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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低迷民調、股市風暴與IMD排名(附網友回應)
2012/06/02 21:58:40瀏覽225|回應0|推薦5
低迷民調、股市風暴與IMD排名
出自:出岫閒雲的部落格 http://blog.udn.com/chiag/6504276


馬總統民調支持度低迷,近日又遇股市風暴,指數直直落。但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最新的IMD全球競爭力排名出爐,台灣排名全球第七,雖然較前一年退步一名,卻仍然足以傲視全球,且台灣政府效能受到肯定,由去年評比的第十名,躍升到今年的第五名。

名嘴趙少康似乎對這個全球競爭力排名不太有信心,他在5/31早上中廣廣播節目中說,他曾重視IMD評比,但是現在卻覺得這是表現學者們的象牙塔式思維。換言之,這樣的評比沒有太多現實意義。

的確,馬政府的民調支持度如此低迷,股市又如此悽慘,輿論對馬如此一片罵聲,哪還有什麼政府效能可言?

簡單說,趙對馬已經失去信心,從而,他也不再相信IMD評比的實質參考意義。

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31日在台灣旺報發表文章說,“馬英九困境”的肇致因素,應當更要歸咎更加深層的兩個變數;一是馬英九的主帥風格;一是政府組織制度的機構僵固。他說:「馬英九的主帥性格,本質上一向固守於事務官格局,犯了彼得原理最嚴重的無法蛻脫向上的絕症;所以打從第一任期伊始,就守不住退居第二線的門檻,對“閣揆”甚至部會首長不能充分信賴與授權,甚至會作出直接指揮科長的庶務作業。」

批馬誠為當下時尚。出了問題,都是馬總統的錯。

我對趙與林的說法都有所商榷。

如果馬總統只固守於事務官的格局,他就不會要進行證所稅的改革。改革稅制是一般事務官所關注的議題層面嗎?把民進黨執政時的兩岸關係加以大幅度改變,這又是事務官的作為嗎?

如果說馬總統太愛插手管細節,這個說法也有兩點爭議。當初馬總統說要退居二線,為什麼那麼多人表示反對?當八八水災發生,民眾會說「這比較不關馬總統的事,我們先找地方官、找防洪機關去」嗎?總之,民眾能讓馬總統退居二線嗎?如果多數民眾不讓馬總統退居二線,我們能責怪馬總統太介入事務性層面嗎?

再說,證所稅的事,馬總統只是提出大方向,卻並未太介入細節討論,就此而言,尺度拿捏似並無不妥。那又為什麼要說馬總統是事務官格局呢?

趙少康關於IMD評比太學者觀點的說法,我也不太以為然。IMD評比不會因為我們當下感覺到現實困境與排名優先的落差就忽然失去其可參考性,就忽然變成了學者的象牙塔式思維。這種感覺落差從來都會有,只是不同的時候、不同的地區,感受隨時會改變。當我們主觀覺得評比似乎很準確的時候,很可能有其他人認為這個評比有問題;反之,當我們覺得評比好像不準確的時候,很可能又有一些人覺得它很準確。重點在於感覺的「主觀性」。由於我們太貼近自己的生活,而失去看事情的高度。

改革之所以困難,通常也就因為多數人看事情都只從切近的視角出發。我們常不自覺自己是低著頭在看路,以致於相對於較遠方的目標,我們實際常陷在固定的圈子裡打轉不前。

證所稅究竟該不該徵?其實多數人認為該徵。爭議點是時機、作業細節與溝通或說服問題。

既然多數人認為證所稅該徵,那這個政策為什麼還會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如此多的罵聲,甚至還損失一名部長?

問題如果只是在技術細節,這不是可以討論決定嗎?怎麼會如此激烈爭論?

如果是時機不宜,那麼什麼時候時機可宜?二十多年來,為什麼不曾成功徵收?那是否表示時機永遠不宜,改革永遠易遭抵制?如果知道改革總是易遭抵制,那麼,大家為什麼還是要參與抵制?或是參與譏評?如趙少康這樣的名嘴,也忍不住要加入譏評的一方?

現在的情況更微妙了。劉憶如辭職,又有些人開始表示同情她,而因此再度找到另一種批馬的理由:為什麼不堅定支持劉的政策?並為劉的政策辯護、整合?

如果劉的政策值得為之辯護,這個工作為什麼一定要由馬總統來做呢?名嘴們為什麼就不能出來做?

如果劉的政策在細節上的確是有瑕疵、或可行性低,那又為什麼不能調整、修改?

以我個人而言,由於並非財稅專業,雖然大體相信,徵收證所稅符合公平性原則,所以值得推動,但是,細節究竟如何訂定,才能達到最大利益、最小損害,這個問題我完全無從回答。而我猜想,馬總統的認知或許與我相去不遠。因此,馬總統會基於公平原則而支持推動徵收證所稅的政策,但是對細節卻並沒有特定堅持。細節的訂定很可能是要依據集思廣益討論的結果。所以重點不在於要不要做,而在於通過討論找到如何做。但是,大眾似乎對於通過討論尋找答案的模式並不習慣,總是期待執政者能直接給出最佳方案,而如果覺得方案不妥,立即就開罵,且往往一開始就堅持己見,而認定己是而人非,以致異議者間難以進一步溝通、協調。

有個笑話說,西方人通過會議來做決定,而中國人則是要先做好決定再來開會。至於決定如何先做好,則往往是事先私下去溝通。這樣的習慣其實有問題,曠日廢時不說,很可能使決定要嘛太專斷,要嘛徇私情。但是,我們並不檢討這種有問題的習慣模式,而卻常怪罪那不循此習慣模式做事的人。

