂部那些人想把“秀才”們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們的人，不是你們的人。他還說“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就正式把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保護過了關。

　　但是，廬山會議後。中央根據廬山會議對“秀才”們的揭發材料。仍決定對他們立案審查。10月，彭真兩次找“秀才”們談話，核對材料。幾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和申辯。10月17日，毛澤東找四位“秀才”談話，說你們在廬山的表現不好，但不屬于敵對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是屬于基本擁護總路線、但有錯誤觀點或右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結束。

毛澤東與林彪

　　廬山會議後的彭德懷

　　廬山會議後，撤銷了彭德懷在軍隊內的職務，但仍保留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黨內文件照發，中央政治局會議也照常通知他參加，不過彭德懷照例請假就是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彭德懷有什麼事都是通過楊尚昆這個辦公廳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國慶節前夕，彭德懷搬出中南海，移居吳家花園。10月21日，毛澤東找彭德懷談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澤東肯定了彭德懷9月9日寫信要求學習和參加生產勞動的意見。說讀幾年書好，要學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談話時氣氛很好，談話以後又共進午餐。彭德懷離去以後，毛澤東囑我以後要經常去看望彭德懷。每月至少兩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動態，幫助他聯系和解決學習和生活上的一些問題。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懷處，在彭那里召集高級黨校黨委常委會，楊獻珍、艾思奇、範若愚等同志都到了。當場安排了彭德懷到黨校學習的問題，並當面交代，彭德懷是毛主席批準到黨校學習的，要派專人輔導他的學習，有什麼問題由楊獻珍同彭德懷直接聯系。

　　後來，毛澤東多次提出，要彭德懷出來做點事。有一次，他對我說，可以讓彭德懷當農墾部部長，要我去征求彭德懷的意見。當然，如果彭德懷同意，下一步還要做王震的工作，讓王震把農墾部部長的位置讓出來。我考慮，那時彭德懷的情緒很不好，不可能出來工作，因而一直沒有同彭德懷談。還有一次，毛澤東指定我和陳毅、聶榮臻三個人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主要是說服彭德懷承認錯誤，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懷心里不服，一直頂著不表態，我們三個人都認為不好開口。以後我見到毛澤東，就說你要我們三個人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你講個方針才好。毛澤東看到我們有難處，笑了笑說。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到農村去做調查研究。請求中央允許他先去湖南故鄉搞三個月，了解農村情況，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許他外出調查。行前希望見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懷的信送給毛澤東，過了些日子，毛澤東批回來︰“彭德懷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懷處，把毛澤東同意他下去調查的情況告訴他。25日晚，彭德懷到我的辦公室，交來一份去湖南的調查提綱，並要求中央辦公廳給他派一個臨時秘書，隨他去湖南。幫助整理調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來。對他說︰“彭德懷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鄉看看，作些農村調查。因為廬山會議後彭原來的秘書都回軍委去了，這次他下去要求中辦給他派一位同志幫他整理材料，我們考慮你去比較合適。”金石有些緊張，我對他說︰“彭德懷現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員，你還是要尊重他。你幫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麼寫，你就怎麼寫，有錯誤由他負責，與你無關。”

1956年8月，周恩來與彭德懷在北京

　　10月30日，彭德懷離京去湖南。他到長沙後，湖南省委書記胡繼宗向他介紹了有關情況；在湘潭，由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接待。11月3日，彭德懷就到了他的家鄉湘潭縣烏石大隊為民生產隊彭家圍子村。

　　一個多月以後，彭德懷從華國鋒那里得知中央準備召開一次由中央局、省、地、縣委和大的廠礦企業一級負責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他認為這個會議主要是總結1958年“大躍進"gA來的經驗教訓。十分重要，決定立即結束湖南調查返回北京。

