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左腦世界! - 道路、真理、生命......世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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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左腦世界!

2012/08/19 18:37:35瀏覽646｜回應0｜推薦2

中國人的左腦世界上個世紀80年代臺灣出過兩本書，一本是柏楊寫的《醜陋的中國人》，另一本是孫隆基寫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這兩本書在當時都產生了不小的反響，引起了國內讀書界的關注。這兩本書都是從文化的角度來談中國人的弊端，說的是中國人文化上的醜陋，以及由這種文化所導致的一種心理情感緩和行為方式上的醜陋。柏楊把中國文化概括為一種“醬缸文化”，“窩裏鬥文化”，一種剪不斷理更亂的齷齪、邋遢、粘滯和混懵的文化。孫隆基把中國文化理解成一種“二人文化”，或“無人文化”，一種絕對沒有個人獨存，沒有堅實的個體為基礎的、虛幻的族群至上主義的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的分析還真的說到了中國文化的一些節骨眼上。但我認為，這只是中國悲情的一種文化分析，是關於中國不幸的一種說法。在此，我也願意提出另一種說法。我想說的不是中國人的文化，不是中國人的心理，也不是中國人的情感素質。因為文化、心理、情感這些東西很多人都在說，並且說了很久，說得很繁，但好像仍沒有說出個所以然，大有愈說愈玄，愈說愈迷糊的感覺。說了半天，人們至今對什麼是中國文化似乎都沒有取得一種共識。難道中國文化真的就是人們通常說的“儒、道、釋”？難道宮廷文化和文人文化真的就是中國人民的文化？是中國老百姓在內心普具、普存、普認、普信的那種文化？在我看來，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什麼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究竟具有一些什麼樣的性質，諸如這樣一些問題，完全值得中國學者們作更進一步的梳理和探索。在此，我想談的是中國人的大腦，以及中國人大腦功能分化方面的問題。與其他學者從經濟、文化的角度探討問題相比，我更願意從生理、生物學的層面來進行一種文化、社會性質的推測。在我看來，不僅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是醜陋的，而且其生物學水平上的生理形狀和生理表現也是醜陋的。因為我篤信一個簡單的道理：好的文化必然有一種好的生理形狀和生理表現與之對應；歪的生理形狀和生理表現無疑是歪的文化的一種反證。一般說來，文化探討所依據的主要是文字、文本、原典、推理、歷史檔案、記錄，以及其他人的某些理論研究成果。這是一個比較玄乎，比較抽象的論域，並且是一個很容易落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絕對相對論災難漩渦的論域。而生物學分析所依據的卻是大量的事實、現象、資料和實地親歷的具體感受。用文字來說明文字，用理論來論證理論，這更容易使說明和論證陷入一種修辭學和詭辯術，更容易使說明者和論證者陷入一種語言學的精神狂歡和論辯術的自我欺騙而不能自拔。而一個民族的生物學形狀和生理學表現，以及相伴而生的它的物質造型和大地景觀卻是自明昭彰、形影凸現的。這些東西是人們可以直接目睹和面對的，是只需動用常識與直覺即可作出明確判斷的。我認為，社會存在的生物學表現和形狀，作為事實它一直都存在在那裏。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一般說來，它們一點都不含糊，一點都不抽象。與文化研究的文本法、推理法相比，這種生理層次的生物學分析方法是直接而具體的。比如，人的身高、體胖、肩寬、長相、眼神、表情、腰的彎曲、手的形狀、額的面積、腦的容量、皮膚的色澤、眉毛的舒展、五官的周正等，這些都屬於一種明顯的事實和具體的表現直呈於人們的面前，是人置身人群，直面眾相時即刻就能看到和感覺到的一種存在事實。我倡導，當我們在研究一個民族或一個社會的文化時，我們應該去直接面對這個民族和這個社會其每個成員所普遍呈現出來的那種生理和生物學的特徵，如他們的體態、手勢、坐姿、長相、面色、眼神、表情等，而不應該去沉溺於那些文字、文本、故紙堆、典籍和傳說，以及各種各樣根據這些東西來進行推理所得出的所謂的結論。因為在一個明顯具有文字禁錮和言論控制、文字造假和言論杜撰的傳統中，任何文字文本的東西似乎都具有一種歧義，甚至反義的傾向，它們要麼語意偏頗，要麼語意顛倒，要麼就純屬虛擬和杜撰，所以，我們對這個傳統中的任何文本都應該進行存疑，進行懸括，進行解構，把它們當作某種可懷疑、可折扣的東西來處理。我認為，文本是不可靠的，而物情和人相卻是某種確證。若要進行社會的釋疑，我們不應該糾纏于某種文化的本質本身，而應該把注意力放在某種文化的實際後果上，放在文化的外顯物和文化的對應體上。文化研究顯然需要一種反推法和反證法。即，不是用文化去研究文化，用抽象去梳理抽象，而是要用文化的結果、文化的效應去反向確證文化的性質。文化研究肯定需要一種實證的方法，這種實證的方法要求我們不能用理去說理，用文去說文，而是要用事實、事件，用直接呈現的事物狀況去確定某種文化的內涵和品格。即，我們不能以虛去論虛，而應該以實去證虛。實際上，在虛和實之間，在文化的理和事物的相之間，是存在著某種關聯、對應、交道和因果關係的，只不過人們通常把這種關係割裂開來了，採取了一種如單正平先生所講的“分開主義”的立場。我認為，如果你把本來就聯繫在一起的東西強性給分開了，那麼，你的論證是缺乏說服力的。分開就意味著詭辯。