不在會議場所通過討論來做決定,似乎與我們普遍欠缺「溝通理性」習慣有關 。遇到有異議的狀況,各方往往很快就陷入情緒對抗,執著己見,而難以理性溝通。我要強調,這是普遍的問題,而不只是執政者片面的問題。這種不良習性最後可能導致集體常做出非理性的、不可欲的決定。這很可能是使傳統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關鍵因素,是很大的遺憾問題,但是並不常被深入討論。我們總是太關注特定領導者的個人能力、操守或領袖氣質,甚至極度誇大、甚至扭曲這方面的問題,而忽視上述的普遍溝通問題。

劉憶如的問題似乎也在於她也不善於或不耐於溝通、說服,又太過堅持己見。政治的事往往必須有所妥協,即使自己認為全對的事,也還是會要有所妥協,除非能充分說服他人。

政策細節上的說服,我認為責任在部長,而不在總統。畢竟部長才具有專業,而不是總統。

當藍營立委經協商提出新折衷方案以後,劉如果不贊成,的確可以以辭職的做法表示為自己的理念負責,或甚至表示抗議。不過,我認為劉的辭職動作太大。她應該更多是致力於說明新版方案不妥之處何在。現在的情形卻是,我們只知道她不接受新方案,但是不接受的確切理由,我們卻不甚了然。雖然我們大略可猜想新方案可能不足以促成租稅公平性到讓劉可接受的程度,但是,很難有個絕對完美的政策,而為追求公平,如果傷害投資意願過大,終歸也要有些妥協。若只是一味尋求公平,很可能就陷入傳統社會主義的困境。「均貧」恐怕不會是民眾真正所要的改革結果。

問題也可能是因為每個人的判斷不同。劉或許不認為她的政策會大幅減少投資意願,而導致「均貧」的結果,但是,顯然有許多人的判斷卻與她不同。甚至還有些人指出,劉的方案才更不公平(在特定情形下,富豪大戶反而可能更少繳交證所稅)。這時候,究竟應該以誰的判斷為準?

我認為,如果劉不能說服多數人接受自己所提方案,就應該退讓、妥協,否則辭職。

劉辭職獲准,股市立即翻紅,幾乎可說是股民對劉部長的一種表態。劉部長個人去留,我們沒有太多置喙餘地,但是,我們究竟該怎麼看整件事呢?

我仍然強調,我們要從高遠處看。從高遠處看,很多事並不需要太斤斤計較。重要的是,改革初衷是否得以堅持,政策是否的確朝向可欲的(desirable)方向邁進。過程中的曲折、坎坷,不應該是對執政者的批評重點,它主要只是反映改革的高難度。我們應該更強調改革的長期歷史意義。我們也要看到這個歷史意義。忽視長期歷史意義,而以過程的坎坷來責備執政者,既忽略了人民主體性的立場,忽略人民在造成坎坷過程中所扮演的(消極)角色,也低估了改革的積極意義。

IMD再度給予台灣的執政政府效能以高度評價,正因為他們不囿於台灣的當前政經困局。當我們在決定要不要參考IMD的評比之前,不妨想想,究竟是誰更易陷入迷局之中。蘇東坡的詩裡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究竟誰才是身在山中者,而誰又是山外的遠觀之人呢?

================我是分隔線====================================
這段是網友"蒼穹無際"對此文的回應,真高興理性的人還是很多的!!

思考角度的問題
2012/06/01 12:39
  個人也不太懂指數排名的專業知識,但專從現在政府的行事態度來說,基本上仍遵循著既有的行政法規與行政原則,並沒有做出太超過的事情,且對諸多事務的處置後果,除了沸沸揚揚的那幾個外,倒還算可以,就整體而言,馬政府與陳冲內閣的表現應該算是屬於還可以接受的範圍。評鑑單位的考量或許在此。

  但為什麼國內民眾會這麼反對?個人以為應有部分媒體或利益團體從中作手,刻意營造政府處置失當的氛圍,並加以渲染,使輿論傾向於對自己有利的一方,然後利用民主體制不能不重視民意的特點,迫使政府屈服。那位部長一下台,股票就立即做出反應,更可見這一事件的發展完全是既得利益者刻意抵制的結果。

  誠如版主所言,一般人只能就自己所能見到的事物做為考量的依據,與政府的需以廣大人民長遠利益為考量的立場顯然有別,若有心人刻意利用此一「有限理性」來營造輿論,刻意牽制或阻撓政府的作為,而政府就會限於民主體制以民意為依歸之原則,被這些有心人或既得利益者以及利益團體所俘虜,不得不做出讓步之行為。結果雖令人扼腕,卻也是民主運作之過程中不得不有的代價。

  而且行政行為中最與人民相關,但卻是人民最不關心的,就屬細節性與技術性的規定。儘管因為有很深厚的專業色彩,而讓一般外行人難以置喙,但若要反對,也應該要從專業的考量出發才行,否則沒有足以說服人的論據。然而民主之一弊病,則在於也允許外行人插手(美其名為「公評」),導致外行人無法專就重點進行研商,只能從外部性或其他支微末節的次要事項予以批評,導致相關專業人士在辯解之際,讓討論的重心開始偏移,使得最後決定該政策能否推行的理由,竟是些並非基於專業判斷,而是安撫民眾的論點。

  至於為何我國民眾為何將政府大小事最後通通推到總統身上,除了現行制度設計有問題之外,國人尚未脫離「強人統治」的心態更是主要原因。有一句電影台詞說得好:「中國不能沒有皇帝!」將場景換到台灣,台灣人民也太習慣由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人物統領國政,而沒有建立起分層負責以及自己也要負起政治責任的思維,但民主政治的最終目的卻是要人民自己為國家負責,現實與理念竟是如此的兩極化,也難怪會有人說台灣只有民主制度,而沒有民主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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