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政擁有美國國籍﹐卻又任我國立法委員﹐人人皆知。

話說當年﹐有一天﹐我在外辦事﹐突接通報﹐北美司長程建人要我立即返回外交部。原來就是行政院要外交部﹐儘速提報有關紀政立委『雙重國籍案』說帖﹐以因應立法院的質詢。程司長要我馬上放下一切身邊工作﹐前往國際司找陳榮傑科長（後任海基會秘書長）﹐一起會辦﹐三天內上簽。

到了國際司﹐陳科長捧出卷宗﹐對我說﹕『一切有關資料都在這裡。』原來這是國際司主辦的業務﹐不是我們北美司的案件。接著他說﹐他對國際法有關國籍的法則及案例不懂﹐無法給予任何協助﹐意思就是要我一個人辦囉。我反問﹕『貴司有任何國際法方面的書籍﹐可供借閱﹖』

陳科長帶我去辦公室一角﹐就是一些陳舊過時的期刊﹐也不超出百本﹐有關國際法專論或教科書﹐恐難及十本﹐皆非可參用者也﹔所以我一本也沒拿﹐就前往外交部圖書室﹐『再』去確認有無新書﹐結果也是如往昔般﹐空手而出。最後我去那兒﹖我回家去也﹐求助於我的私人珍藏。

有關說帖﹐在毫無外交部資源支援下﹐如期直接上呈程司長。最後簽文退返我處歸檔﹐一看上面只有四個簽名﹐即行政院長孫運璿﹑外交部長朱撫松﹑程司長及我。可見事情之緊急﹐上呈流程之快。對說帖內文﹐我已忘了大部分﹔但承辦此案﹐給我留下的感觸﹐一生也難忘。

美國訪賓來華﹐我常陪同前往美國在台協會﹐『聽取』台灣政情報告。對不起﹐在台協會是作秘密簡報﹐訪賓入內聽取報告﹐我則被安排在其圖書室等侯﹐連貴賓會客室都不夠格進入﹐連一杯茶都沒有。（這下﹐你就知道『西雅圖之役』文提及﹐我為什不請華盛頓州孟琴科長﹐到會客室也不奉茶的一項原因了吧﹖蓋我也是凡人也。）

其實老美的老大心態﹐我見聞不少。我們的中將﹐宴客主賓只能請老美士官長的事﹐在進官場前﹐我早已親身體驗過（是我前岳母安排﹐考驗我的相親面談体驗）﹐所以絕不會少見多怪。其實﹐我很高興這樣的安排﹐在這裡我可以看書休息﹐正對我這個書虫味口﹐比在我們自己高官秘書那兒﹐喝茶閒聊還好。此外﹐老美大慨不知圖書室比會客室﹐對有觀察力者﹐更易洩露機密﹐正合孤意。

美國在台協會的圖書室﹐可以說是一個專業的政治外交圖書館﹐其規模﹐在台灣﹐儘次於政大國際關係中心﹐比吾師郭榮趙的藏書還多一些。面對在台協會的專業蒐集﹐特別是如此豐富的有關台灣各黨內外書籍報刊﹐我都快窒息。這充分說明人家多重視情報蒐集工作﹐撥出的經費有多寬裕﹐態度多嚴謹慎重﹐對培育員工學識有多積極。

如今反觀我部﹐想想革命黨人說『滿清北洋艦隊最大的艦砲﹐只有三顆砲彈』﹐真是只能無語問蒼天﹗

當時我自我安慰﹐美國國務院可能也如我部﹐並無藏書﹐只有駐外使領館才會有責任收集﹐雖然我並不相信這個自我『合理化』。

直到我外放西雅圖﹐我的想法完全破滅。一到駐處﹐我急於瞭解這個幾乎完全陌生的『轄區』﹐馬上請求能看駐館藏書。一看所有書刊﹐不及十本﹐還是從前清歷朝歷代積累下來的成果﹐根本沒有任何投資可言。當時駐處很多經費﹐全被館長挪為私人享受之用﹔例如我的處長陳毓駒﹐在其近三年任內﹐所有『辦公購置維護費』款項﹐一毛也沒用到辦公室﹐如果國內立委不信﹐可找出我那本『中華民國外交工作的運作分析』﹐數字統計難騙人﹐可知老朽之言屬實。

這個案子﹐讓我了解錢復對知識的鄙視。做為外交部次長﹐負責外交實務多年﹐他並沒有營造一個可使員工﹐增進專業知識的工作環境。怎能怪國際司﹐連這樣最基本的國際法案件﹐都朿手無策﹐無能辦理呢﹖

