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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07 14:49:59瀏覽11965|回應0|推薦3 | |
葡萄牙人與「福爾摩沙」──並論1582年的船難 (選自歷史月刊220期:2006/5月號) 翁佳音 美麗錯誤?幾個未曾深究的問題 「福爾摩沙,美麗之島」,這幾年來大概已成為歷史學科的老師與學生琅琅上口之句,一般台灣歷史參考書或網路資訊,通常會這麼記載或介紹:自十六世紀中葉以後,遠東地區航運頻繁,當葡萄牙船員經過台灣海面時,從海上遠眺,發現台灣島上高山峻嶺、林木蔥綠,甚為美麗,於是高呼「Ilha Formosa」,葡萄牙文意即:「美麗(Formosa)島(Ilha)」。由於葡萄牙人當時的貿易與殖民重心在中國澳門與日本,台灣只是個路過的美麗景點,他們未曾登陸與探險。儘管如此,葡萄牙人所喊出的形容詞「Formosa(福爾摩沙)」,後來卻成為西方人指稱台灣地名的專有名詞。 上面一段文字與故事,我們似乎習以為常,多少已認定這是「歷史事實」的敘述。然而,追根究底,這段台灣文字「歷史」開頭,竟然有一半是靠推論,或憑美麗想像、誤解而來;其中還包括研究者未能深究外文文獻與比定地名,因而以訛傳訛。你相信嗎? 事實上,自十八世紀以來,歐洲文獻中,歐洲文獻有關葡萄牙人與台灣的史事記載,多少有些曖昧不清。例如,十八世紀初出版、荷蘭人牧師法連太因(F. Valentyn)所編輯的著名《新舊東印度公司誌》大部頭書裡,就指出:葡萄牙與西班牙人比荷蘭人先到台灣,並給台灣命名,為無庸置疑之事,但無法確定他們何時來台,在台作了些什麼。我手頭上有一冊1773年英國倫敦出版的《葡英雙語字典》影本,收有Ilha Fermosa詞條,它居然這麼描述:「位於亞洲,隸屬中國福建(Tokin)之最令人注目島嶼,島上首都稱為台灣(Tyowan)。1635年時,為荷蘭人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去。然而,荷蘭人同樣也被國姓爺潰退,船上運載之金銀財寶為其所巧奪,支付給士兵。」可見葡萄牙與福爾摩沙之間,迄今尚存若干迷思,留給後來的研究者與讀者不少歷史想像空間。 十六世紀東亞航路上的台灣島 十九世紀,特別是六○年代以後,隨著大清帝國被迫重新開放外國通商、傳教,西方人除在台灣從事「探險」外,一方面多少也開始整理十六世紀以來歐文有關台灣的資料。有趣的是,迄今,所出版的各種語文文獻中,我們還是無法找到葡萄牙人船長、水手或者是探險家航經台灣時驚呼本島為Ilha Formosa的直接記錄。 據目前所知,有一幅葡萄牙王室屬下非常傑出的製圖家Lopo Homem(1497前—1572後)於1554年繪製的Portolano式海圖,圖上他把北回歸線以北的一狀如變形蟲之島嶼標名為:I. Fremosa。稍後,他同樣傑出的兒子Diogo 改正為:I. Fermosa。這是一般所謂葡萄牙文獻最早有關「Formosa = 台灣」的記錄。一般研究者因此認為,葡萄牙人耶穌會士於1543年左右到日本,自此之後,葡萄牙船隻陸陸續續從澳門經過台灣海峽前往日本,船長或水手途中一定會看到並記錄下這座台灣美麗島嶼,Homem父子參考了這些航海記錄而標誌在地圖上。遺憾的是,十六世紀葡萄牙遠東航海日誌原檔多已缺佚,難以輔證此論;而Homem圖上繪於Chincheo(漳州)與北回歸線以北的Fermosa島,若進一步與下面所引述的葡萄牙航海誌資料互相比對,則該島是否真的指台灣全島,恐怕還是個疑問。無論如何,上述葡萄牙人驚嘆美麗島的論述,經考察近人的各種研究著作後,我們發現,絕大部分是間接證據而想當然爾。 