只要分開，你就休想把事情說得明白，休想說出它的來龍去脈，說出個所以然來。因為分開，就意味著空對空，虛對虛，就意味著天地不接榫，靈肉不融合，前後不搭界，裏外不對應。所以，分開的結果就只能是徒托空言，自管自說，話語無邊界，言說無責任。這樣一來，任何文化論證的問題實際上就僅僅成了一種語言學、修辭學的問題，成了一種僅僅與音量和話頻因素相關的問題。即真理只與話語權有關，而與事物的實存無牽。也就是說，即使是阿富汗、盧旺達這樣的國家，如果它們想要證明自己文化的優越和精神的優勢，它們也無須去從事什麼實質性的社會制度改革和同樣實質性的思想觀念變化，而只需在語言學、修辭學、語法學、詭辯術、音量和話頻等方面下工夫就行了。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話，那顯然是自欺欺人，即圈內人自懵，圈外人自明。如果人們老是說一種文化如何如何好，一種宗教如何如何了得，但就是從不去考慮這種文化的後果，也從不去顧及這種宗教的效應（即這個社會在實際的生活中人們一般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道德的水準），那麼很顯然，這是一種偏智人的看法，是一種典型的盲視症和管見病。有種種跡象表明，中國人就是此症此病的典型患者。在中國，一方面是文化語言，或討論文化的語言春風得意，盡情狂歡，另一方面則是現實生活的極度衰竭，無比落難。就仿佛我們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種雙重的背反。首先是語言與其語義的背反，其次是語言與其現實的背反。只要我們稍加冷靜的觀察，我們就會發現，正是這種語言和語義，以及語言和現實之間所形成的那種巨大的反差才構成了對我們生活和存在的最大嘲諷、最大褻瀆、最大傷害，從而也是最大悲劇。就仿佛中國的文人全是住在真空屋和象牙塔，他們不是精神的自娛者，就是精神的自虐者，或是精神的自大狂。當他們在奢談中國文化如何之高明，如何之精妙時，他們是可以全然不顧中國人民是如何之具體表情和如何之具體生相的。他們對很多東西總是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當他們在論證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時，他們總是愛引經據典，老是提某位聖人怎麼說，哪部經典怎麼講，但就是看不見中國人身體被扭曲的那種形態，看不見中國人眼中那種悽惶的神情，更不願去思考這些聖人經典在重大的方面對中國社會制度和中國政治哲學層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他們看不出這些聖人思想與社會的主體生活實際上存在著一種密謀和圓成的關聯。不知他們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態，擁有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性情，他們就是喜歡去聽一種語言迷幻的麻痹之音，喜歡去吸一種觀念鴉片的毒香之氣。而對大地的景觀、城市的表情、鄉村的面容熟視無睹。仿佛這些景觀、這些表情、這些面容對他們是不存在，不顯現的。我想問，難道中國人身上直接呈現出來的那種生理學特徵和生物學形狀還不足以對某種被人們叫做文化和信仰的東西作出有力的否證？難道物相的謀篇和井市的佈局其已成定格的存在方式真的不比那種空洞的言說、無聊的扯淡更具某種權威？更具某種說服的實力？為什麼我們老是會站在官方、權勢者、得利集團的立場，要不就是文人知識份子獨善其身、避重就輕的立場，看不見中國人那種哪怕是在生理學層面所表現出來的真實的生物形狀和特徵呢？為什麼我們不能從一個老農、村婦、平民、下崗者、打工仔、小販、個體戶、流浪漢的角度去體察一下那種更帶普遍性的中國表情和中國目光呢？從某種意義上說，也許，破譯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那種關鍵性密碼並不存在在學者或官家的文錄裏，它實際上就存在在中國人最常見的那種表情和目光中。我認為，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那些眼神、表情、手勢、面相和行為方式，是那些屬於生理學和生物學範疇的身體特徵，而不是那些玄而又玄的文字、文本，那些流傳已久的所謂的神話、童話、故事和傳說。關於中國人的身體特徵和面相問題，我在《永恆的孤島》一書的有關章節中作過一定的描述。事實上，我們不必通過書籍的閱讀也可對中國人的體況和面相有一種直觀的印象和經驗式的把握。這只需我們走到大街上，置身在人群中（比如火車站、地鐵口、農貿市場、城鄉結合部），那種特有的印象和感覺自然就會撲面而來，油然而升。並且這種印象和感覺還特別深刻，非常強烈。如果說中國人的心思、心情、心理，我們是難以去猜測和揣摩的話，那麼中國人的體態和臉相對我們來說卻是一種直觀。正如老斯在其《我們時代的精神病》一書中所說，在這個時代，我們能夠強烈地感覺到，人們的身體被明顯地“處理”過。人們的身上明顯有一種被什麼東西剝奪、扭曲、壓榨、抽吸、縮窄、箍規、整束的痕跡。無論我們走到哪里，地鐵、廣場、大街、小巷、商店、劇院、餐廳，還是其他什麼別的地方，更不說西部，甘肅、青海、西藏，那些邊陲小鎮，古老村莊，那些惡水之濱，窮山之地，我們總能看見那些低矮的個頭、橫長的身胚、鼓隆的肚腹、瘦削的肩膀，看見那些扭曲的腰肢、緊鎖的眉毛、呆滯的表情、斜視的雙眸，看見無助的眼神、倉皇的面孔、乾枯的手指、沮喪的額頭，看見那麼多的悲涼、淒苦和哀傷。人們可以回憶一下，不管他們在何時，也不管他們在哪里，也許他們看到的中國人的表情多半都是不爽的，大多都是灰頭鼠臉、鬼鬼祟祟、拖三拉四、橫七豎八的。要不就是目無表情、空洞匱乏、呆頭呆腦、愚笨癡癲，得意洋洋、故作高深、自視聰明、自負狂妄，而實質一副犯罪型或未進化型嘴臉。