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選擇

——一名記者在媒體界黑暗內幕中覺醒

河北省　李真

我40歲了，信全能神已十多年，回顧這十幾年的信神之路，自己感慨萬分，時常捫心自問：「若沒有真理的存在，沒有真神的拯救，自己的命運又會是如何呢？」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走出名牌大學的校門就跨進了傳媒界的大門，成為工資待遇優厚、眾人羨慕的記者，由於工作的需要還能經常穿梭在政界要人、企業家、社會名流、普通百姓之間，接觸各個階層的人群，很多同事藉此便利條件成就了各自的升官發財夢。而我參加工作不久，以前天主教的教友就給我傳了全能神的福音，此後我邊工作邊吃喝神發表的真理，再盡些力所能及的本分。當初幼稚地認為因著信仰的緣故我不會去追名逐利而會成為一名與眾不同有人性、有良知的記者，然而美好的理想被無情的現實擊得粉碎。中國官方媒體的功能是：發揮黨政喉舌的功用，要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鼓與呼。簡單地說，就是要為執政的共產黨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從我參加工作那天起，單位就不定期地組織所有記者學習黨的執政綱領，並要求記者必須準確地領會中共每個時期下發的重要文件精神，所有報道都要弘揚黨愛民、民愛黨的時代主旋律，必須體現黨民之間的魚水情深。我曾被專門指派報道一位市委書記，我拿到了市委宣傳部提供的素材，上面都是這位書記為城市建設、為老百姓謀福利的「豐功偉績」，又去採訪了一些與他接觸過的人（這些採訪對象都是市委宣傳部指定的政府官員和村幹部），他們一致讚揚書記勤政為民、人品高尚。當初我信以為真，於是晝夜伏案趴在電腦前精心遣詞造句為其塑造美好形象，經電視媒體播出後，這位書記在全市馬上成了家喻戶曉廉潔自律的大清官。一年後他死於癌症，記者又進行了後續報道，這次蓋棺定論更進一步，完全把他寫成為民積勞成疾、鞠躬盡瘁且耽誤醫治累死、病死在崗位上的好書記。最終我們的報道被中央各大媒體轉載播出，一時間這位市委書記成了全國上下黨員幹部學習的楷模，一位璀璨的轟動全國的政治明星就這樣在各級媒體的全力吹捧、造勢下誕生了。市委宣傳部為此在星級酒店舉辦了奢華的慶功宴犒賞媒體領導、表彰記者的業績。然而不久，戲劇性的一幕卻發生了，新上任的市領導根本無法處理原市委書記留下的幾十億元的財政虧空，他們為保全自己的清白不斷地向外界「透風」，曝出原市委書記怎樣收受賄賂、賣官鬻爵、包養數十名情婦的內幕；直指其生前與其他官員專去高檔夜總會吃七個月大的人胎大補湯（夜總會專門僱養一些女人並讓她們懷孕，到七個月時墮胎）；死前曾長住北京某最好的醫院花巨資換肝、換腎（全是公費）；他的真實死因是縱酒過度導致的肝硬化和疑為濫用性激素導致的腎衰竭；他閉目離世之際，站在他病床前的二十多年的髮妻都不曾傷心掉下一滴眼淚……這一系列前所未聞的消息首先在媒體間流傳。剛開始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親自找到在市委辦公廳工作的朋友求證，他輕描淡寫地默認了我聽到的傳聞，笑笑拍著我的肩膀說：「你太年輕了。」這些消息很快傳入民間，又加之這位書記在任時主持建設的幾處大型惠民建築均被發現有嚴重的質量問題，豆腐渣工程激起了民憤，但市委書記已經死去，老百姓就追根溯源大罵記者胡說八道、顛倒黑白。我在公交車上親耳聽到一個農民評論說：「那國家養的記者就是黑了心肝的，專把共產黨的狗屎吹成天鵝蛋。」當時自己臉上頓時發燒感到莫大的恥辱，完全喪失了職業的榮耀感，在事實面前才不得不承認神的話：「哪個在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有他的成功之道和祕訣，那個祕訣不更代表他的本性嗎？可以看出這些傢伙本性太狡猾，在世界當這麼大官，在世界做這麼大事，太狡猾了！他的本性太陰險惡毒，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摘自《座談紀要·怎樣認識人的本性》）更認識到自己以前輕視真理，不根據真理看事卻被衣冠禽獸的政客愚弄、利用、欺騙得一敗塗地。此事的教訓最終促使我在工作兩年後做出第一個選擇，調離許多記者削尖了腦袋都想進的時政要聞部，當時簡單地認為只要遠離這群假冒為善的高級政客魔鬼，不再為其歌功頌德就可以避免作惡。此後我被調入民生新聞部（專門報道社會基層百姓各類問題的新聞部門）工作。

