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

關於父親，我寫下這篇忠實的文字，為一個由農民成為工人階級者「樹碑立傳」，也為一個兒子保存了將來獻給自己兒子的記憶……

一

小時候，父親在我心目中，是嚴厲的一家之主，絕對權威，靠出賣體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懼怕的人。
父親板起臉，母親和我們弟兄四個，就忐忑不安，如對大風暴有感應的鳥兒。
父親難得心裡高興，表情開朗。
那時妹妹未降生，爺爺在世，老得無法行動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還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統，僅靠吮咂一個三級抹灰工的汗水。用母親的話說：全家天天都在「吃」父親。
父親是個剛強的山東漢子，從不抱怨生活，也不歎氣。父親板著臉任我們「吃」他。父親的生活原則——萬事不求人。鄰居常說我們家：「房頂開門，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禱，希望父親也抱怨點什麼，也唉聲歎氣。因為我聽鄰居一位會算命的老太太說過這樣一句話；「人人胸中一口氣。」按照我天真幼稚的想法，父親如果能唉聲歎氣，則會少發脾氣了。
父親就是不肯唉聲歎氣。

這大概是父親的「命」所決定的吧？真的很不幸！我替父親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親發脾氣的時候，我卻非常能諒解他，甚至同情他。一個人對自己的「命」是沒辦法的。別人對這個人的「命」也是沒辦法的。何況我們天天在「吃」父親，難道還不允許天天被我們「吃」的人對我們發點脾氣嗎？

父親第一次對我發脾氣，就讓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一個慣於欺負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剛穿在身上的新衣服背後劃了兩道口子。父親不容我分說，狠狠打了我一記耳光。我沒哭。沒敢哭，卻委屈極了，三天沒說話。在擁擠著七口人、不足十六平米的空間內，生活絕不會因為四個孩子中的一個三天沒說話而變得異常的。全家都沒有人注意到我三天沒說話了。

第四天，在學校的課堂裡，老師點名，要我站起來讀課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讀熟了的課文。我站起來後，許久未開口。老師急了，同學們也急了。老師和同學，都用焦急的目光看著我。教室的最後一排，坐著七八位外校的聽課老師。

我不是不想讀，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級丟盡榮譽。我是讀不出來。讀不出課文題目的第一個字。我心裡比我的老師、比我的同學們還焦急。
「你怎麼了？你為什麼不開口讀？」老師生氣了，臉都氣紅了。
我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從此，我們小學二年三班，少了一名老師喜愛的「領讀生」，多了一個「結巴嗑子」。我，也從此失掉了一個孩子的自尊心……
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學以後，才自我矯正過來。我變成了一個說話慢言慢語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成很「成熟」的人，有人因此以為我「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據理力爭」的時候，我往往又成了一個「結巴嗑子」，或是一個「理屈詞窮」者。父親從來沒有對我表示過歉意，因為他從來也沒將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後的口吃聯繫在一起……
爺爺的脾氣也特火爆。父親發怒時，爺爺不開罵，便很值得我們慶幸了。
值得慶幸的時候不多。
母親屬羊。像隻羊那麼地馴服，完全被父親所「統治」。如若反過來，我相信對我們幾個孩子是有益處的。因為母親是一位農村私塾先生的女兒，頗識一點文字。遺憾的是，在家庭中，父親的自我意識，起碼比「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這條理論早形成二十年。
中國貧窮家庭的主婦，對困窘生活的適應力和耐受力是極可敬佩的。她們憑著一種對未來充滿憧憬的本能。雖然這憧憬是朦朧的、盲目的，帶有浪漫的主觀色彩。期望孩子長大成人後都有出息，是她們這種憧憬的萌發基礎。我的母親在這方面的自覺性和自信心，我認為是高於許多其他人的母親。