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至多達到一種所謂狡猾、精明、麻利、幹練的水平。也許只有在這個國家，我們才能夠看見被劃分為兩個極端的群體：聰明的不善良，善良的不聰明。要是我們多看幾眼羅中立的著名繪畫“春蠶”與“父親”，我們就會知道畫幅中那位大娘和大爺的臉上究竟寫的是什麼，它們究竟表達和傳達的又是什麼。畫評家也許會說，儘管他們的臉上充滿了無數多的皺紋，透露著坎坷歲月所留下的滄桑，粗糙的老皮述說著他們生活無限的艱辛和磨難，但他們的臉仍然是美的，是一種樸素、敦厚和平實之美。可我並不這樣認為，在我看來，畫評家之所以會認為這些臉是美的，是因為他們採取了一種特殊又特殊的參照系的緣故。我也不否認，如果把這些臉與那些陰險狡詐、橫眉豎眼、充滿殺氣和猥瑣媚俗之臉相比，它們確實是美的，並且美得美不勝收，美得說不完、道不盡。但如果我們不用畫評家特殊的標準，而用常人的一般標準，難道我們真的會認為這樣的臉是美的嗎？顯然不能。因為我們在這些臉上看到的更多是憂傷、淒涼、無助與倉皇，看到的更多是一種無限的艱辛、坎坷、磨難與痛苦。一種被無盡的歲月吸幹了心血，被超強的勞作耗盡了元氣，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抽掉了精魂的形象。如果硬要說這些臉是美的，那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種非正常、非正態之美，一種苦澀之美和一種辛酸之美，是一種讓人心痛、心悶的美。而這樣的美，與其說是美的，還不如說是一種美的殘酷，美的扭曲。中國有許多類似“春蠶”和“父親”那樣的臉，有許多像甘肅的李老漢和新疆的張大媽那樣的臉。當我看到或想到這樣的臉時，我就會情不自禁地感到，在中國，有很多地方，文明的風是吹不到的；有很多角落，思想的陽光是照不見的。在中國，有很多耳朵聽不見真理的聲音；有很多心靈感受不到幸福的顫動。當我們看到或想到這樣的臉時，我們就會發自內心地詰問，人們平時所抬舉、所崇尚的那種“文化”究竟在這樣的臉上作了什麼樣的化法？究竟在這樣的臉上最終又化出了些什麼？結論是，這些臉與他們所說的那種文化無關，也與他們所標榜的那種文明沒有干係。如果真的有關係的話，那也只能是一種無文化、非文化，或歹文化、毒文化作用和塑造的結果。因為這些臉分明就是被真正的文化和文明所拋棄、所冷落、所遺忘的證明，是被某種邪惡的東西和無形的力量所剝奪、所扭曲、所壓榨的證明。事實上，這種被剝奪、被扭曲、被壓榨的痕跡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都存在，只不過它們在“春蠶”和“父親”們的臉上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現和最典型的說明而已（儘管這樣的畫實際上對我們大多數中國農民的母親與父親作了一種藝術上的美化）。如果我們相信文化對於人的面相具有強大的塑造功能的話，那麼，我們就不會去懷疑，好的文化一定會塑造出好的面相特徵。比如，人之面孔的那種喜氣洋洋、容光煥發、神采奕奕、大大方方、前額亮敞，或者一副沈著冷靜、睿智聰穎的形象，這些都是一種可取文化無形作用、有效影響所產生出來的可取結果。既然面相是那麼的變形、扭曲，那麼的變態、醜陋，並且這種變態和醜陋確具某種普遍性，既然不僅一般人的臉是有待修改的，而且即使是那些所謂明星、名模的臉也是欠缺很多東西的，那麼，人們又有什麼根據和理由認定他們自己的文化是無可挑剔、無比優異的呢？既然一種傳統號稱是那麼強大，一種文化自詡是如此高明，那麼它肯定就會在歷史的河床中源遠流長，在時間的流逝中經久不衰，在習俗的塑造裏潛移默化。（因為傳統和文化實際上也是另一種性質的遺傳基因，如果一種傳統它果真是強大的，一種文化它真正是優異的，那麼它肯定就會在歷史的延續中進行複製，在歲月的流逝中得以傳承，在人們的生活中得到表現。）如果僅僅時隔幾十年，僅僅經過了一兩個時代，這種傳統和文化就蕩然無存了，西風一吹就吹散了，牛克斯一頂就頂垮了，如果人們總是一方面抽象吹噓自己的傳統和文化如何如何偉大，但另一方面，在人們的日常舉止和隨意言談中卻看不見這種傳統和文化的自然流露，甚至蛛絲馬跡，那我們就完全有理由認為這種所謂的傳統和文化很有可能是一種虛擬和杜撰，是一種並不存在的說法。如果一種文化與這種文化的現實沒有聯繫，一種說法與人們的實際做法沒有關聯，那我們就完全可以對這種文化大加懷疑，對這種說法不予理睬。在我看來，只是強調某位聖人在某個時候說過某句精彩的話，或者只是渲染某部經典在某個章節曾經出現過某段深義的箴言，並且還要人為地把這些話、這些箴言進行任意的誇張、放大、強化和重疊，這是毫無意義的，這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我關心的是話語與現實的聯繫，關心的是箴言所應引出的那種行為的結果，關心的是某種文化、某種言說的具體反應和具體表現。我感興趣的不是某位聖人怎麼說，某部經典怎麼講，而是一般的中國人怎麼說，普通的老百姓怎麼想。我考慮的不是中國少數文人的文化夢，而是中國大眾的日之念、夜所思，因為只有後者才能構成名副其實的中國文化，才能對偌大中國的整體形象和存在本質作出說明。而前者只不過是一小部分中國人的一種思想理念和文化訴求，是一個被苦楚的現實逼畫出來的一隻甜餅，是一個仿佛永遠懸浮在中國苦難大地上空的遙遠的夢。在最好的情況下，它是一種指望；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卻是一種自欺。事實上，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這種理念和訴求從來都是作為一種現實中所沒有、所缺乏的東西之象徵來強調的。現實中愈是沒有，它愈是在語言中強調得厲害。在我看來，它更像是一種畫餅充饑、水中撈月似的存在，是一種首先精神之自欺，然後又絕對去欺人的存在。於是在中國，我們便目睹了一幅幅驚心動魄的畫面，看到了一出出駭人聽聞的劇目。我們看到魔鬼的兩極反差，邪惡的極端對比。