有些論者認為,葡萄牙船員驚喊福爾摩沙的記錄,應該是十六世紀八○年代,曾經充任葡萄牙船水手的荷蘭人林氏侯登(J. Linschoten,1563-1611)在航經台灣海峽時所寫下。可惜,這種說法一開頭便錯誤,因林氏侯登在印度臥亞(Goa)擔任大主教的書記(1583-1588)期間,遊跡並未越過東南亞,他返國後想由北極到東亞,也未成功。有趣的是,這種誤解,從十七世紀末以來就已存在。十六世紀九○年代,林氏侯登回荷蘭後,確實將他在臥亞所收集到的葡萄牙與西班牙船員的秘密航海資料,編輯成《東印度旅程導覽》,對後來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到亞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情報。《旅程導覽》中的第五卷,便收錄有關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葡萄牙、西班牙人的航海日誌。可是,遍查從第30章到54章有關台灣海峽一帶的文獻,除了還是無上述嘆賞美麗島的記錄外,連台灣本島的名稱亦稍微撲朔迷離。由於國內學者未曾系統介紹這類航海誌,所以這裡不厭其煩略述各章航路大要(以下文中括號內的頁碼,為第五卷書中頁數): 31章(pp.193-211),為葡萄牙舵手(Stuerman)雇用漳州船(soma Chinchea),由寧波的Syongicam(舟山群島之一)出航到日本九州、大阪等地。出海後幾天便見Lequeo(琉球)島(p.196),但從其緯度已在29度,以及附近潮水為橙黃色,顯然不是台灣的景象。 32章(pp. 211-222),為另外一位(葡萄牙)領航員(piloot)所述,從澳門浪白澳開船沿中國海岸到日本平戶的航路。此行一開始沿著海岸經南澳到漳州廈門(Chincheu)一帶,然後往東北東行駛,會看到位於25度、山非常高,成橢圓形(lanckwerpent)的Lequeo pequeno(小琉球,以下此詞均用中文表示)島,離中國海岸有18(葡)浬(p.212),然後再北東往日本。 33章(pp. 223-228),亦為葡萄牙領航員搭乘中國小海船(soma)從澳門港道西側出航,沿南澳、廈門經小琉球往日本的航海誌。這篇航海誌提到他們航海四晝夜後看到中國領土外的小琉球,因在破曉時分船抵達南西方的岬角,故在離島外8(葡)浬下錨,折往中國海岸航行後再繼續往日本。又云:小琉球島山極高,島長15-16(葡)浬,島的北東盡端岬角(hoeck)位於北緯25?度。這裡,小琉球指台灣本島,應無疑義。 34章(pp.228-233),依然是澳門到日本的水路誌。在這篇水路誌中,終於出現Ilha Fermosa一詞,可是卻不太像是指台灣本島!誌中說:經南澳、廈門後若順風相送,翌日船員便可從船右舷看到小琉球島(東北)盡端與岬角,以及福爾摩沙美麗島(Ilha Fermosa)境域的開端。這樣的描述,其實正與前述Homem以及A. Ortelius的《世界舞台》東印度群島等圖有共同系譜。換言之,當時葡萄牙人文獻中的美麗島,不一定專指台灣大島! 35章(pp.234-237),是葡萄牙人記述從澳門到日本長崎航路中應注意的安全事宜,其中提到經南澳後的安全水路,是廈門與澎湖(A Ilha dos Pescadores)之間的台灣海峽(’t Canael);又云經福爾摩沙島後,可由北東直航到有馬海峽(Straet van Aryma),福爾摩沙島顯然還不是台灣本島,究竟指何處,似乎不是很清楚。 然而,54章的航海誌卻說:船從澳門出發,經過白礁(Ilha Branco)後,往東南東行駛,準備往一陸地,即澎湖群島(Os Baixos dos Pescadores),以及琉球諸島(d’Eylanden Lequeos)境界開端繼續行駛。