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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講座以中部平埔族「埔里大流亡」為核心，回溯中部熟番自噶瑪蘭之役後再次南遷的歷史路徑，並比較兩次出走的原因。

▌中部平埔族的第一次出走（1804年）
1804年（嘉慶九年），岸裡社的潘賢文、大宇、茅格等熟番領袖，因觸法懼捕，聯合阿里史、阿束、北投、大甲等多社熟番，千餘人集體出走，翻山進入東北部尚未設治的噶瑪蘭地區。這次出走並非一時逃難，而是攜眷遷徙，呈現出一種永久性定居的企圖。

由於熟番原負責清代邊區屯防任務，這樣的集體遷徙對官府而言，等於削弱了山地防衛的武力部署。因此，總兵愛新泰與臺灣道遇昌聯名致函岸裡社富豪潘進文，請求其協助阻止族人私自遷入界外，但未能奏效。

▌北上流亡與噶瑪蘭開墾
熟番社群途經竹塹九芎林(今新竹芎林)短暫停留，淡水廳同知胡應魁出面安撫，部分族人如潘福安選擇留下，但多數人仍由潘賢文帶領深入噶瑪蘭。他們在新地與泉州義首合作開墾，甚至在1807年協助官軍擊退海盜朱濆，展現平埔族的軍事能力與忠誠。

但形勢隨後急轉直下。因牽涉1810年的羅東分類械鬥事件，潘賢文與茅格遭官府判處死刑，並梟首示眾。其餘族人失去領導，熟番勢力隨之瓦解。羅東土地自此轉由漳人主導開發，熟番則成為邊緣者。

▌族群記憶與歷史扭曲
潘賢文與茅格雖有開墾與助戰之功，但最終成為犧牲者。羅東地方漢人因歉疚與瘟疫流行，於1820年在大眾爺廟（今羅東城隍廟）設立「羅東功德主」牌位祭祀二人。然而，後人碑文卻將他們描繪成因「過度親漢」而遭同族殺害的番酋，套用類似吳鳳的敘事模式。這種說法掩蓋了真實歷史中的官逼民反與制度性壓迫，使熟番的犧牲被曲解為「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