一邊是文化的自戀、語言的狂歡，另一邊是現實的凋敝、生活的消沉；一邊是一簇綠紅，另一邊是萬頃荒丘；一邊是光鮮的面子活，另一邊是腐爛的真實事；一邊是點的輝煌，另一邊是面的滄桑；一邊是線的榮耀，另一邊是體的羞辱。可作為一種思想理念和理想訴求的文化從來就沒有對真正的生活發揮過任何積極的作用，它恰似一隻飄浮在大地上空的風箏，僅僅成為生活的一種點綴、裝飾和象徵。只是當這只語言的風箏輕快地往上飛升之時，也往往就是現實的大地沉重地朝下墜落之刻。在我們的生活中，似乎總是有那麼多令人難以接受的不斷被拉開的兩極，似乎總是有那麼多讓人慘不忍睹的完全脫節的兩端。這就是物質和精神，語言和現實，文化和生活，道德和實踐，點與線，面與體，裏與外，上與下，恰成一種反比，形成一種倒數的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生活中，也確實不乏某種對於道路的執著，不乏某種對於平衡的追求，但這道路是一條鋼絲的險途，這平衡是一種均態的幻覺。我們常常用大山去窒息小草的呼吸，用孤丘來象徵無際的荒原。我們喜歡用風箏去平衡大地，用語言來代替現實。當然，更喜歡用一紙封面的金玉去補缺整本大書的敗絮，用形式的表面完美來掩蓋裏下的糜爛之實。於是，一切事物都陷入了一種惡性的迴圈，連成一種魔法主控的因果。這下可好了，以後的一切便順理成章，勢所必然。現實愈糜爛，我們就把電視畫面弄得愈光豔；大地愈沉淪，我們就把那只風箏放得愈高遠；生活愈沉寂，我們就把話語的鞭炮爆得愈轟響；行為愈下流，我們就把道德之歌唱得愈洪亮。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這畫面、這風箏、這鞭炮、這歌唱就成了我們的生活，就成了我們生活的一種虛偽的本質。哪怕我們一輩子、一萬年都生活在這種歌聲、這種轟鳴的幻覺中，我們也會感覺良好，感到自豪。我們沉溺其中，不亦樂乎。更有甚者，說不定還會萌發出一種自大狂式的欣喜，成為最傲視萬物、目空一切的另類。也許，我們要的就是這種幻覺，追的就是這種虛妄。只要這種幻覺和虛妄能夠保證我們一直擁有某種數量的優勢和形式的優勢，只要這種優勢能夠繼續存在下去，那我們就毋庸心虛，不用發愁，因為我們僅憑此即可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所以，高歌可以儘管唱，泡沫可以儘管吹，風箏可以儘管放，那個關於文化的夢也可以儘管做。我們自視不會自斃，即使完全他斃了（這不太可能），我讓你收屍也會感到犯難，更何況我還有紅纓槍，還有肉拳頭，還有動物式的本能，還有生物性的反抗。於是，我們不難看出，立於不敗的秘密是什麼，難道不就是一種動物式的法則，生物性的策略？一種純粹的數量擴張，形式保全？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我們的國家只能有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集體主義、政黨主義、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而絕對沒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人道主義、平權主義、多元主義。為什麼只有哲學的前三論：客觀論、偶然論和相對論，而沒有認識的後三論：主觀論、必然論和絕對論。為什麼我們只有存在的規模（數量和形式），而沒有存在的品格（質量和內容）。為什麼我們只有點亮片黑，上強下弱，權力集於一人，權利彙於一黨，而沒有一種均衡、運籌、博弈、優選的原則貫穿於整個的社會生活。我認為，這一切概出於我們的文化實際上不是一種人化，而是一種動物化，我們生存的參序位格不是一種神格，而是一種物格，我們參與實際運思的大腦不是全腦，而是半腦，並且是左邊一半的腦：左腦。既然中國人的文化是一種動物化，中國人的運思特徵是一種半腦本質，那你從一種動物學的角度，用一種生物學的原理來理解國人、國事、國格，至少大體上不會錯，並且還十分到位、貼切、適合。比如，用它們來解釋中國人的政治統治形式、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風格、他們的反神迷物、他們的前三論哲學視角、他們的時空認識觀、他們的個人小聰明整體大糊塗、他們的面子活和悲傷事、他們本質的虛弱而又表面的自負、他們的因小失大、為短棄長等。有許多跡象充分表明，中國人的生活是由更靠近動物的一種生存方式來打理的。也就是說，在“動物—人—神”的存在序列中，他們通常總是下意識地選擇一種更貼近動物本能的生存策略。用社會生物學的術語來說也叫做“動物傾向”或“動物傾斜”。如果你從動物的角度，而不是人的角度，更不是從神的角度去打量中國人的生活，那麼一切問題就容易得到解釋。比如他們為什麼要實行專制？為什麼要反對民主？為什麼要壓制言論？為什麼要進行新聞封鎖？為什麼要強調党國主義，而貶低個人主義？為什麼要迷物輕義？或另一個極端，重假義而輕真物？他們為什麼只料理表外，而不顧及內裏？為什麼只考慮今生今世，而不理會生前死後？為什麼只能弄些純屬個人小聰明、個人小愛好的花蟲魚鳥、琴棋書畫，而無能在現實的生活中確立起一種普遍有效的政治哲學原則？不能在日常的人生中貫徹一種人際關係的黃金定律？我總覺得中國人作為一種生物學事實的存在，在其進化歷程的某個環節上肯定是嚴重受阻的，似乎他們的意識進化到某一個關鍵點或節骨眼就遇到了障礙，停止不前了。這究竟是什麼關鍵點，哪個節骨眼呢？在我看來，就是我們中國人只知道世界上惟有物質和權力（其實它們是一個東西）是至關重要的那個節骨眼。也就是這麼一個關鍵點，在其點，我們中國人的意識只是進化到了只能意識到物質重要性、權力重要性的程度，只是進化到了一種超乎其上、逾越其外就幾乎全部茫然無知的程度。這種程度，只能對物有明確的認識，而對物質的含義知之甚少；只能對財產有極端的欲望，而對財產權的概念毫無感覺；只能對權力有過度的追求，而對權利之事卻懵然不知。