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青鳥痛恨台灣 - 忘記，是忘掉還是記住？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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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青鳥痛恨台灣

2025/07/28 18:03:35瀏覽1807｜回應0｜推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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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看錯，我也沒寫錯，那些宣稱自己「愛台灣」的青鳥，實際上對台灣懷有深層的厭惡。如果你與他們相處夠久，會發現他們就是當年用「鬼島」羞辱台灣的始作俑者，而且至今仍有許多人滿口「鬼島」。

當然，並非愛罵台灣就等同於恨台灣，而是這些人確實不喜歡台灣現今的樣貌。

舉例來說，台灣相較於中國，有三大優勢：一是富裕且習慣自由市場運作、二是社會和善不排外、三是實行民主制度。然而，這三樣青鳥們卻偏偏都不喜歡。

討厭富裕台灣，青鳥們信仰儒家「反逐利」

台灣的人均GDP為3.49萬美元，遠超過中國僅1.33萬美元的人均GDP，即使與親中人士常掛在嘴邊的上海、北京相比，台灣也大獲全勝，「守護我們的富裕」對希望鼓吹「抗中」的人而言，相當具有說服力。但對青鳥而言，富裕一點都不是值得稱道之事，事實上，他們更愛強調的是「拒富」。

例如，最近在社群平台上，青鳥們整天讚頌某歌手不去中國發展，很顯然那種「為了愛台灣連錢都不要」的情節，擊中了他們的「G點」。

青鳥們為何喜歡看人家不要錢？答案其實很單純。青鳥們──或者說政治上的「粉粉」──非常討厭這種「有前提」的愛。他們會質疑：「如果哪天台灣不再富有，或者不再比中國富有，你們是不是就不愛台灣了？」他們無法接受這種「雙向」互動，也就是在要求別人對你好之前，要先嘗試對別人好。他們更相信的，是單向的絕對關係──「不管我怎麼凌虐你，你都要愛我。」

當然，更深層來說，青鳥們雖然口中「凡中必惡」，但其實非常吃中國的意識形態（或者說古中國的意識形態）那一套，例如儒家高唱的「反商」、「反逐利」，常常把貧困當成正面表述，甚至把「耐得住窮」當成一種道德成就。

當基層把「我不要利益」當成追求目標，對權力者而言當然是最好的消息。試想，如果有一種意識形態可以說服私人公司員工不支薪，那人類也就不用發明野蠻的奴隸制度了，因為所有人都自甘為狗奴才。

仇富：魯蛇需要的集體治療

奇妙的是，人類社會有些時候、有些地方，真的曾讓人把當別人的狗奴才視為一種人生成就，像是日本戰國時代，沒有主人可依附的武士被稱為浪人，在社會上被視為不入流。現在想想，當時的權力者不過是利用「失業恐懼」，把提供薪水無限上綱，藉此來合理化自己操控別人生命的想望。浪人說穿了就是沒有固定工作的「散工」，但生活沒有保障的社會劣勢與恐懼，卻被權力者歸咎於「沒有主人」。

雖然一些儒家信徒或左膠文青，把「貧窮」講得好像有多了不起一樣，但我們心知肚明，要貧困其實不需任何努力，在家躺平貧困自然來。相反地，別說富裕，人類想要自給自足有時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他們當然可以為自己努力做到的一切感到驕傲。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推斷，貧窮拒利之所以會成功成為道德高地，其實就是一群魯蛇為自己的失敗找一個正當性。這世界失敗的人多於成功者，讓搞政治的、搞宗教的、搞權力的，甚至搞商業的，都得順著這種能讓魯蛇（多數）舒服的說法，結果「窮=氣節」就變成牢不可破的道德鬼扯了。

回到青鳥這些整天鼓吹國家主義的「愛國賊」身上，在經濟上擁有自己成就的人，需要用「我因愛國而偉大」的鬼扯來滿足自己被社會需要的想望嗎？當然不用！至於有些賣弄這些詞彙的「紅人」，其實是要從相信這套鬼扯的人身上賺取利益，有個新鮮說法叫做「割韭菜」。

諷刺的是，許多「愛台灣仔」整天嘲笑中國人被中共高官割韭菜，卻沒發現自己不但正在扮演韭菜，還整天鼓吹大家一起當韭菜。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他們「需要愛國」的證明，憑這種腦力要在社會闖出一片天建立自己的成就實在有點困難。

事實是，當一個人經濟上不用依靠別人，他能真正「獨立自主」的機率就高得多，台灣今天可以和美國進行貿易談判，不也是產業（尤其是半導體）發展成功，難不成是因為台灣人好有氣節利益都不要？當然大家都有能力靠自己活，對於強調「國家讓你生，你萬事要以國家為重」、希望藉由生計問題綑綁你的愛國賊鬼扯當然是很大的威脅，這也是青鳥們討厭「台灣人有錢」的底層原因吧！