雖然我知道﹐錢復那時侯還是被沈昌煥打壓。很多事﹐要錢復去做﹐是一個苛求。但在改良工作程序與環境的層次﹐不涉戰略﹑政策及人事﹐他也沒想到可做﹑要做﹑必需做的事。套句他不問理由﹐一見到我﹐就開口大罵的一句話﹐我要對他說一樣的話﹕『沒有理由﹗我不需要理由﹐遲到就是遲到﹐錯就是錯。』（我只有一欠如此經驗﹐比起其他同仁﹐實在﹐錢長官對我﹐也夠禮賢下士的啦﹗做人不要太沒良心。）

話說當年﹐一九七八年﹐中美斷交﹐國人抨擊外交作為﹐電視上打出螢幕﹐指出我國駐外大使館﹐利用外交特權﹐轉賣汔車圖利。乖乖﹗真的比當時台灣一般車行﹐規模還大﹐像是大汔車經銷商呢﹗錢復當時是外次﹐成為時人的出汔筒﹐面對記者突然動作﹐並提出圖片的指責﹐也只好硬著頭皮﹐超越其『權限』﹐在電視機前說要『查明事實﹐轍職嚴辦。』後來他也不自量力﹐『假戲當真』﹐玩真的起來﹐要正辦啦﹗

斷交後﹐沈昌煥部長下台﹐由蔣彥士接任。不到一年吧﹗蔣彥士馬上調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國人以為這是蔣氏受層峰重視﹐高升要職﹐好像不是『太離譜之俗見』。這時大家以為﹐錢復會由副扶正﹐出任部長。其實這個觀察﹐只見表像﹐與事實出入太大。事實應該是﹐沈昌煥要拿回往日固有地盤﹐逼蔣彥士退出外交部。

大出泠門﹐跌破大家眼鏡﹐害得老朽破費﹐也換了付『眼鏡』﹐新部長由朱撫松出任。朱撫松當時被錢復調部﹐正申辦『退休』中﹐桌子也收得乾乾淨淨﹐一付收攤養老狀。他就是斷交時﹐遭電視指責﹐錢復要迢返嚴辦的﹑『開車行』的駐韓國大使。

你不要以為朱撫松是一部之長﹐事實上﹐他是沈昌煥派來外交部﹐看緊地盤的管家﹐他是『唯沈之命是從』的人﹐只是沈昌煥的白手套。

古人言﹐國事如兒戲﹐我所見也不少。國人痛斥的沈昌煥﹐『借屍返魂』﹔錢復要『逼退』的人﹐竟然成為他的頂頭上司﹐他的日子比我更難過﹐我再笨﹐用屁股想﹐也知道此理。這就是他接見我時﹐所說『有苦衷』之意﹔我當然一點﹐就知錢復話意。

只是做為次長高官﹐連如何改良工作環境﹐為國培育良才﹐純屬技術執行層面﹐動用的經費﹐比較起來也不會構成負擔。連這些都不能做﹐那又何必『屍位素餐』﹖問題就在於錢復沒有想到﹐他能為國家做什麼。而宋楚瑜建議﹐舉辦第一屆國際新聞人員特考﹐就是他想到他能為國家做些什麼。

再看看我們同仁﹐自從上榜進入外交部﹐便『一照到底』﹐從來不必看有深度的外交專業書籍﹔其中許多外交官是讀外文系的﹐除了應付考試時﹐看一下外交類書或新聞剪報﹐基本上對國際法或國際政治﹐一點概念都沒有。但是能怪這些外交人員嗎﹖不能﹐再強調一次﹐絕對不能﹗

因為當時他們根本接觸不到這類書籍。那個時代﹐這類的書﹐受到管制﹐只有兩個地方可以借閱﹐一是政大國關中心﹐二是國民黨大陸工作會。一般人連進去看看都不可能﹐借是更免談﹔而我是兩個地方皆可借閱的極少數幸運兒（請期待我寫『我是台大不敢收的超級學生』一文﹐可知詳情。）。而今進入外交部﹐仍無機會接觸此類書刊﹐怪他們無能無知﹖真乃標準的『不教而使之戰』。要怪﹐請怪錢復吧﹗

我的看法﹐正如『彼得原理』所述﹐錢復可以是很好的『舌人』（翻譯副官）﹐但超過此限﹐加以晉升﹐就超過能力的極限﹐成為不稱職而無能的人。亦即錢復根本沒有足夠的能力﹐足以擔任次長﹐他跟阿扁一樣﹐不知道『次長』要做什麼﹐天天瞎忙﹐但是儘做些本質上科員辦的事﹐不務其『次長』正業。

錢復不知﹐『次長』這個職位﹐要做什麼﹐該做什麼。我們還能期望﹐他能在次長﹑駐美代表﹑監察院長任上﹐能『審時度勢』﹐找出『能做的事』﹐進而去做『可做的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