所以直到今天，不管世界是否已經發展到工業時代、後工業時代、科技時代、資訊時代、網際網路時代，還是其他什麼具有更新說法的時代，但主宰中國社會生活的實際上還是那些比較遠古、比較原始、比較野蠻、比較低級的生物學原理和法則。比如，叢林法則、弱肉強食法則、肌肉法則、拳頭法則、酋長法則、槍桿子法則、大哥大法則等。由於我們的意識只進化到那個關鍵點，那個節骨眼，只進化到那麼一種只識物、只認權的程度，所以我們的社會至今對社會學意義上的優選法、運籌學、博弈論、均衡論仍無基本的認識，對神學意義上的返還論、背反論、迂回論仍無起碼的感覺，也就更談不上對這些原理和論說有一種實際的社會應用了。正因為實際的中國是動物本位的（官本位、權本位、錢本位只是這一本位的多種表現和外化），所以，才自然而然地使中國的存在蒙受了某種整體黑社會的性質。不是哪里、何時是黑社會、有黑社會，而是整個社會都是黑社會。儘管這個社會有許多假情、假義、假禮、假德的修飾和裝點，但實際上仍是黑道法則主控一切。過去人們論及中國，說到中國的麻煩之處，總是愛把責任推給歷史的故障，推給傳統文化的弊端，要不就推給外強的介入，推給別人的干預。（我認為這是不會掌船怨河彎，吃不著葡萄怪葡萄酸；是瞎子摸象，以偏概全；是外行行武，班門弄斧。）但就是不從自身找原因，不在自己的頭腦裏找毛病。也從不去考慮是否我們的思維方式、我們的思想習慣、我們的大腦功能出了問題。當然，你要亂找，粗找，隨便找，偷工減料地找，但就是不深入不仔細、不更深入更仔細地去找，那肯定也會找出許多原因。比如，政治、經濟、制度、外部條件、環境，甚至文化、科技、教育等，這些都可以成為原因。另外，我們還可以在這張原因的清單上列出許多別的東西。但它們真的就是中國問題、中國毛病的那種至本之源、至深之因嗎？顯然不是。我們認為，它們是問題的原因，但卻只是些近因、淺因、明因，是些一定階段和一定程度上的因。它們不是深刻之因，更不是終極之因。我們認為，中國問題的深刻之因、關鍵之因不是外在的，不是經濟的、政治的，甚至不是文化和制度的，因為這些已經是某種因之果了。真正深刻和關鍵的原因存在在我們的思想和觀念中，存在在我們意識的結構和大腦的功能裏。也許，中國的隱患和悲情，中國的詭異和秘密既不在太陽之下，也不在大地之上，而是在大腦的至深處，在觀念的構造中。我總覺得我們是在認識事物的觀念上出了問題，是我們的大腦功能出現了偏差，或者說在思考問題時，我們大腦的某些重要功能已經喪失，要不就是某些重要的功能已經明顯表現為一種衰竭。我認為，中國之所以會成為這樣的中國，中國之所以會成為這樣一個充滿了如此多的不滿、虧空、怨恨和遺憾的中國，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我們的思維基本上是一種左腦思維，我們的世界純粹是一個左腦的世界。左腦世界是指人的左腦所能感知、所能理解、所能對付和對應的世界。這個世界是整個世界的一個部分，是世界的一半，而且是整個世界那可看、可觸、可感的一半，是比較表淺、粗糙和低級的一半。相比而言，全腦世界還需加上右腦世界的那一部分，是左腦世界加上右腦世界之和。按照卡爾.薩根關於腦的三層結構（原始腦、新質腦和邊緣腦）理論，從進化的歷時性角度來分析，我認為中國人的大腦發育是不成熟、不健全的。它明顯存在著一種基礎性、結構性和系統性的缺陷。具體表現就是它的原始腦部分比重過大，新質腦偏弱，而邊緣腦欠缺。而我們知道，人的原始腦主要對應的是人的本能性活動，如覓食、求生、繁衍、肌肉較量和身體競技等（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衣食住行、吃喝玩樂，或曰經濟、工商、財會、金融），屬於一種生理學和生物學的範疇。人的新質腦主要對應的是人的社交禮儀、行為規則和道德信條。它屬於一種社會學層面的內容。而邊緣腦主要負責作為主體存在的個人對於現時代各種最新資訊的感知和把握。它是人對於共時性存在的各種新思想、新觀念的感應器和記憶體，總是表現出一種本質前衛與實際新潮的特徵。由於我們的腦不具有這種十分明顯的三重特點，所以對於神理，我們的大腦是不感知的，對於道德之更具形而上學的層面，我們是不去梳理的，而我們的行為則主要表現為一種本能的反應。在此意義上講，我們的政治學理論都是一種生物學教義，我們的所有創造實際上都是一種模仿。即便是對西方的參照，我們也只知其科技、工商，而不知其神理與人文。根據斯佩里的雙腦理論和大腦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我們知道，人的大腦是由左右兩個半腦構成的，並且這兩個半腦具有明顯不同的生理功能，對人的各種行為和能力具有不同的主控作用。到目前為止，科學家對大腦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我們對大腦的理解和認識也有了極大的提高。儘管人們可能對研究的結果有不同的解釋，但關於大腦左右兩個半球的基本結構及各自不同的基本功能，科學家和研究者的看法卻是一致的。通過核磁掃描技術來檢測大腦的電活動，我們可以準確定位大腦功能區的解剖學位置。大腦掃描裝置的應用，使我們能夠判斷大腦某個部位的特定功能。按照斯佩里等人的說法，左半腦主控人身體的右側區域，它負責人的數學、物理、計算、語言、邏輯、演繹、推理、分析、實踐、命令、歌詞、具象觀察、局部評估和近距掃描等能力。而右半腦則主控人身體的左側區域，它涉及的是人的創造、藝術、直覺、視覺、主觀、意念、想像、猜測、整合、靈感、移情、抽象統攝、整體評估和遠距透視等活動。即左腦偏重的是事物、實在、具象、具體、近距、局部、片段、細微，及人的各種由生物遺傳所得的生理能力。而右腦側重的是事件、虛擬、抽象、遠距、整體、長時段、大空間、形而上，及人的各種由文化遺傳所得的精神潛質。一般說來，人的正常言說和明智之舉是人的左右半腦交互影響、協同作用的結果。對人的行為和能力，它們各司其職，各負其果。兩者如有偏頗，如有失調，對人來說都是災難性的。若要人的語言得體，舉止適當，思維正常，那人的左右兩半腦就必須具有相應的發育程度和進化程度，必須具有相應的、成比例發展的生理主控功能。