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汪子东逃过一劫，我的父母晚年享福匪浅。

苦海无边 能施是福（图文）

文章笑权

无 论是博客撰文，还是论坛探讨，我一贯主张理性论述，但当今愤怒青年（简称愤青，现实中以老中年居多）总是以情绪化的感性语言著称，本来是“人民内部矛 盾”，结果却加剧不必要的对立冲突，最后闹得形同敌我之争。这种情形不仅在中国社会上的人际交流中司空见惯，也同样反映在很多人的，包括我在内的家族关系 中。

上周突然收到没有抬头没有具名的贺年卡，好生奇怪：刚过的新年，怎么又过年？一看电邮地址，是久末音信的七妹来的。记得以前也收到过 这种没头没脑的贺卡，我 就把我当时最新写的博文Reply了原址，虽然也是没头没脑，可确实算是告知了有图有真相的近况。这次我再次依照惯例，将附有母亲和外孙照片的文章《打油 买菜，都是为了你这个 小讨债》作Reply。

因为文章中提及母亲遗言留给我一小笔遗产，十多年了一直没有交代，加上他们由于移民失败， 始终对我耿耿于怀，导致长期音讯全无。没想到，这文章一下子竟捅了马蜂窝， 反响即刻，迅猛异常：什么母亲晚年的生活费都是靠国内他们三姐妹“凑份子”的；什么我的“孩子不学中文，就是忘了祖宗”，什么当年卖给他们的声宝收录机， 我是向汪子东“乞讨”来的，竟然开价1000块钱；什么我“拒绝或拖延”了他们申办的技术移民；最后，甚至连“不伦不类的夹生饭”这样的话也写得出 来......

说我“乞讨”，我不在乎，我三哥还说我是“乞丐”呢，然而，究竟是什么造成一家人积怨甚深？现在回忆起来，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与我处理我留在国内的财产不公正有关吧。

提 到母亲晚年的生活费，她生前是省政协委员和省文史馆馆员，工资按他们说的是“每月只有2～3百元”，但在80~90年代，那已是高收入了，为什么还要他们 “凑份子”？甚至还强调：三哥曾“大把大把的出”母亲的生活费。母亲晚年生活简朴，深居简出，一生虽爱酒，但古稀之年以后，基本就是滴酒不沾了，怎么有可 能需要“大把大把”的开支？

说我的孩子没有学中文，就是“忘了祖宗”，这种中式逻辑，今天依照与时俱进的普世价值观来看衡量，就愈加显得荒诞不经。朱棣文不学中文，照样荣膺诺贝尔物理奖，还当上世界头霸能源部长，难道就是“光宗耀祖”了？

中国象形文字本属于世界上原始落后文字，连鲁迅都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对这种落后文字，海外新一代应当避之唯恐不及才好，然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此乃“数典忘祖”根据之一，当然，这种逻辑本身也是汉字思维造成的恶果。

关 于我“乞讨”来的SHARP收录机，其实是二战后流亡日本的一老人回赠我的礼品。这位老人就是当年芜湖地区鼎鼎有名的“大汉奸”汪子东。汪子东早年留学日 本东大，和郁达夫是要好同学，海归后，成了鱼米之乡芜湖地区大商贾，日军占领后，被胁迫担任日军后勤系统华中区力行社芜湖地区分社负责人。（Google “汪子东”三个字，有历史文献芜湖地方誌记载）。

当年受新四军七师后勤部长蔡辉、敌工部长段洛夫委托，父亲打入敌伪内部为新四军筹集医药 布匹等军需用品，与汪子东的关系就是那时建立起来的。二战结束，国民党派来“劫收”大员，立即将汪子东列为头号汉奸，因为他与新四军的特别关系，父亲奉命 帮助汪子东亡命日本，逃过一劫。70年代后期开放后，他受安徽统战部门邀请“衣锦还乡”。回来第一步就是拜访救命恩人——我的父亲。

不过 那时汪子老（我父亲这样称呼他）年迈且双目失明，护理他的日本伊藤女士也不懂汉语，在他还乡期间，我正于阜阳带薪读大学，却常常溜回家，因此自然成了汪 子老的合肥向导。他爱吃油炸臭豆腐，我就带他们去品尝明教祠城隍庙的路边摊。他爱喝六安瓜片，每年春茶上市，我总要给他及时寄上谷雨新茗。

因 了这层关系，当时我读外语写文章都需要一部收录机，就算我向他“乞讨”一台声宝（SHARP港台译名，大陆叫夏普），应该不算过分。不过，没想到汪子老送 我的那部四喇叭SHARP功率强劲，输出标称300瓦特，记得80年代日本市价约7万日元，当时的国内市场进货有限，市场价格高达RMB3～4千元，仍然 很抢手，就是20多年后的今天，网络市场的“典藏版”（保存完好无损）也见过叫价近万元人民币，超过1千美刀了。