關於「出息」，父親有他獨到的理解。
一天，吃飯的時候，我喝光了一碗包穀麵粥，端著碗又要去盛，瞥見父親在瞪我。我膽怯了，猶猶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
父親卻鼓勵我：「盛呀！再吃一碗！」
父親見我只盛了半碗，又說：「盛滿！」接著，用筷子指著哥哥和兩個弟弟，異常嚴肅地說：「你們都要能吃！能吃，才會長力氣！你們眼下靠著我的力氣吃飯，將來，你們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氣吃飯的！」
我第一次發現，父親臉上呈現出一種真實的慈祥。一種由衷的喜悅。一種殷切的期望。一種欣慰。一種光彩。一種愛。
我將那滿滿一大碗包穀麵粥喝下去了，還強吃掉半個窩窩頭。為了報答父親，報答父親臉上那種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儘管撐得難受，但心裡幸福。因為我體驗到了父親的愛，我被這次寶貴的體驗深深感動。
我以一個小學生的理解力，將父親那番話理解為對我的教導，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導，一次不容置疑的現身說法。我心領神會，虔誠之至地接受這種教導。從那一天起，我的飯量大了，覺得自己的肌肉也彷彿日漸發達，力氣也似乎有所增長。
「老梁家的孩子，一個個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窩窩頭、包穀麵粥、鹹菜疙瘩，瞧！一頓頓吃的多歡，吃的多饞人喲！」這是鄰居對我們家唯一的羡慕之處。父親也引以自豪。
我十歲那年，父親隨東北建築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親離家不久，爺爺死了。爺爺死後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親病了。醫生說，因為母親生病，妹妹不能吃母親的奶。那時哥哥已上中學了，他每天給母親熬藥，指揮我們將家庭的樂章繼續下去。我每天給妹妹泡牛奶，在母親的言傳下，用奶瓶餵妹妹。
我極希望自己有一個姐姐。母親曾為我生育過一個姐姐。然而我未見過姐姐長得什麼樣，不滿三歲她就病死了。姐姐死得很冤，因為父親不相信西醫，不允許母親抱她去醫院看病。後來，母親偷偷抱著姐姐去醫院看了病，醫生說晚了。母親由於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場，父親卻從不覺得應該對姐姐的死負什麼責任。父親認為，姐姐純粹是因為吃了兩片西藥被藥死的。
「西藥，是治外國人的病！外國人和我們中國人的血脈是不一樣的！難道中國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藥來治的嗎？西藥能治中國人的病，我們中國人還發明中醫幹什麼？」
父親這樣對母親吼。
母親辯駁：「中醫先生也叫我帶孩子去看看西醫。」
「說這樣的話，就不是好中醫！」父親更惱火了。
母親，只有默默垂淚而已。
鄰居那個會算命的老太太，說按照麻衣神相，男屬陽，女屬陰。說我們家的血脈陽勝陰衰，不可能有女孩。說父親的秉性太剛，女孩不敢托生到我們家。說我夭折的姐姐，是因為我們家的陽剛之氣，又托生到別人的家中去了。

一天晚上，我親眼看見，父親將一包中草藥偷偷塞進爐膛裡，滿屋瀰漫一種苦澀的中草藥味。父親在爐前呆呆站立了許久，從爐蓋子縫隙閃耀出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父親臉上。父親的神情那般地肅穆，肅穆中呈現出一種哀傷……
我幼小的心靈，當時很信服麻衣神相之說。要不妹妹為什麼是在父親離家、爺爺死後才出生呢？我盡心盡意地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個膽大的女孩，希望父親三年內別探家。唯恐妹妹也像姐姐似的，「托生」到別人的家中去。妹妹的「光臨」，畢竟使我想有一個姐姐的願望，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一種彌補性的滿足。
父親果然三年沒探家，不是怕妹妹又托生他人之家，而是打算積攢一筆錢。
父親雖然身在異地，但企圖用他那條「萬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則遙控家庭。
「要節儉，要精打細算，千萬不能東借西借……」父親求人寫的每一封家信中，都忘不了對母親諄諄告誡一番。父親每月寄回的錢，根本不足以維持家中的起碼開銷。母親徹底地背叛了父親的原則。我們家「房頂開門，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歷史階段，很令人悲哀地結束了。我們連心理上所謂的「窮志氣」都失掉了……
父親第一次探家，是在春節前夕。父親攢了三百多元，還了母親借的債，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麼過日子的？啊？我每封信都叮囑你，可你還是借了這麼多債！你帶著孩子們這麼個過法，我養得起嗎？」父親對母親吼著。他坐在炕沿上，當著我們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將炕沿拍得啪啪響。
母親默默聽著，一聲不吭。
「爸爸，您要責?，就責?我們吧！不過我們沒亂花過一分錢。」哥哥不平地替母親辯護。
我將書包捧到父親面前，兜底兒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兩面都寫滿字的作業本，幾截手指般長的鉛筆頭。我瞪著父親，無言地向父親申明：我們真的沒亂花過一分錢。
「你們這是幹什麼？越大越不懂事了！」母親嚴厲地訓斥我們。
父親側過臉，低下頭，不再吼什麼。許久，父親長歎了一聲。那是從心底發出的沉重負荷下洩了氣似的長歎。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父親歎氣。
我心中倏然對父親產生了一種憐憫。
第二天，父親帶領我們到商店去，給我們兄弟四個每人買了一件新衣服，也給母親買了一件平絨上衣。