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左右兩個半腦它們的作用力是同等的，也不意味著它們的重要性是相同的。至於同等、相同與否，這要看它們針對的是什麼而定。如果針對動物，顯然，左腦就顯得不可或缺；如果針對人，很明顯，右腦才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是人的右腦特徵才構成了人的主要標誌，只有右腦才能最充分地顯示出人本身所具有的那種人性的本質。正如前面所說，人的左右兩半腦各有其明確的職能分工，它們分別與人的不同生理—心理能力一一對應。一般說來，人的語言能力、分析能力、計算能力、身體的運動能力，以及對周圍環境（包括社會生活環境）的適應能力是由人的左半腦來決定的。而人的審美、藝術、宗教、想像、預知、整體猜測、幻想、虛構，以及各種超邏輯的直觀透視能力則是由人的右腦來負責的。我們認為，由於人們對左右兩腦的不同偏向和不同選擇，那必然就會給人的行為打上明顯的左腦烙印和右腦烙印。從而我們可以把明顯具有左腦傾向的人和右腦傾向的人分別定義為“左腦人”和“右腦人”。所謂“左腦人”，實際上指的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唯物主義者、現實主義者、無神論者、世俗主義者、功利主義者、機會主義者，和一切禁精神之欲的存在者。我認為，左腦人的人格特徵是支配性的。一般說來，在他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中，他們不是企圖去支配別物，就是命中註定地要被他者所支配。左腦人的這種支配性人格幾乎與人的神秘性、敬畏性、體驗性和認知性無關。左腦人的人生立意和心理動機總是與人之虛榮的掠取、佔有與社會財物的搜刮、聚斂聯繫在一起。由於人的右腦統攝的是冥思、反省、想像與超驗之維，所以它與人的審美能力、信仰能力、宗教能力密切相關。即是說，大凡人的抽象能力、形而上學能力、超驗秉性、信仰情懷等都是人之右腦功能的自然延伸和外射對應。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宗教，說穿了，實際上就是人之心智和心性對於世界所作的一次整體性的透視和猜測。它代表的是人的一種綜合判斷能力，是人的智慧對於存在的一種精神性關照。一切宗教的偉大真理，它們都不外是人的最高思想在經歷了一次次最偉大的精神冒險之後自然形成的結果。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想像力，就沒有宗教；沒有預知力，也就沒有信仰。所以，右腦人的人格特徵是體驗性的。所謂體驗性，主要是針對人的那種強大的佔有性來說的。它主要指人在行動之時，或行動之前對於存在事物的那種認識性、理解性、感悟性和體認性。人的這種體驗性注重的是事物之思，注重的是行為的前提、做事的先決條件。它注重的不是事物的預設結果和終極狀態，而是這種結果和狀態的過程、程式、手段與環節。它解決的是事物之“何以”和事物之“怎樣”的問題，而不是事物之“謂何”和事物之“什麼”。我認為，對人來說，似乎事物是什麼，什麼是什麼，這些都大概不會成為什麼問題，而事物之為什麼，什麼怎樣才能成為什麼，這才是最為重要的。實際上，這為什麼，怎麼樣，什麼如何才能成為什麼統統都是右腦思維的範疇，是只有右腦功能才能予以對付和解決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可以認為，右腦是戰略的，左腦是戰術的；右腦是整體的，左腦是局部的；右腦是統攝的，左腦是聚焦的；右腦是藝術的，左腦是物理的。儘管左腦是分析的，但沒有右腦意識的突破點，沒有右腦在人之靈性層面的落腳點，這種分析就會受到很大局限，甚至毫無意義。一般說來，藝術的傑出構思、科學的重大發現都是作為人之靈感的驟然爆發或是作為一種一氣呵成的整體形象而出現的。它們往往不是按照所謂邏輯的過程一步一步地推敲，或是按照單選式的步驟順次操作的結果。通常，科學和藝術的重大突破都是右腦功能的業績。因為儘管一種理念的分析成形是屬於左腦的事，但理念靈感的最早萌發卻是靠右腦來完成的。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我們能夠感覺到各種壓抑形式的存在，如思想的壓抑、精神的壓抑、言論的壓抑、觀點的壓抑、主見的壓抑和個性的壓抑等。實際上，這些壓抑都是一種右腦壓抑，是一種左腦功能對於右腦功能的壓抑。並且這種壓抑是雙重的，一方面是權勢者自上而下施予整個社會的一種強制壓抑，另一方面則是在這種強制壓抑之後所自然形成的那種自我壓抑。當這種強制壓抑和自我壓抑進行合流，產生共謀，從而形成一種強大的態勢之時，中國人的右腦發育自然就停滯了，中國人的右腦功能自然就喪失了。因為中國人的右腦總是遭遇著一種雙重的困境，一方面由於強壓而得不到進化，另一方面由於刪除，即使進化了也會丟失，所以，中國人的生活就長期處於一種右腦不發達，或右腦功能嚴重缺失的狀態。我們知道，進化論中有一條重要的原則——用進廢退。用則進，不用則退。生活在中國傳統社會的人，由於整個社會長期倡導的是一種愚昧政策，禁止不同言論，壓制自由思想，所以一般說來，生活在這種制度中的人就只能成為左腦人。即成為大腦功能嚴重失調、右腦功能幾近退廢的人。這樣的人，從時間上說，只能關注今生今世，從搖籃到墳墓；從空間上講，只能傾心地界一層（也就是左腦人稱之為現實世界的這一領域）。他們的生活註定了是局域的，狹隘的，平面的，同時肯定也是表淺的。因為這種生活既沒有過去的根基，也沒有未來的牽引，更沒有一種超然於日常與目下的屬於精神和靈性方面的關照。我認為，左腦人是專制強權社會必然要孕育的產物。生活在這種社會中的人，儘管他們擁有一個完整的頭形，但卻只有一個殘缺的腦袋。由於長期只使用左腦，右腦受到自我和社會的克制與壓抑，所以，左腦人的右腦功能幾乎已喪失殆盡。這樣的結果是，他們的生活註定了就只能與人的緊張、恐懼、急躁、輕浮、狂妄、無聊聯繫在一起，而與平和、協調、安詳、靜穆、深邃、神奇、虔誠無緣。