信仰「自己人」，青鳥痛恨「友善」

許多外國YouTuber來台灣拍影片，最先注意到的就是台灣人對外國人相當友善。其實這種「民族性」的建立也不是一天兩天，已成立三十幾年的台灣職棒，從成立之初就遠比我們的鄰國，例如日、韓，對於外國人更加友善。

像中國、韓國那樣的大陸型民族，其農耕社會的結構，往往是血緣家族的擴大，和你一起耕田的多數和你有血緣關係。由於資源（土地）有限，形成血緣家族緊抓著土地，家族長（因為農耕就是年復一年，活越久越了解節奏，經驗代表一切，所以老人很寶貴）以獨裁形式統治整個家族，不信任任何外人的社會文化是可以理解的。

但像台灣這樣的海洋型民族，海商、海盜的世界不是這樣的。進行海洋貿易的世界，資源是無限的，畫海為界根本一點意義都沒有；海象千變萬化沒有規則，經驗一點都不重要；更關鍵的是，在港口討生活的人來自四面八方，你招募船員的時候不可能一定要等到和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假設你走船到噶喇吧（現在的雅加達），航程中損失了3名船員，你不可能期待在那裡招募到和自己同族的船員，結果是每艘船船員都來自四面八方，彼此的信任是來自要合力對抗大海才能生存，這時候血緣的重要性會降到最低。

因為只相信「自己人」而排外

由於地球上現在的主權國家都基於陸權建立，鼓吹台灣要獨立建國的青鳥們，沒有選擇地只能遵照「陸權主權國家」那一套。即使內心有意避免，但最後仍會被血緣和排外給綑綁。畢竟左派那套「社會契約論」既沒感情溫度又不直覺，更沒辦法建立對抗中國的正當性。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因為我們是（血緣上的）自己人，所以要團結起來建立起能保護我們（血緣）的國家」，既煽情又有說服力。

雖然「台灣民族主義者」嘴上說自己不會重蹈過去日耳曼民族主義者、白人沙文主義者的覆轍，問題是搞「自己人」政治，就必須要「區分人我」。前面講到備受外國人讚譽的「台灣人友善」，當然不會被這些鼓吹只有「自己人」才能信任的愛國賊所喜。

於是乎，打了三十幾年的職棒，也沒聽說哪個棒球迷甚至路人在不爽聯盟洋將用太多，忽然間有人開始對「太多韓國啦啦隊」不爽，嘴一些本土的啦啦隊（這合乎愛國賊需要的「自己人」才能信任的意識形態）更讚；從推廣「母語」（其實是假母語，現在小孩的媽媽絕大部分都講共同語，好嗎）到後來走火入魔排斥人家講共同語（在台灣就是普通話、國語）；然後開始有人看到外國人就疑神疑鬼（應該說韭菜疑神疑鬼，「表演」的人其實有他們的利益）。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區分人我，塑造一種外人不可信的氛圍，然後情緒勒索你「要站在自己人這邊」。如果大家都對外國人很友善，甚至相信外國人來台就是為了提供台灣人自己無法做到的技能、補足己身不足的部分，對於「因為我們比較優秀，所以.....」的「民族意識」的塑造當然很不方便。

該怎麼說呢？光是相信「我的民族主義和你的不一樣，不會有那些可怕的副作用」，就注定這些愛國賊一定會走上一樣的歧路，因為民族主義就植基於相信「我（的民族）和你（的民族）不一樣」上面啊。

誤解的民主：蔣介石的「禮物說」遺毒

與其說青鳥們討厭民主制度，不如說他們對於民主制度有錯誤的認知，其實大部分青鳥都認同民主制度是「正向價值」，甚至在提倡戒嚴、要大家放棄公民權的時候，內心會產生「我們現在為了保全台灣不得不放棄民主是一種偉大犧牲」自嗨的內心小劇場。而這種錯誤認知其實來自於他們口口聲聲最痛恨的國民黨教育。

大家都知道蔣介石政權當年敗逃來台灣，必須採用極權統治，才能保護住自己的政治能量。問題是蔣介石政權需要美國保護、需要棲身於美國帶領的民主集團，因而不能詆毀民主制度，只好想個說法，把「民主」說成是給（聽蔣政權的話的）好孩子的禮物，讓大家知道為什麼現在不能拿這個「禮物」。這讓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相信，實行民主制度代表「我們做對了什麼事情，所以得到這個獎賞」，內心也被灌輸了「一旦遇到困難我們還是需要英明領袖乾綱獨斷」的信仰。

這種信仰，讓青鳥們始終認為在「一旦遇到困難」那種狀況發生時，為了國家的存活，就必須沒收（別人的）公民權，重返戒嚴的獨裁統治，等到度過難關，才把「禮物」（民主制度）還給大家。

