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念博士？」目前就讀政大政治所博士班的倪世傑說，本想玩學運，後來發現學識不足，才又回大學讀書。他說，未來想從事社會運動，念博士是學術刺激，不是唯一的就業之路。

    今年卅二歲的倪世傑，大學時代便積極參與學運，取得碩士學位後投入勞工運動，先後在土地銀行工會、勞工保險局任職。現在的他除了攻讀博士學位，還在平面媒體當外稿作家，但臉上充滿自信。

    倪世傑承認自己在大學、碩士班時期，並沒有把主力放在學業上，賴在學校只為延長「玩學運」的時間，碩士學位念了四年才拿到。但投入社會後，倪世傑說：「意識到自己的不足，需要再度接受學術刺激。」

    倪世傑也發現，不少博士只是因「沒事才來讀」，或者「不知要做什麼才去讀」，有人有錢也有時間，就跑去讀博士。他認為，不知為何而讀，卻一路念到博士的人，未來除了當老師、當教授，也不知道有什麼路可走，就業必然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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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統計，95學年度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共計130多萬人，其中碩士生高達16.3萬人，博士生將近3萬人，繼「流浪教師」之後，「流浪博士」成為新興現象。

台灣從大學到研究所階段出現嚴重的「人力損害」。廣設大學的結果，高中職學生都想摸個大學念，反正18分也能上「大學」，高中混，大學混，加起來至少混7年，台灣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青年學子，在16至22歲間的人生黃金時期，竟然就這麼「混掉了」。如果當初選擇的是擴充並強化技職、在職教育體系，與其讓學生在校混，不如接受職場刺激，畢竟在職場必須接受的挑戰遠高於學校，混不得，台灣勞動力素質必然有所提升，不至於形成「大學生當高中生用」的奇異現象。

研究所教育是另一個問題。許多人逃避就業，都往研究所鑽，延後就業時間，甚至就一路延到博士班去了，以致缺乏實際就業經驗與職場鍛鍊，一旦僧多粥少，只能成為「流浪博士」。而教職成為博士生的「唯一」選擇，往往是因為博士生缺乏缺乏就業經驗，對未來想像貧乏，從未經過就業市場鍛鍊，無從比較校園生涯與職場工作。

如果學校教育恰恰對人生加了一道鎖，而非更接近個人解放，這樣的教育，失敗也是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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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就學本非兩個割裂的過程，這不是指「學為所用」，而必須「從做中學」，不只要「眼到」，還要能「手到」，這是老生常談，但在當前的教育環境中，與現實脫勾的狀況頗為嚴重。這部分學生與教師都面臨莫大的挑戰。

先就教師而言，在當前著重研究成果的評鑑制度下，大學教師紛紛以「研究案多寡定地位高下」，在此評鑑結構下，甚至許多系所排斥在職人員報考，在在職人員無法專心研究工作的藉口背後，其實是希望研究生為其專任研究助理、學術苦勞。缺乏來自學生的刺激，學術工作出現嚴重同儕化的傾向，成為「那一小圈子人」的事，而研究生也以身為那一小圈子為榮為樂，終至失去在廣大社會謀生的本事。較認真的大學教授，願意思考博士研究生出路的問題，但也無法避免「謀教職是唯一出路」的迷思，因為就連大學教授本身，也幾乎從未在社會上謀得一份工作。

美國商學院在這方面做得反倒十分地「社會化」。申請美國商學院研究部就讀者皆知，兩年以上工作經驗是申請的必要條件之一，學生就業之後再選讀是帶著問題意識來學的，這方面台灣尤其不足，也是台灣學術成就無法立足亞洲、放眼世界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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