　　彭德懷這次去湖南，歷時50多天，最後整理了5份調查報告，他要金石交給我，並附信說︰“這些材料都已經和省、地、縣委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大的不同意見。如有錯誤，完全由我負責。”我把彭德懷的幾份調查材料，連同金石寫的隨彭德懷去湖南情況的報告，一並報送毛澤東。這件事，事前經過毛澤東批準，事後又向毛澤東作了報告，從工作程序和組織原則上講都是無可指責的。

　　彭德懷回京以後。看到1962年1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的文件，對劉少奇的書面報告認為是比較實事求是地總結了1958年以來的經驗教訓，還是滿意的；對報告中再次肯定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斗爭，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劉少奇在大會上講話，說︰“彭德懷的錯誤不只是寫了那封信，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斗爭，是由于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懷對此非常氣憤，立即打電話給我說︰“請轉報主席和劉少奇，鄭重聲明沒有此事。”事後，彭德懷還向人表示，看了劉少奇的講話，很不舒服。書讀不下去，覺也睡不好。彭德懷本來打算春節以後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區去看看，搞些調查研究，現在這個樣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辦。

　　七千人大會結束以後，彭德懷立即動手把自己的一生經歷。是非曲直，詳細地寫了一個書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審查。這就是後來所謂彭德懷翻案的《八萬言書》。6月16日，彭德懷到中南海把這份材料親手交給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發給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為了鄭重，《八萬言書》印出清樣後，派人先送給彭德懷，請他校閱後再正式印發。他卻說︰“相信中央辦公廳，不看了，印發吧。”當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責彭德懷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風、黑暗風、單干風”。9月，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中全會和隨後的國慶13周年活動，就不再通知彭德懷參加了。在全會上，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以平反。全會還決定成立“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對他進行全面審查。

毛澤東與林彪

　　後來。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派人去湖南，對1961年彭德懷回鄉作農村調查情況作“追蹤調查”。原來，彭德懷在湖南調查結束後，湖南省委曾正式書面報告中央，反映彭德懷在湖南期間表現是好的；但這時卻又出爾反爾，向中央報告說彭德懷當時有“反黨言行”。這次專案調查人員也專門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斷章取義，肆意歪曲，編造了一個《關于彭德懷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況的調查報告》，說彭德懷那次回鄉調查是“別有用心”、“滿腹牢騷”，散布了一系列“反黨言論”。這個《報告》送我印發時，我發現《報告》上把那些隨彭德懷去湖南的工作人員名字也寫上了。我當即打電話給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負責人，說那幾個隨行人員都是組織上派去做具體工作的，不要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這樣，避免了一次可能發生的新的株連。

　　1965年9月11日，毛澤東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懷談話，說中央決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總指揮。彭德懷表示，我是共產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分配，但我犯了錯誤，說話沒有人听，對工業也是外行，還是希望去農村作調查。23日，毛澤東親自找彭德懷談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澤東說︰“彭德懷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毛澤東還對彭德懷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

　　10月19日，彭德懷來找我，要我幫助他解決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體問題，我當即應允。次日，我派中辦警衛局副局長田疇、中辦機要室副主任賴奎到彭德懷那里，問他有什麼要辦的事，要一一幫他辦好。11月28日，彭德懷乘火車離京去成都，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關系送他，實屬憾事。又豈知，更為遺憾的是，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別!

　　楊尚昆和彭德懷友誼深厚，情同手足。1998年初，在撰寫紀念周恩來、劉少奇兩篇文章的同時，他不顧疲勞，又開始撰寫紀念彭德懷百年誕辰的文章。他強調一定要把彭德懷最突出的特點寫出來，主要寫他時刻以黨的利益為重，無私無畏，為黨為人民奮斗終生，立下豐功偉績，最後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彌堅，是一個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楊尚昆去上海，我隨行去上海檔案館查檔。這期間，他還召集我們隨行人員反復討論這篇文稿。不料，楊尚昆這次歸來後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將軍》一文是他最後的日子里在病榻上定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