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吉的遠見

致淳武人  89.07.25.

    史載，西漢時期的名相丙吉，在任內曾發生這樣一件事：

    一天，丙吉視察長安附近的民情，路邊發生兇殺案。丞相椽（相當於現在的機要秘書）向他報告此事，丙吉不為所動。

    出城之後，丙吉拉開車簾，想看看首都近郊地區的情況時，發現一隻在田邊休息的耕牛，不斷的喘大氣，彷彿很勞累的樣子。丙吉立即示意車夫停車，馬上下車，趨近耕牛觀看，一時，左右皆疑，非常不解丙吉的舉措。

    報告兇殺案的丞相椽再也忍不住了，詢問丙吉為何有這樣的處理方式，莫非「哪個地方不死人」？

    丙吉說出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擔任相國職務最重要的職責，是「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兇殺案件，自有負責京畿治安事務的官員處理，我不需多此一舉。但是，這隻耕牛未有勞動，卻氣喘吁吁，我必須了解是何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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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啊！真是個有意思的行政院長！要是發生在今天，恐怕早就被中山北路南方那棟群閒樓中的滾滾諸公給K的體無完膚，說不定還下臺一鞠躬了！

    但是，筆者從近日發生的「嘉義八掌溪慘案」仔細思量，卻深刻了解丙吉的遠見與寬闊的施政格局。

    首先，什麼是「理陰陽」？漢代「陰陽災異」的思想貫穿政學兩界，一隻耕牛氣喘吁吁，也許是天降災異的警訊。這雖然充斥迷信思想，但是，若以現代科學觀點體察，也應有以下的思考：

1.                     是不是有牛隻的傳染病（如：口蹄疫）在大流行或正在醞釀？以農立國的中國，牛隻一向為耕作畜力的主要來源，若是發生大規模的牛瘟，勢必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必定對國家的財政造成嚴重影響。要知道：許多動物的流行性疫病是經由空氣傳播的，若是交通往來頻繁的首都成為牲畜瘟疫的濫觴之地，所造成的影響，絕不可以道里計。

2.                     若是有牛瘟，會不會傳染給人，造成「大疫」？在巴斯德發現細菌之前，人類對流行性疾病一值賦予神秘性的定義，認為是世人多行不義，才導致天神降災，或是瘟神作祟。同時，在對各種流行性疾病毫無對策的情形之下，疫病的大規模流行，必定造成人口的大量減少，以及人心的恐慌。更何況，若是人潮熙來攘往，萬商輻湊，冠蓋雲集的首善之區發生「大疫」，不但將造成首都地區的混亂，若是宗室人員與高層政務人員一一重病不起，勢必造成帝國因皇室宗親均已亡故而「絕嗣」（漢代在「七國之亂」之後，分封各地的宗室貴胄大多被留在長安，絕少前往封地居住，稱為「不使就國」）；官僚體系「群龍無首」，即使中央徵召外地官員赴京任職，恐有多數地方官員寧願「謙辭」，也不願意到中央「跳火坑」。若是有不臣之心，與天子共治天下的「兩千石」趁勢興兵作亂，將使國家因而陷入覆亡危機！身負輔佐之職的丙吉，對於這種事，當然不能掉以輕心。

    其次，何謂「順四時」？丙吉對休息中而氣喘吁吁的耕牛，立刻下車查看的動作，說穿了，就是「注意氣候變化」。試想：以農立國的中國，若是遭逢天災，所引發的農作物欠收、飢荒、災民流離失所而四處流竄，造成一連串的社會問題，無論政府採取何種賑災與安定社會秩序的措施，安置災民的也好，出兵鎮剿「飢寒之盜」的也罷，都是大工程，若是能防患於未然，動燭機先，或許尚能減少天災對的民眾與政府財政的衝擊。若是事到臨頭才有動作，不能妥善因應，勢必造成大亂。

    再者，設官分職的目的，貴在明確職權劃分，分層負責。丙吉對兇殺案的視而不見，沒有「越俎代庖」，甚至「官大學問大」，當街當起「廷尉」（漢代的審判官），充當「丙青天」。這對一個高官而言，不但不容易，更是「不侵官越權」的具體表現。

    回想「嘉義八掌溪慘案」中，我們的行政院與各級政府有中央氣象局發布的「山區大雨特報」、以往常有農民或釣客因大雨，溪水暴漲而受困於河川沙洲的救援經驗、比「六百里加急軍情」（清代時傳遞速度最快的官府文書，從貴州到北京「只要」45天）快速超過千萬倍的急難微波緊急通報系統與民間傳播媒體的SNG、…。

    可是，今天台灣人卻連一個如同丙吉身邊丞相椽一樣，立即反映民情疾苦的官員都沒有，更不要說能有如同丙吉一般深遠見識的政務官了！

    孔子弟子曾詢問「為政之道」，夫子回覆以「先之、勞之」，這由古代正一品大官「紅頂子就是『紅頸子』」的作為，尚能得見這種勇於任事的作風。

    今日的台灣，但見政府官員的「後（候）之（不做不錯）、避之（踢皮球）」，在朝野一片「新政府無能」與「舊政府遺毒」的交相指責聲中，筆者卻想起「老幹新枝」這句話，若是老幹將朽，又如何能發新枝？若新枝不發，則老幹又何以回春？更別忘了，無論老幹還是新枝，都需倚靠「土地」-人民的給養，才能精實壯大，若是土地荒蕪，則老幹也好，新枝也罷，又將何附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