然而事實剛好相反，民主制度不是「禮物」，而是解決人類社會問題的利器。當然我們很難否認，18世紀後人類為了抗暴革命，其實有意地將「民主」神格化，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的價值。

避免饑荒的方法：民主制度

美國曼徹斯特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安德魯．鐸義格（Andrew Doig）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時，寫了《人類死亡史：從瘟疫到失智症》（This Mortal Coil: A History of Death）這本書，講述人類歷史以來各種「死法」。在講述飢荒的章節中，他這樣寫道：

《貧困與饑餓：論權力和剝奪》（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作者Amartya Sen，中文名字沈恩）出版之後不久，關於1959年到1961年間駭人聽聞的中國饑荒，慢慢有報導流傳出來。這是20世紀最嚴重的饑荒，導因是共產黨獨裁者毛澤東號令推行大躍進運動。中國一直想盡辦法掩蓋那場災難，可是毛澤東於1976年去世後，陸續揭露的消息顯示當年的饑荒死了數千萬人。

對沈恩來說，中國把這場饑荒當作機密，和封鎖饑荒死亡的人數，兩者可謂一體的兩面。中國既沒有自由的新聞媒體，也沒有政治反對派，所以無人能敲響警鐘；中國官員太害怕了，不敢通報毛澤東政策失敗一事。反觀印度自從1947年成為獨立民主國家以來，就再也沒有發生過饑荒，因為有自由的新聞媒體，與英國統治或諸多君王、皇帝統治的時期對照，呈現鮮明的對比。沈恩指出，印度若是發生任何類似的饑荒，勢必引起報紙撻伐，要求當局採取行動，甚至會把政府逼下台。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世界其他地方幾乎沒有人知道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1999年，沈恩寫道：「在正常運作的多黨派民主國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饑荒。」在民主體制下，政黨「必須贏得選舉並面對民眾的批評，具有採取措施的強烈誘因，戮力遏阻饑荒和其他災難。」最近的一項分析顯示沈恩的論點是正確的。民主國家的政府效能較高，貪汙現象較少，確實可避免發生饑荒。當然，民主國家稱不上完美，很多非民主政府也不遺餘力照顧自己的公民，成效卓著。不過民主政府必須將人民福祉放在心上，否則就會失去政權。

我們曉得如何避免饑荒，可是北韓的所作所為卻是如何招引饑荒的表率。想要避免饑荒，首先必須要資訊流通，有言論自由，報紙、電視公司和其他媒體都必須追究政府的責任，而不只是扮演政府的傳聲筒。如果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我們對於饑荒將一籌莫展。官員需要能夠向領導人通報問題，而不害怕因批評政權而遭受懲罰。許多國際機構和政府有能力伸出援手，也會這麼做，不過他們需要知道確實的情況，並獲准接觸需要幫助的對象。北韓刻意的孤立和保密，是處理該國問題的主要障礙。

「大數據」讓人類社會運行更有效率

拋開民主制度在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那回事（就是「民主代表正義」那種口號），其實民主制度藉由現代科技的輔助，早已證明是解決人類社會問題的最佳方案。如果這樣講你沒辦法直接聯想，容我提醒一下，在這幾年AI成為炒股熱門字眼之前，上一個被炒作的「題材」──大數據，簡單說就是取得需求面更全面的資訊，針對這些需求創造供給，讓社會更有效率運行。

自由市場就是經濟面的「大數據」，民主則是政治面的「大數據」。我們用鐸義格在書中描述的飢荒為例，鐸義格和他引述的學者認為，當資訊能夠充分揭露需求面（民之所欲），供給面（施政者）就知道要提供什麼。20世紀中葉每一個共產國家都發生飢荒，問題就在共產制度主張的計畫經濟（以及為實行計畫形成的獨裁體制）沒能讓供給貼合需求，結果是社會沒辦法效率運作，於是乎讓已經完成糧食革命的國度照樣發生飢荒。

簡單說，民主制度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意識形態，而是充分揭露需求資訊──不管是心理上、生理上還是物理上──讓供給（政治服務）能更貼合需求，所有的供給都要消耗資源能量，如果供給不能配合需求，那就會造成浪費，獲得更多需求面資訊會讓供給更符合需求，而民主，能在政治層面提供更多需求面資訊，讓社會更加有效率運作的解決之道。經過二戰後的運行，已經證明這套模式確實能有效解決社會問題，就如鐸義格書中所寫，在二戰後運行民主制度的國家，飢荒已經絕跡。

台灣基於富裕、友善以及民主而創造的成就，其實剛好證明了青鳥愛國賊相信的那套完全是錯的。所以是的，青鳥痛恨台灣，他們想要的台灣，其實根本不是現在台灣的樣貌，相反地，跟他們口口聲聲要對抗的、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其實比較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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