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漢末年，朝廷以察舉取士，地方官推舉孝廉、茂才，本意是從民間選拔賢能；可是推舉權掌握在官僚與豪門手中，久而久之，豪門推薦豪門，名士吹捧名士。到了魏晉，九品中正制更加制度化，人才表面上分為九品，實際上家世逐漸取代才能，終於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政治。

今天的台灣當然沒有九品中正制度，也沒有哪一條法律規定市長的兒子可以優先入學、得獎或出國。然而，門閥未必一定世襲官位；現代門閥世襲的，是姓氏、財富、教育、人脈、語言、見識，以及把每一個「公開機會」轉化為自身優勢的能力。法律表面上人人平等，實際上，只有少數家庭有能力一路替孩子鋪好道路。這就是「機會門閥」。

台北市長蔣萬安的長子蔣得立，從師大附中國中部畢業，因童軍獲得「傑出表現市長獎」進入建中，如今再從全台北市學生中，獲選為僅有25名的公辦國際交換學生之一，準備前往美國一年。父親不但曾親手把市長獎頒給兒子，現在又成為市政府交換計畫錄取學生的家長。

我們沒有證據否定蔣得立進入建中的努力，也不能在沒有關說證據以前，斷言交換資格一定是父親替他取得。但是，台北市政府至今只會說「符合規定」、「經過正式甄選」，卻沒有公布足以證明公平的資料。試問，如果這25名交換生中，如果有教育局局長的兒子，或台北市議會議長的兒子，輿論不會大嘩？蔣萬安比這兩個人更有權力，難道不值得玩味？

交換學生計畫只公開最低門檻：近兩學年度每學期平均70分以上、英文75分以上、英語能力達全民英檢中級，並經校內初選、市級書面審查及英語面談。可是書面審查占幾分？面談占幾分？評審是誰？是否知道面前考生就是市長之子？蔣得立總分多少、排名第幾？第25名與第26名相差幾分？評審有沒有利益迴避？全部沒有公開。市府公開的只有錄取名單，沒有公開可以驗證錄取公平的尺。

何況蔣得立是在美國出生、具有美國國籍。簡章雖未限制國籍，但一位本來就是美國公民、可以自由進入並居住美國的孩子，是否仍應占用台北市僅有25席的國際交換資格，當然可以接受市民檢驗。蔣萬安後來宣布不領7.5萬元補助，並沒有放棄交換資格；公共資源也不只是錢，25分之1的名額本身就是更珍貴的資源，因為這種資歷可以在未來使孩子更有機會進入美國最好的大學。

然而，在同一座台北，另外一些孩子面對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制度。

1歲多的剴剴，沒有一位市長父親。他因原生家庭無力照顧，先後進入新北市脆弱家庭服務、兒盟收出養制度，以及台北市居家托育管理體系。看起來有3層制度共同保護，最後卻在台北市登記保母手中遭長期凌虐，帶著全身40多處傷勢死去。監察院事後認定，台北市居家托育訪視輔導不彰、保母管理流於形式，糾正衛福部及雙北市政府。等到司法重判保母，孩子早已不能回來。

另一名10歲女童，也沒有一位市長父親。她疑似在母親從事性交易的住處遭男子多次猥褻。台北市政府不是不知道，而是在接獲通報後，進行了714次所謂服務：196次面訪、240次電話、278次網路聯繫。可是從2025年12月底通報，到2026年8月案件曝光，經過約240天，女童已表達不願繼續住在家中，甚至發生自傷，市府才重新評估並完成安置。

市長的兒子只要提出夢想，整個制度就幫助他去美國看世界；弱勢家庭的女童一再表示害怕，制度卻用了714次聯繫，才決定把她帶離危險。這不是兩個孩子能力的差別，而是兩種家庭被政府回應的速度不同。

還有培諾米達信義幼兒園性侵案。市府第一次接獲警訊後，未能立即阻止行為人繼續接觸幼童，後來受害人數擴大，監察院更指出北市府行政調查、追蹤列管及跨局處處理存在7個斷點。此後，大直非營利幼兒園、北投托嬰中心、萬華幼兒園、夏莉絲幼兒園等，又陸續發生不當對待或通報、稽查爭議。每一次，市府都說已經介入、正在調查、將會精進；每一次，受傷的都是沒有權勢替他們說話的孩子。

蔣萬安自己的人生，也可以看見機會如何沿著家族傳遞。他出生時姓章，父親章孝嚴賣力確認蔣家身世並改姓後，他也取得「蔣萬安」這個具有巨大政治象徵的名字。他從建中透過推薦甄選進入政大外交系時，父親正是外交部長。沒有證據證明章孝嚴曾經關說，但「現任外交部長之子接受外交系教授甄試」所具有的先天優勢與身分光環，也不是一般考生可以擁有。

他後來赴美取得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律學位及美國加州律師資格，並在美國律師事務所執業。這一段專業訓練與職場歷練，當然有他自己的努力，不能全部歸於家世。然而，公開履歷所能確認的是美國加州律師資格，並未見他通過台灣律師考試；返台後主持的也是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此後他進入國民黨，承接父親長期經營的政治人脈，2016年當選立委，2022年當選台北市長。從蔣家姓氏、政治人脈到政黨資源，他所站的起跑點，豈是一般青年所能相比？

問題從來不是蔣得立不應該有夢想，也不是市長的孩子必須放棄所有公共機會。問題是：當市長之子競逐市政府主管的稀缺名額時，市府有沒有用比一般案件更嚴格、更透明的標準證明公平？當弱勢孩子向政府求救時，市府有沒有付出同樣的速度、熱情與行政能量？

蔣得立的人生有夢想，而且有人替他的夢想鋪路；剴剴與10歲女童首先必須爭取的，卻不是夢想，而是活下去、不受虐待。孩子沒有選擇父母的權利，政府存在的目的，正是不能讓孩子因為投胎不同，命運便有天壤之別。可是蔣萬安治理下的台北，似乎不是縮小這種差距，而是在放大它。

古代門閥把持的是官位，現代門閥把持的則是取得機會、受到保護以及被迅速回應的優先順位。蔣萬安不必替兒子說多少遍「一切符合規定」，只要公布評分標準、評審組成、利益迴避、去識別化成績與錄取排名，人民自會判斷。

否則，同一座台北，一邊是被制度一次又一次選上的孩子，一邊是被制度一次又一次漏接的孩子。這不是兒童命運偶然不同，而是台北市的治理，正在讓古老的門閥幽靈，披著「程序公平」的新衣重新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