所以，左腦人同時也是殘廢人。儘管他們有完整的肉身，但卻不具有健全的大腦。其大腦的進化與發育是嚴重偏廢的，具有極端的左腦傾向。從存在的五大關係來考察，左腦人的生活註定了就只能具有兩種關係，即他與人的關係和他與物的關係。註定了，他們就只可能擁有一種經濟人生，動物人生，而絕對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精神人生和神義人生。他們只有日常，而沒有超驗；只有“審美”，而沒有崇高；只有“愉悅”，而沒有救贖。我認為，左腦人同時又是在性十足的人。這種人炫耀的只能是物質的榮光，無視的卻是精神的優美。他們生活的重心只在下頭，只在此刻，而絕對沒有上方，沒有未來。他們的世界大抵也可算得上是一個行動的世界，但卻肯定是一個動物的世界，一個亂動的世界，同時也是一個絕對沒有靈，沒有思，沒有美的世界。是一個不知算總賬，也不知總賬為何的世界。由於左右半腦的不同特點，我認為，左腦基本上展示的是一種動物行為的性格特徵，而右腦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本質屬性。根據左右半腦所具有的不同功能，我甚至可以推斷出它們各自對應的人的思維方式和社會形態的整體表現。一般說來，由左腦主控的人，其思維方式更容易偏向無神論、唯物論、直接論、簡單論、實體論和功利論，對事物更容易採取一種生物主義、塵世主義、經濟主義、實用主義、精神狂妄和偽烏托邦主義的視角。由左腦主控的社會，其整體性格更容易表現出一種集權、專制、獨裁、單一、強控制、強壓抑、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分寸不讓、密不透風、銀金灌骨、治亂迴圈的特徵。相比而言，由右腦主控的人，其思維方式總是傾向於有神論、唯心論、意志論、主體論、迂回論和協同論，對事物更願意選擇一種人本主義、人道主義、超驗主義、均衡主義、精神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立場。由右腦主控的社會，其總體特徵通常是分權、民主、平等、自由、多元、共和、協商、互利、多贏、圓桌會議、討價還價、謙讓相容的。我認為，幾乎人的所有美好品質和可取表現都是右腦屬性的，而人的大多數粗鄙品性和不可取表現都是左腦操作的結果。比如，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把人的深度運思、自由傾向、宗教感悟、善舉義止、讀書、沉思、冥想、反省、音樂愛好、藝術衝動、人文情懷，社會的開明、開放、寬容、民主政治、全民公決、普選慣例、多元共存、道德自律等看作是右腦性的。同時，也可把人的淺薄、自私、自負、狹隘、偏執、虛妄、物質欲、權力欲、佔有欲、動物本能、形而下衝動，社會的禁錮、壓抑、強控制、專制政體、老大指認、一枝獨秀、道德虛偽、上蒙下混等看作是左腦性的。一般說來，左腦傾向偏於下（形而下）、趨於表（表像）、重於名（名稱、名義）、喜於形（形式），而右腦傾向則正好相反，它往往偏上、趨裏、重理、喜實。我也可以認為，左腦更多承擔的是人之原始腦的職責，而右腦負責的卻是人之新質腦和邊緣腦的功能。左腦表達的是人身上那種屬於動物本能的東西，而右腦統攝的卻是人身上那部分有別於動物的內容。所謂人性，實際上指的就是人的右腦性；所謂理想的社會就是指一個人們的右腦功能在其中已經發揮了最佳功效的社會。在中國，有種種跡象表明，我們的一切都是左腦主控的。我們的思維是左腦思維，我們的人是左腦的人。理所當然，由左腦的人構成的社會自然就是左腦社會，由左腦的人創造的文化自然就是左腦文化，由左腦的人塑造的歷史自然就成了左腦的歷史。毫無疑問，這種社會、文化和歷史的特徵不是別的，只能是社會、文化和歷史的重複、纏繞、輪回、停滯，只能是一種無以言表的充滿了殘酷的爭鬥。左腦人在世界的舞臺上似乎只能上演歷史的悲劇、醜劇和鬧劇。這悲劇就是，左腦人似乎永遠都在以一種無神者的身份去反神，以一種唯物者的身份去祛魂，以一種無知者的身份去反知，以一種賣淫者的身份去歌頌貞操，以一種邪惡者的身份去倡導美德，以一種墮落者的身份去販賣善良。當然，也以一個獨裁者的身份去兜售民主，以一個殘廢者的身份去展示健美。儘管左腦人的社會、文化和歷史也不乏一些偽右腦的表像，但究其實，它仍然是左腦性質的。就像左腦文學，左腦藝術，它們也不乏一些所謂情趣、機智、才氣，甚至美感的內容，但卻始終沒有那種屬於右腦性質的真正算得上是崇高、智慧、宏偉、大度的氣質。在我們的生活中，到處都有太多左腦的痕跡，太多左腦的證明，而右腦的徵兆卻蛛絲不現，隱匿不彰。我說過，左腦思維更像是一種動物思維，這種思維既不能思索事物的深因，也不能思考事物的遠果。它本質上是一種近視、片面、局域、虧欠和殘缺的思維，而對社會生活的那些偉大原理和原則（比如背反原理、返還原理、我—你原理、人擇原理，及人自進化原理等）更是不知不覺，不問不聞，視之虛無而作為一種不存在來處置。正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是左腦性質的，所以真正思的傳統就無法在我們的生活中形成。真正的思是一種深刻之思，是一種反復之思，是一種對思本身進行多重追問、層層逼近之思，是一種不斷放大、不斷趨於其盡之思。這種思追求的是一種明理事物的通透與徹底，它企圖與存在的發展保持某種動態的對應，以期形成某種理性進化的圖景。而左腦之思是一種本能之思，這種思只能以生物學的素材和生理學的內容為其思考的物件。即是說，一種純屬生物學和生理學的前提條件實際上已為這種思預設了某種固定的邊界，從而使人的行為只能在一種本能的範圍內展開或者完成。在由這種思所主宰的世界中是不存在任何人之精神性的預設機制的，也不存在任何哲學和神學的返還性原理的作用。實際上一切都是由一種生物學的原則來支配。當然，也不排除在這種生物性支配中仍可能有一些非生物性的說法、裝點和表像，但實際上這些非生物性的表像所包含的都是一種生物學性質的內容。就像無神之國的所有神學都是塵世生活的神化版，所有精神活動都是物性本質的代名詞一樣。