東邊的諸島「被稱為福爾摩沙諸島(As Ilhas Fermosas),意即美麗諸島」;一位叫三泰(Santy)的漳州人告訴西班牙船長說,諸島位於北緯21?度,沿岸有水深30潯之處,但這艘船並未前往探看。西班牙船長這裡所說的複數「美麗諸島」,與上述單數美麗島不一樣,但由緯度來看,應該是台灣本島沒錯。接著,他們航離美麗諸島約50(西)浬後到琉球島(Lequeos),此時,三泰又告訴西班牙人說:這裡有不少良好港口,琉球人像菲律賓土著,他們也駕小船運鹿皮、黃金等到中國沿海交易,他本人亦曾到該島九次云云(p. 289)。顯然,這裡的Lequeos已經是講今日本沖繩縣的居民與島嶼,不過,這段資料往往被研究者誤解成是指台灣與台灣原住民。 上述西班牙船長,是著名的航海家Francisco Gali(或稱Galli、Gualle,1539 -1591),他於1584年受命尋找新港口,由中南美洲橫度太平洋到菲律賓,並由澳門經台灣海峽到日本,後來又從太平洋返回美洲。他航海誌所提到的As Ilhas Fermosas 反而比葡萄牙人更明確指台灣本島。 1582年7月的一場台灣船難 總而言之,從上述荷蘭人林氏侯登所收錄的葡、西航海誌中,真的找不到葡萄牙船員驚嘆美麗島的資料;從這些文獻中,反而還可結論謂葡萄牙人對台灣島,大部分稱為小琉球,他們提到福爾摩沙島時,多是模糊地指台灣本島北鄰之島嶼。直到1580年代,西班牙人才更明確將福爾摩沙用來指稱台灣本島。那麼,其他文獻有無相關證據?有學者推測,1582年7月中由澳門出航,16日在台灣某地遭風擱淺的一場船難,所留下文獻也許有證據,值得檢驗。幸運的是,該次船難,這幾年經學者重新整理後,可知留有以下三種一手史料: (A) 西班牙出身的Pedro Gomez神父於1582年12月3日在澳門寫給耶穌會 三種資料中,提到台灣本島名稱時,除(A)用小琉球之名外,(B)與(C)均以西班牙語稱為:Hermosa。(B)的西班牙Alonso Sanchez神父〈船難述略〉中僅言:「航經台灣海峽(golfo)途中,有一島名叫Hermosa,此乃因從海上觀之,有高聳青翠山脈可愛之故。大約四十年來,葡萄牙人經此島與中國沿海之間航往日本,卻未曾登陸與進行調查。」此段文字,仍未明確證明葡萄牙人稱台灣為福爾摩沙,頂多只是提到約四十年前,即1542年後葡萄牙人到日本豐後與種子島以來,葡船往還於澳門、日本之間,雖經過台灣,卻宛如視而不見。 1582年7月的一場船難,不只後來史籍多有記載,當年也算是一件轟動的新聞。從到麻六甲到澳門的利瑪竇(Matteo Ricci)亦得知此船難消息,記載道:「……過去一年多次發生船隻失事,特別在台灣島外慘重損失了一船赴日本貿易的貴重貨物,差不多把該城當時的財富全部丟光。」這場船難,在台灣史來說,其實蠻重要的。不只是四十年來「視而不見」的葡萄牙人終於被迫登陸台灣本島,比荷蘭人還早,船難所留下的記錄,其實也反映一些有意義的史事。以下,就讓我們從上述三種資料來整理事件的大致面貌。 1582年7月6日,澳門葡萄牙當局議定派船載人貨前往日本。這艘預定出航的大船(gran junco; junco o navio),由junco一字可確知,並非當時葡萄牙人的歐式遠洋船、或「克拉克大帆船(nau、carraca)」,而是東洋常見的中國式遠海大帆船,亦即所謂的「戎克船(junco = Junk)」。該船船主或指揮官雖為澳門葡萄牙人,然而,操船者卻是異教徒船頭(mestre que era gentio),照當時情形,這位船頭大概是漳泉漢人舵工。此船將近搭乘300名左右人員,乘客中,有上述的西班牙人Pedro Gomez與Alonso Sanchez神父,以及葡萄牙人耶穌會Francisco Pirez等數位神父。