1984年公司派我公费 到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进修，我用半年积攒的生活费，又买了一部更高级的索尼组合音响，约4000元港币，国内无货，仅友谊商店有售，也标价近1万元 RMB，还需要“外汇兑换券”。因此，很多人都等着我的那部声宝出手，我报价2000元人民币，跟时价比，很便宜了，更没有强迫哪个买，因转给自家人，我 还是减了一半。

另外，当时我办到日本自费留学也急需花钱，且花费相当不菲，光是为筹措为我办理入学的三兄拉关系所需List上的“小礼 品”，就耗去我一千二百多RMB积蓄，而当时我的工资不过 56块半（我对那几年工资印象深刻，当时上大学我带薪属中教二级，与普通二级工人同为36块半，大学生毕业生试用期为43块半，因我是77届带薪生，累计 超过10年工龄，所以82年春天一毕业就是56块半）。

等到我在日本有了收入后，高时月收有日元30万（当时约合2千多美元，一个月就折好几万人民币了，到国外当万元户就是这么简单，难怪出国热有增无减），因此我决定把留在家里价值超过万元RMB的彩电全套音响，都无偿奉送给延安出生的大姐。

当 时我的父母都觉得我此举过于慷慨，对其他家族成员，似乎也欠公允。那年头彩电音响算奢侈品，价格昂贵，约合他们家数年总收入，但我当时也是考虑到我们一家 族里，只有他们是大专普通教职员，经济状况最差，而且年龄大了（38式延安出生），出国已经基本无望，送给他们完全是基于我的人道考量。

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此善举确实引起其他兄姊妹伙的不满。记得当时家父就建议过我，要我把先后托人捎带给家里的彩电电器，包括我已馈赠的彩电音响等集中处理，以免分的不平，会引起兄姊妹之间的矛盾。可我因为忙，加上以为他们和我一样不会斤斤计较，就忽略了。

没想到知子女者，莫过于父母，他老人家的预感果然没错，20多年后的今天，我与兄姊妹们产生的矛盾，其基因恰恰也就在这里——邓小平的“不管黑白”“一切向钱看”，正是导致了整个中国道德滑坡的元凶。

那 个年头，我父亲是高干待遇，父母已经两次出国探亲（我的同母异父二哥）访友（汪子东），八大件绰绰有余。我的同母异父大哥二哥命运迥异，走的虽是国共两党 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但晚年境遇都属于高级斯 （Gorgeous)，详情可见我即将出炉的博文《殊途同归——我的大哥二哥》。二姐因为二姐夫父母港台关系，我出国之前，二姐夫已经移民香港。

谈到七妹家移民加拿大，我曾将我们的公民证收入影印本等都如数提供，甚至还寄去我们的加拿大护照影印本。后来他们还要追加我们护照的签证页面的影印件，我认为这种要求很没有道理，很怀疑为他们办移民的中介公司企图以此伪造护照，这事也就搁下了。

至 于他们技术移民被拒，完全是他们本身的分数不够造成。他们迁怒于我，说我“拒绝或拖延”，看来也是汉字思维惹的祸，因为他们办的既不是直系亲属的“家庭团 聚”，也不是要我“经济担保”。说句老实话，移民加拿大的经济担保门槛一直很高，不要说是10几年前，就是搁今天，我也无力承办。

人们看待事物之所以会变形，以致走样，完全是因为怨恨模糊了人的眼睛。当代愤青不能理智待人待物，在国内外家内外事务中误判形势，甚至闹出兄弟阋墙，大骂出口的笑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述这段陈年矛盾，倒不是自暴家族隐私，也不是家丑外扬的问题，文章仅是想过这段并不如烟的往事，如实反映当代中国一个家族成员在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关系，并因为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关系，而引发的家族之间形形色色利益冲突的来龙去脉。

自然，这些都是人生的教训，我想通过这段插曲，也可以折射长时期来的中国人在争相出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各阶层人民为了出国苦苦挣扎的复杂心理状况。

况且，我前后文章的本意，都意在宣扬基督教”施高于受“的基本教义。东方的佛教，不是也有句名言？叫做“苦海无边，能施是福”，这，诚如我在《打油买菜，都是为了你这个小讨债》文章的结尾中所说：给予的意义，不是简单的“打油买菜，都是为了你个小讨债”所能够比拟的。

事实上，说来惭愧，我一生乐善好施有限得很，但老来却得到了这么高的回报，乃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知足了。

哈来路亚，阿门！


西元2012年 元月下旬 半仙斋迎小阳春

最后编辑时间: 2012-02-03 08: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