由於人的沉思、冥想、反省、移情、抽象、大時間、大空間、大畫面、整體評估、通盤考察、人際的黃金定律、民主的制度構建等屬於右腦功能的範疇，人的工商行為、條件反射、二值邏輯、直線觀念、簡單推理、近因聯想、偏執專橫等是左腦思維的特徵，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認為人的所有小聰明都是左腦性的，而大智慧只有右腦才具備。由此，我們可以推斷中國人的讀報行為、書畫行為、工藝行為、飲食行為、文體行為都是左腦行為，中國人的行政活動、法制活動、專權活動、政黨活動都是左腦活動。中國人的“左傾”實際上是左腦傾向，同樣的道理，中國人的“反右”實際上是反右腦本質。中國人的思維和行動實際上是受左腦制約的，一部中國史實際上就是左腦史，反右史，是一部抑右揚左的歷史。由此，我們也可以斷定，中國的政治是左腦政治，中國的文學是左腦文學，中國的藝術是左腦藝術，甚至中國的經濟也是左腦經濟。中國的一切都是左腦、太左腦、過分左腦的。對一個左腦控制的左腦人的左腦世界，或一個幾乎沒有右腦，右腦功能已經明顯退化的世界，你還能對它有什麼過高的指望和更多的奢求呢？的確，除了物質上的來回折騰，政治上的治亂迴圈，思想上的同義反復，人們再也不可能有其他更多的奢求。我相信，如果中國人的思維結構、左腦策略不改變，如果中國人的右腦潛質不開發，右腦能力不培育，那麼，要想中國人的生活發生一種關鍵性的突破、本質性的變化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的改都不應只是形式之改，一切的變都不應只是規模之變。同樣的道理，所有經濟的有限調整，所有行政的形式接軌，所有外在的刻意模仿都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如果思維不變，觀念不變，左腦主控一切的局面不變，那一切的變都是形式之變，變的僅僅是名稱，變的僅僅是說法。無論你叫它皇帝，還是主席，無論你叫它封建，還是共和，也無論你叫它解放前，還是新時期，實質都一樣。國家還是那麼一個性質的國家，人民還是那麼一種性質的人民，次序還是那麼一種性質的次序，規矩還是那麼一種性質的規矩。所謂左腦不變，本質不變，道不變，天亦不變矣。另外，關於中國人左右半腦的功能問題，我還想作一些說明。有人或許要問，你說中國人的左腦特別發達，中國人的思維是一種左腦主控的思維，而左腦是負責人的理性和分析能力的，那是不是可以認為中國人的理性和分析能力就特別優秀呢？我並不這麼認為。因為理性也有高級理性與低級理性、精緻理性與粗糙理性、工具理性與純粹理性、形而上理性與形而下理性之別。在我看來，左腦理性是低級的、原始的，它只能算是一種工具理性。如果人的理性沒有右腦那種偉大的直覺和超驗的意向介入和參與的話，這種理性無論如何也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也不能提升到能夠全權代表人的那種精神能力的高度。這樣的理性自然會受到許多因素的限制和規定，它只能對事物的有限層面作出判斷，只能對存在的局部領域進行評估。即是說，它只能在某一規定的範圍內才能進行一種所謂的理性分析，而對事物更深的那種因，對事物更遠的那種果它是無法進行探究的。比如，一種近距離的評估，一種小時段的思考，就某一問題進行就事論事的說明，左腦理性還能夠對付，但對事物的因之因、果之果的深究，這明顯就超出了左腦理性的能力範圍。而對事物因之因、果之果的探討卻是人之右腦功能的事，與左腦的任何能力無關。所以，無論從哪方面來說，左腦的發達並不意味著人的真正理性和分析能力的發達。真正成熟的理性和純粹的理性和左腦的理性是兩回事。實際上，中國人的所謂理性思考能力往往都局限在現實功利的層面、物質計較的層面和權力角逐的層面，而與形而上學的思考、精神哲學的沉思無關。用大腦三商的理論來說，也許，人的左腦僅僅涉及到人的智商（IQ），而與人的情商（EQ）和靈商（SQ）無關。情商和靈商是右腦的事，是屬於右腦的功能範疇。如果人的情商低下，靈商闕如，那勢必也要影響到人的智力水平的正常發揮。因為純粹的左腦智力讓人玩的永遠是一種“有限的遊戲”，是一種情境之中的遊戲。而不是一種“無限的遊戲”和超越情境的遊戲。無限遊戲和超越情境必需要有情商和靈商因素的介入。所以說到底，左腦理性和左腦分析終究還是一種有限的理性和分析。這種理性和分析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和程度上起作用，只能應對有限存在中某些比較具體和更為瑣碎的事物。比如，對於物質量化的計算，對於現實利益的評估，對於手頭、身邊之事的權衡等，這些都是左腦智力可以去應付的（比如修大壩，關於力學、工程學、物理學，關於能發多少度電的計算，他們是沒有問題的，但關於這壩對地質地理、氣象生態、人文社稷影響的思考恐怕就超出了他們的能力所及）。但左腦智力卻無法判斷出一種更大時間、更大空間、更大程度和更大範圍內的人的整體利益得失，無法甄別出一種事物之綜量分析後的總體均衡，一種正負抵消後的整體效應。左腦智力只能在一種規定的情境中進行權衡，它不能超越這種情境，更不能創造一種新的情境。超越和創造，以及由一種“垂直因”和“異質素”的介入而引起的事物的質的變化則是右腦承擔的功能。在這方面，左腦是無能為力的。所以，中國人唯左腦的生存策略並不能說明中國人的理性和分析能力已經達到了一種高水準的發揮，也不能說明這種能力已經取得了一種好了不起的成就。因為真正的理性能力和分析能力必須應有右腦的介入，右腦的配合，右腦的統攝。這種能力是人的整個大腦都參與運思的結果，而非僅憑左腦的折騰就能形成。我希望左腦人的中國在其左腦思維的生活氛圍中適當加入一些右腦人的特徵，從而使中國人的生活呈現一種完整之像，抵達一種左右協調、上下均衡的全息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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