船上乘員籍貫,除了這些葡、西人與漢人外,尚有馬尼拉土人、非洲黑人奴隸(cafre),也許包括日本人等等。 此船由澳門出航後,旋即遭遇暴風所吹,途中又遇颱風或颶風(tufao),在海上飄盪三、四日,而於7月16日晨衝撞到台灣本島的蠻荒海岸。眾人千辛萬苦登岸後,進而選擇某條河流旁築草寮當臨時居所,並準備用原船木板另造船隻脫困。島上的原住民見船難,過來撿拾漂流的貨物,如布匹等。剛開始時,原住民試圖和平與船難人員進行交易,但雙方溝通有問題,互有殺傷。這些船難人員就在防禦狀態中待了將近75天,於9月30日成功離開,回澳門。 葡萄牙船難地點 這艘澳門葡萄牙人所使用的中國式帆船,到底在哪裡擱淺?迄今,史籍只是模糊的敘述。有人說是在台灣西南部,有人說在北西部海岸,可惜都未引用直接證據來說明。也許,這艘船是由漢人駕駛,無法如第二節歐洲船長一樣,留有航海日誌,讓我們可由日誌中所載船難的緯度與港灣特色,輕易判斷出現在地點。這次船難僅留下上述三種神父所寫記錄,我們只好退而求其次,從若干蛛絲馬跡來推測、想像船難的地點。 他們的帆船先經暴風吹離澳門沿海,7月11日又遭颶風或颱風所吹,翌日則遇順風,繼續航往日本,但居然還走了四天才碰撞到台灣本島的海邊沙灘,可見此次船隻航行並不順利。他們原先在帆船擱淺的海邊築草寮待援,當地僅有一小湖(pequena lagoa),且因水質太差,因此再遷到半葡浬(legua),也就是約2公里半的一條淡水小河(ribeirinha fresca)之旁,準備利用破船木板另築一艘小帆船(junquinho)逃離船難之地,此外還築臨時房子、小教堂。後來他們聽說這裡離中國之境有18浬(legoas),即90公里左右。 這條淡水小河,海上潮汐可以進入,河水入海之前,有個小灣。漲潮或天氣好時,漢人的小形海船(soma pequena)可通過此灣。後來小帆船造好之後,他們就從這裡駛出,返回澳門。記錄又說,溪河中可捉魚,附近有森林,可以捕鹿。所謂森林,是指山上森林。他們臨時房子與造船之地,離此山山腳估計有1葡里,亦即約5公里之遠,中間為一片石礫之地;山頂偶爾可見高聳於雲端,山上有不少樹木、有些地方為一大片草地,不少鹿隻棲息其間,其中有些體型頗大,原住民在此用槍矛捕鹿。Gomez神父等人甚至爬到山上,豎立大型木十字架。 有關附近的居民,記錄說:當地無其他民族,只有原住民番社(aldeas),社與社之間距離約有3葡里之遙,常互相敵對。當船難人員登陸等候期間,番人曾一度駕駛以藤條(raizes como vimes)綁成的筏,載著米(aroz)、匏瓜(abobora)、 無花果(figos)、鹹肉(carne salgada),甚至可能是熊掌等物品前來與他們交易,但雙方因溝通不良,或猜忌而失控,互有殺傷,遂不再往來。 由上面描述,可判斷船隻在海上遭風後,仍然在台灣海峽一直往北行駛,Gomez記錄上所謂的未與cabeca保持距離而遭致擱淺,cabeca應該與第二節所述葡萄牙文獻中的海峽東北端,指北部某處突出、類似岬角之「頭」。進而,他們停留旁邊的「小河」,除有港灣外,9月中,可容納劫後餘生將近300人的「小」帆船建造完成,在等候漲潮出航期間,繫在河邊的空船又遭風雨吹打,幸虧未被吹到海口,反而往回吹到離海稍遠,巨浪(rolo)無法損害之處。這段資料,可排除地點發生在基隆一帶。可搭乘2、300人的空帆船被吹到離海口稍遠之河中還可停靠,在台灣,恐怕只有北部淡水河有這個條件。進一步,暫時停留處與山腳有5公里之遠,似乎又可排除淡水河左岸的八里坌與觀音山。也就是說,1582年葡萄牙人的船難地點,比較有可能在淡水河口右岸,記錄中所說的山,也許是大屯山或七星山。 記錄中所描述原住民泛舟筏交易的景象,也符合淡水一帶早期原住民的經濟活動。