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 台灣詩學 吹鼓吹詩論壇

在這個五光十色的多媒體時代，究竟還有多少人靜下心來讀詩？

誠然，藝術創作不該全然考慮市場機制，也不該受到阿多諾所謂「文化工業」（或台灣政府曾提倡的「文創產業」？）掌控；然而無庸置疑的是，詩的讀者正在大量流失。因此，即使有些詩人仍置身於孤芳自賞的文字世界，無視於整體創作環境改變，他們心頭仍不免浮現幾絲曲高和寡的蒼涼。

詩詞創作是純粹美學的過程；然而即使詩人再怎麼百般不願，其作品發表、刊行與閱讀卻無可避免地必須淪落於出版產銷體系中。或許雪萊曾稱詩人為「半神」，足以透過無窮想像創造世界；但事實上現代詩人已然成為希臘神話中的岱德勒絲，身背蜜蠟製成的雙翼遨遊於詩的天際，但卻必須時時留意不可忘形而飛得太高，以免翅膀為產業烈日所炙，最終墜落大海。

詩人無可迴避的第一個問題，在於現代詩定位模糊撼動詩人身分。

從歷史角度觀察，詩詞存在的原始目的，是在文字書寫不普及的時代，藉由「傳唱」延續、散播文化記憶。從詩經、漢樂府到古詩十九首，甚至唐詩、宋詞與元曲，都涵納了自市井小民至文化菁英的集體社會觀察與文化共識。透過傳唱，即使不會書寫的民眾也能唱出心聲，分享觀念，並透過樂官採集，提供執政參考。西方詩詞也有類似傳統，吟遊詩人傳唱史詩、民謠、羅曼史，記錄共同歷史記憶。就好像京劇以韻文演出，莎士比亞戲劇主要也是「無韻詩」。在文字不普及，活版印刷亦未成熟的時代，具押韻、格律的詩詞可輔助記憶、有利傳播，是當時環境下合理的文化媒介。

詩詞定位確立，塑造了詩人崇高的身分。雖然柏拉圖認為詩人應該被逐出理想國，席德尼 (Philip Sydney) 卻於《詩辯》中鞏固了詩人的超然位置。詩人曾一度肩負文化傳承、歷史延續、想像創造、美學定義等多重使命，因此含英咀華，生殺在握。

然而， 書寫讓韻文輔助記憶的功能變得可有可無，散文隨之出現，帶動小說興起，從而讓「情節敘述」變成文學消費的主要產品。特別當電影、電視與電腦等媒體出現，情節更成為重要元素，文化傳布媒介已然悄悄產生質變。

詩可以敘事，卻更適合抒情，而侷限於語言複雜與困難度，篇幅大多不長。小說則不同，散文有利於情節敘述，而且閱讀起來比詩詞簡單，這種「無痛閱讀」帶來了單純享受情節的喜悅，適合忙碌緊張的現代人。情節消費，帶動了小說、電影與電視工業，卻直接、間接地讓詩詞成為了附屬藝術。情節中可以出現詩，適當加入旋律後，變成了歌曲。從瓊瑤時代到今日的流行電影電視配樂，我們仍然可以看見「詩」，但大多是流行音樂人的作品，純粹由所謂「詩人」所寫的詩，讀者卻少得可憐。

或許詩人自尊身分，不屑與流行音樂為伍；但卻不可或忘，曾經文學創作就是流行文化。宋朝時「有井水處皆歌柳詞」，柳永與張先可不是侷限於學術殿堂或詩人象牙塔的「宅男」，而是引領風潮的酷炫「潮男」。雖然王安石嘲笑晏殊「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但是後者的詩詞卻仍然千古傳唱。立足於真摯的情感經驗，並且使用大眾所能接受的形式表現，未必是媚俗，而可能是「大巧不工」。

一個文化高度成熟的社會，大眾流行文化的格調也應同樣優質，而不僅僅是高不可攀的小眾菁英文化。隨著時間流逝，流行也可能成為經典。文學不是閉門造車的玻璃動物園，而是自由奔放、充滿活力的自然原野。失去了野性的文學作品，恍如被圈養的生命，始終缺乏充沛的生命力。而生命力，正是作品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否可能，今日學術界、藝文界所認同的詩詞，只是如水仙花般沉迷自我鏡像的作品？是否可能，隨著時間考驗，如今被視為難登大雅的流行音樂、肥皂劇，卻反而受到更高度的重視？真正的詩人，會不會其實是流行歌詞創作人？真正的劇作家，會不會是偶像劇編劇？實際觀察近年來的文壇與媒體，眼看大眾文化質量逐年提昇，而純文學創作卻恍若掙扎於泥淖，我不禁興起類似疑問。

現代詩人所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在於詩的國際化有一定難度。

詩詞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正面臨著嚴峻考驗。由於英文是世界通用的語言，因此英、美詩國際化程度高一些，閱讀原文的讀者群也較廣。除此之外，無論是哪種語言，詩詞作品都面臨著翻譯、推廣的重大問題。意象、敘述勉強可以意譯；但純屬語言本身的美學成分，例如押韻、節奏等，卻極難在不同語言間傳達。

