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對於歷史典籍以及其評論的看法，是認為：前者是一種在嚴肅態度下的變動不居的客觀敘述，而後者是一種主觀意識下的文化產物。通常在處理以上兩種對象時，對於前者的態度大概是僵硬的，相對於後者是開放的。
     可是在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觀點下，我們可以說兩者的－原本壁壘分明的－範疇已經瓦解了。就算再嚴肅不過的史料，也無法脫離社會影響的脈絡而獨立。我們將之視為社會、文字以及當代史學典範(paradigm)所共同建構的產物，而其中似乎並不存在一種超乎人類視野的觀點，以其冷眼審視整個歷史。純然的客觀是無法企及的－且讓我們考慮典範之間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我們必定要選擇一種觀點來敘述事件，而隱然其中的排他性，似乎終究無法避免－就算所採取的態度已經是相當謹慎。例如中國歷代的史書，往往是一種功能性甚強的文化產物－例如為當時的政治權勢服務－在可能採用作為其內容的材料上，勢必經過一番揀選。撰史者就很有可能挑選其認為政治正確的意識型態文字資訊，而排除其他選擇的可能性；當然，也會排除其認為不可信的敘述。相對於此，外在的權力關係亦會在其中留下運作的痕跡，我們可以在歷代史家對於正統論的爭議上，得到一個有力的佐證。
     上述諸種影響因素，在對於所謂的歷史評論的對象身上，作用依然存在，只是程度更大些。在評論者身上，常常可以發現一種傾向：近代歷史學者似乎喜歡提出一種化約式、決定論式的評論－也許是為著無法為歷史建立確切規則事實的一種哀悼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實在是隱藏著危險。這種論調往往將事實情境簡化，甚至為了配合理論，只嘗試找出符合其理論敘述的與料(data)；這種態度將使我們面對複雜且多變的環境時，容易有誤導的危險。對待歷史的敘述以及評論，比較理想的做法是：將以上兩者置於開放的架構之中討論，不要忽視諸多影響的面向，而使用簡單的因果關係推論；不要企圖將歷史事件獨立出來探討；在希冀達到任何結論時，態度都要非常非常謹慎。
     事實上，我並不相信某些人所聲稱的：未來的社會狀態將是靜止的。－像是歷史終結的說法－我也不希望他們的預言成真。畢竟僵化的意識型態恐怕禁不起其他相異觀念的挑戰，而排他性也必定－至少相當程度－排除體制改變的可能性，而這正是今日我們所遭遇的問題。畢竟，進步並非必然，但惟有在多元且能容忍歧見的環境中，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