畢竟,十七世紀初的中文文獻已指出,雞籠、淡水原住民,在明嘉靖末,亦即1560年代遭「倭」焚掠,稍稍避居山後,漳、泉之人「往往譯其語,與貿易;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夷人(原住民)至舟,無長幼皆索微贈。淡水人貧,然受易平直」。F. Pirez資料說,原住民因為常常說「Cateos」這個字,所以就稱他們為Cateos人。此字,與台北平埔馬賽族語「katiu」一字發音類同,是「走、行走」的意思。同資料又說:他們曾聽聞更南邊的本島一端(ponta da Ilha)有一港口(porto),有兩、三艘的漢人小船(soma)到那裡交易鹿皮。這個更南邊的港口,似乎可推測定成台北市的艋舺(即今萬華)。艋舺成為島內外交易之地,時間應可更往前推。至少,在一幅荷蘭人製圖家J. van Keulen所製作、呈現大約十七世紀五○年代台灣的古地圖上,圖中淡水河進入台北盆地,在艋舺一帶,即標名:Handel plaats(交易之處),正反映了這個隱晦的事實。 W、結論:歷史可以想像 從上面的論證,大抵可知「1540年代葡萄牙經過台灣海峽時,驚嘆台灣島之美,而命名為『福爾摩沙』」的歷史敘述,推論與想像成分稍多點。目前留存的可靠文獻顯示葡萄牙人絕大部分指稱台灣本島為Lequeo pequeno,反而是1580年代的西班牙人才比較確定以福爾摩沙來指稱台灣。 進而,由本文第二節所略述的葡萄牙人航海誌來看,當時葡萄牙人所走的澳門—日本航線,其實大部分為十六世紀漳泉人士的傳統東洋水路,即在台灣海峽越過澎湖往東北,沿淡水、雞籠,經琉球到日本。這一方面說明:假如「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真的是由葡萄牙人為台灣冠上,那麼,他們一定是看到台灣北部的海岸之美。「經過台灣東部海岸」的說法,當然不能成立。另一方面也說明:十六世紀歐洲古地圖上所標繪的東亞地點與地名,明代的漳泉海商與行船人提供了不少資訊。台灣當時被稱為Lequeo pequeno(小琉球),應該就是這個背景的反映。 結束前話稍離題一下,嚴格而言,有明一代,中國文獻或古地圖上所載之「大、小琉球」,大琉球指沖繩大概已無疑義。至於一般人認定為台灣的「小琉球」,如果讀者肯多花一點時間涉獵當時各種文獻,讀史會充滿「驚異」:小琉球不一定是台灣!為何葡萄牙人採用Lequeo pequeno(小琉球)來標誌台灣,倒是可以再研究。其實,在西班牙文獻中,台灣還有個很古典的名稱。如1575年西班牙Martin de Rada神父的遊記中,提到Tangarruan島,此字很明顯是「東番(Tang-hoan)」的音譯。此名依然是明末漳泉討海人所提供的訊息,台灣是大明中國之外的外國。 無論如何,歷史想像力畢竟是歷史研究一個重要環節,如同葡萄牙船員驚嘆而命名的論說,想像之作成分居多,對認識台灣往事,卻不傷大雅。同理,荷蘭人未占領台灣的很久、很久以前,台灣已在世界史舞台上露臉;面對零星史料,應該容許歷史想像力來編織History。1582年那場船難,以及神父所豎立的木製大十字架,地點是否真的在台北淡水河岸,在大屯山或七星山上?本文無法蓋棺論定,還是遺留給讀者想像與討論空間。西班牙占領雞籠、淡水後,1632年時,文獻上提到淡水河附近有Pantao(北投?)番社,番社頭目居然向西班牙神父耶士基佛(J. Esquivel)說:他是很久以前銷聲匿跡的西班牙人之子。你要不要相信?我選擇相信。因為這樣,台灣早期的歷史才比較有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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