相對於詩詞，「情節」的全球化程度就高得多了。無論是小說、電影還是影集，都可較為忠實地轉換成不同語言。以情節為主體的文學形式較為有利於全球化發展；而仰賴語言特性的體裁勢必成為地域性較強的創作，極難登上世界舞台。

旅美華人作家哈金近日將再度訪台。有趣的是，他用「英文」寫「小說」，正是他因應全球化創作的策略。哈金坦承：「如果我使用中文創作… 我不可能擁有太多讀者。許多中國流亡作家早已使用中文創作，建立起了他們的文學聲譽。我的中文創作不多，也沒有什麼讀者。對我而言，要成為一位作家，除了使用英文，幾乎沒有其他的方法」。

事實上，即使使用英文，哈金也發現詩的讀者群相對少得多。他曾出版《無聲之際》（Between Silences）與《面對陰影》（Facing Shadow）兩本英文詩集，但並未獲得太多迴響，於是他轉向小說創作。「詩詞的難度高多了，而且多少要憑些運氣… 有時你信手拈來也可以寫得很好；然而有時接連數個月的創作，卻可能連一首詩都寫不出來」。而且事實是，即使寫出了作品，也未必會有讀者。以英文書寫並且善用情節敘述的優勢，讓哈金展露了頭角。誠實面對現狀，適度屈就市場，並沒有削減哈金的創作美學，反而強化了作品的接受度。

能夠良好存活於全球化環境的詩詞，大多具備良好的故事性。此外，兼顧創作環境的現實，也才能寫出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否則，即使自我感覺良好，缺少了讀者的作品，怎能不感到孤高的淒涼？長期受到「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價值觀影響，許多詩人都恥於談論市場，殊不知在全球化時代，無視於供需關係的創作模式，等同於忽視了廣大的世界版圖與閱讀族群。除哈金外，許多港澳作家也開始捨中文而從事英文創作。這或許不是每個文字工作者的選擇，但重新調整態度，以全球化觀點面對文學現勢，才不致於令作品坐井觀天。

雖然華語詩詞翻譯困難，但是仍然可以透過英文評介進入世界。因此台灣英美文學學界與華文詩壇，實在應該攜手合作，讓詩詞透過學術研究迂迴近進入國際文壇。目前的困境在於兩個領域的學者與創作者彼此鮮少交流，也未能建立足夠的了解與互信。因此，華文創作者無法熟練運用英文表達，而諳於英文的評論者卻大多著眼於英、美文作品，形成了文化認同的尷尬窘境。也因此，英美文學研究者，在全球化文化研究的大纛下，更應該重新審視台灣詩壇的作品，透過比較、分析、詮釋、評論，讓世界看到台灣。

最後，創作媒材與思維的改變，也是詩人無可迴避的課題。

電腦網路不但成為發表平台，同時也是創作靈感與影響作品形式的一環。網路讓詩人多了發表的平台，也因此給素人詩人、原住民詩人、台語、客語詩人都能夠擁有發聲場域。此外，新媒材的出現，也促成了詩的創作發展。Flash多媒體詩、超文本詩早已發展多年，而利用全球定位、擴增實境技術創作的詩也逐漸出現。在英國與美國，都有詩人長期利用全球定位系統寫詩，他們融合了空間移動的概念，讓讀者手持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在城市各地遊走，並且利用位置標籤讓詩詞浮現。在新時代的創作媒材上，雖然不乏勇於嘗試的詩人，但台灣詩人實在落後世界的腳步很多。

台灣詩壇在技術面進展緩慢的原因，在於詩人習慣單兵作戰。撇除文人相輕的惡習，其實許多台灣詩人是心胸開闊且勇於嘗試的。然而他們面臨的困境是，現今高科技創作場域都需要集體創作。舉電影為例，從編劇、美術、拍攝、動畫、音樂等，有無數小組分工合作，才能完成作品。然而，在電影團隊運作的背後，正是龐大的市場機制與生產工業的連結。在電影這一塊，台灣曾經蕭條過，而如今逐漸走出陰霾。但是對於詩壇而言，卻極難透過市場機制形成詩詞創作的技術團隊。因此，只能透過學術研究機構申請經費，或是由藝術團體謀求補助，從事規模有限的開發。這些研究開發規模不足，而且延續、傳承也無法持續。更重要的是，對於此一領域有所認知的詩人尚在少數，因此願意投入的詩人也如鳳毛麟角。

在一場研討會中，來自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系的教授問在場台灣學者，在台灣城市規劃時，是否會詢問文學學者意見，在城市空間融入更多文化元素？當時在場啞口無言。在台灣，文學似乎是學術與創作象牙塔內的存在，卻鮮少落實於生活周遭。然而在近幾年，我們逐漸看見了文學的生活實踐。捷運上的詩，廣告中的詩，電影中的詩，以及歌曲中的詩。文學創作需要更多的嘗試，也需要更加放下身段，貼近大眾，走入人群。唯有當詩人高傲緊蹙的眉宇鬆動，換上一抹擁抱群眾的微笑後，文學才能真正展現多采多姿的樣貌。也唯有當詩人體認到創作不是單兵作戰，也不是墨守舊法，不只在意像與題材上的創新，同時也要在媒材、國際市場上尋求更多的突破，台灣文學才會湧出源源不絕的活水，灌溉枯竭已久的創作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