涉足過媒體的人都知道這個行業被稱之為「第二娛樂圈」，從業人員五花八門。一些有姿色的男女主持人、播音員、記者主動投懷送抱，爭相被政府官員、商人、企業高管包養做「小三」，他們衣著光鮮出入名流會所，在這個笑貧不笑娼的時代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搖身一變成了天生富貴命的幸運兒；另一部分善於審時度勢、溜鬚拍馬的人則晉升為媒體領導，他們不僅會準確地為政客量體裁衣定制各類政治包裝，還有嫻熟的創造經濟收入的手段。這裡的潛規則是：只要能提高收視率賺到錢，什麼低俗下流的節目都辦，什麼邪惡的影視劇都播；只要是在媒體投資做廣告的企業，一定要全力「保護」絕不能有任何負面報道；不在媒體做廣告的企業，要指派記者先報道其負面新聞，迫使業主在媒體投資做廣告，以此保證從業人員的高收入待遇，同時證明自己身為領導的能力和價值。初到民生新聞部，我在神面前發誓絕不走這樣的人生道路，我要走正路做好人。剛開始自己確實利用媒體的輿論優勢積極協調相關部門，為老百姓解決過一些供暖、供電、供水等生活難題，為此還有人給我們贈送錦旗牌匾以示感激，自己也陶醉於能做個為百姓辦實事的好記者的成就感之中。但好景不長，從2006年開始社會形勢急劇變化，大量的農民通過新聞熱線反映他們的土地被政府低價徵用，甚至民房遭到暴力強拆，不公平的補償制度導致他們無力維持正常的生活。我通過朋友的關係在市土地規劃局看到一份保密資料，市政府在兩年前出資一個億從農民手中徵收一宗城中村土地，兩年後加價幾倍以四個億的價格出售給開發商。兩年後矗立在那裡的高檔寫字樓和住宅公寓售價每平米都超過萬元，只要稍微了解內幕，頭腦再簡單的人都會知道到底是誰推高了房價。然而這些真憑實據卻被政府嚴密封鎖，我們民生部記者一再被警告要謹慎對待這些「刁民」，哪個記者如果未經單位許可膽敢擅自接待、拍攝、報道圍攻市委、市政府及各大媒體的上訪者，將被當場開除公職並承擔法律責任。此令一下，沒有記者再去關注這些農民的生存狀態，甚至沒人再敢接聽他們打給媒體的求助電話。之後不久我採訪了一位死囚犯，此人殺死一家四口製造了轟動全省乃至全國的滅門慘案，我專程趕往監獄與他對話兩個多小時，他說：「我下崗失業多年，老婆、孩子、老爹、老媽都要吃飯穿衣，我白天晚上辛苦打工，掙那點錢根本不夠養活他們，我只能找個貪官要點錢花，這叫官逼民反。他不給，我就只好為民除害。」死囚還告訴我他一年前就與死者交往甚密，確切掌握死者擁有數處豪宅別墅和巨額存款的家底，辦案民警也證明死囚所說確屬事實。可以說那次採訪很成功，從案犯的生活背景到他的作案動機，內容比較全面充實，但這篇報道寫好後經上下各級領導審閱、刪改，最終變成了一篇「我市民警智勇雙全，僅用72小時就偵破驚天命案並捉拿案犯」的正面報道。報道除了交代死者是某單位的主要領導身分外，涉及死者數額龐大來路不明的家產和罪犯作案動機的採訪對話全被掐掉，原因是媒體不能放大社會貧富懸殊、窮人仇富的心理，更不能激化人民和政府官員的矛盾。市委宣傳部就連自然災害、空難、礦難、車禍等突發事件的報道也控制甚嚴，要求各大媒體在報道因災禍死亡人數、受損等情況時必須按市政府發布的數字統一口徑，記者絕不能「胡亂」聽信當事人的「信口開河」。如果你是一位明智的觀眾，你只要留心回顧一下近幾年類似汶川地震一樣的相關報道，就會總結出媒體的輿論導向：在這「天災無情人有情」的關鍵時刻，是中國共產黨的各級政府部門、各駐地官兵團結各界社會人士萬眾一心緊急馳援災區人民，那裡的百姓源源不斷地得到幫助，吃穿一應俱全無需發愁。其真相卻是大量救災物資被貪官瓜分，為應付媒體的採訪他們早已提前調包，把過期麵粉和破舊的衣物發給群眾，即便這樣，還有一些惡官在記者離開現場後當即把這些東西又從群眾手裡奪回。同樣，每年春節前各級領導慰問窮苦百姓時這樣的事情也經常發生。人們在電視、報紙、廣播中根本看不到、聽不到災區人民、弱勢群體痛失家園及親人後吃不飽、穿不暖民不聊生淒慘萬狀的真實景象，更無從知道上天頻繁降下災難的真正原因。在民生部工作的幾年裡，我感到比時政要聞部更嚴格、更高壓的管理制度，記者的思想和表達在這裡被牢牢禁錮，任何一條新聞都要從政治的角度被審查定位，任何一位記者根本不可能完全從事實真相出發去寫一篇揭示社會現狀的深度報道，幾乎所有的報道都與原始事件大相徑庭。十幾年前，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就通報中國是艾滋病迅速傳播的主要國家之一，保守測算中國患病人數在千萬以上。然而2007年我們部門的一名記者在世界艾滋病日遵照市衛生局的通報數字採寫新聞，其中一句新聞詞是「我市衛生部門共發現6例艾滋病患者」（全市人口300多萬），結果引來市民的嘲笑和抨擊。最終領導作出解釋——媒體的責任不僅是為政治大局服務，還得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政要們認為過多地公布高危病人的數字，勢必會影響全市的娛樂、餐飲、旅遊業，所以他們企圖用一個連中學生都不相信的數字來瞞天過海、掩人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