父親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
「錯了，我是大錯特錯了！」一一細瞧著我們幾個孩子因吃野菜而浮腫不堪的青黃色的臉，父親一迭聲說他錯了。
「你說你什麼事錯了？」母親小心翼翼地問。
父親用很低沉的聲音回答；「也許我十二歲那一年就不該闖關東……猜想，如今老家的日子興許會比城市的日子好過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親要回老家看看。果真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過些，他就帶領母親和我們五個孩子回老家，不再當建築工人，重當農民。
父親這個念頭令我們感到興奮，帶給我們希望。我們並不迷戀城市。野菜也好，樹葉也好，哪裡有無毒的東西能塞滿我們的胃，哪裡就是我們的福地。父親的話引發了我們對從未回去過的老家的嚮往。
母親對父親的話很不以為然。但父親一念既生，便會專執此念。那是任何人也難以使他放棄的。
母親從來也沒有能夠動搖過父親哪怕一次荒唐的念頭。她根本不具備這種婦人之術。但是，母親很有自知之明，便預先為父親做種種動身前的準備。
父親要帶一個兒子回山東老家。
在我們——他的四個兒子之間，展開了一次小小的紛爭。最後，由父親作出了裁決。
父親莊嚴地對我說：「老二，爸帶你一塊兒回山東！」
老家之行，印象是淒涼的。對我，是一次大希望的大破滅。對父親，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擊。老家，根本沒親人了，但畢竟是父親的故鄉。故鄉人，極羡慕父親這個掙現錢的工人階級。故鄉的孩子，極羡慕我這個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腳上那雙嶄新的膠鞋。故鄉的野菜，還塞不飽故鄉人的胃。我和父親路途上沒吃完的兩個摻麵饅頭，在故鄉人眼中，是上等的點心。父親和我，被故鄉一種饑餓的氛圍所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錦還鄉」的角色來。
父親第二次攢下的三百多元，除了路費，東家給五元，西家給十元，以「見面禮」的方式，差不多全救濟了故鄉人。最後，我和父親帶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幾斤地瓜乾離開了故鄉……
到家後，父親開口對母親說的第一句話是，「孩子他媽，我把錢抖摟光了！你別生氣，我再攢……」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父親用內疚的語調對母親說話。
母親淡淡一笑：「我生啥氣呀！你離開老家後，從沒回去過，也該回去看看
嘛！」彷彿她對那被花光的三百多元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親內心是很在乎的。因為我看見，母親背轉身時，眼淚從眼角溢出，滴落在她衣襟上。
那一夜，父親翻身不止，長歎接短歎。
兩天後，父親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因為假期內的勞動日是發雙份工資……

二

父親始終恪守自己給自己規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鐵律，直至退休。父親是很能攢錢的，母親是很能借債的。我們家的生活，恰恰特別需要這樣的父親，也特別需要這樣的母親。所謂「對立統一」。
在我記憶的底片上，父親愈來愈成為一個模糊的虛影，三年顯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親愈來愈成為一個我想要報答而無力報答的恩人。
報答這種心理，在父子關係中，其實質無疑於溶淡骨血深情的衡釋劑（香蕉水）。它將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經地義的倫理，平和地扭曲為一種最荒唐的債務，而窮困之所以該詛咒，不只因為它造成物質方面的債務，更因為它造成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債務。

父親第三次探家那一年，正是哥哥考大學那一年。父親對哥哥想考大學這一個欲望，以說一不二的威嚴加以反對。
「我供不起你上大學！」父親的話，令母親和哥哥感到絲毫沒有商量的餘地。
好心的鄰居給哥哥找了一個掙小錢的臨時活——在菜市場賣菜。賣十斤菜可掙五分錢。父親便逼著哥哥去掙小錢。哥哥每天偷偷揣上一冊課本，早出晚歸。回家後交給父親五角錢。那五角錢，是母親每天偷偷塞給哥哥的。哥哥實則是到公園裡或松花江邊去溫習功課。騙局終於敗露，父親對這種「陰謀詭計」大發雷霆，用水杯砸碎了鏡子。
父親氣得當天就決定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將父親送到火車站。
列車開動前，父親從車視窗探出身，對哥哥說：「老大，聽爸的話，別考大學！咱們全家七口，只我一個人掙錢，我已經五十出頭了，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應該為我分擔一點家庭擔子了啊……」父親的語調中，流露出無限的苦衷和哀哀的懇求。
列車開動時，父親流淚了，一滴淚水掛在父親又黑又硬的臉腮上。我心裡非常難過，卻說不清究竟是為父親難過，還是為哥哥難過。我知道，哥哥已背著父親參加了高考。母親又欺騙了父親一次。我這個「知情不舉」者，也欺騙了父親。我因無罪的欺騙感到內疚極了。我，很大程度上是在為自己而難過……
幾天後，哥哥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母親欣慰地笑了。哥哥卻哭了……
我送走了哥哥。
哥哥沒讓我送進站。
他說：「省下買站臺票的五分錢吧。」
在檢票口，哥哥又對我說：「二弟，家中今後全靠你了！先別告訴爸爸，我上了大學……」
我站在檢票口外，呆呆地望著哥哥隨人潮走入火車站，左手拎著行李捲，右手拎著網兜，一步三回頭。
我緩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手中緊緊攥著沒買站臺票省下的那五分鋼幣，心中暗想，為了哥哥，為我們家祖祖輩輩的第一個大學生，全家一定要更加省吃儉用，節約每一分錢……
我無法長久隱瞞父親哥哥已上了大學這件事。我不得不在一封信中告訴父親實情。
哥哥在第一個假期被學校送回來了。
他再也沒能返校。
他進了精神病院——一個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國——一個心理弱者的終生歸宿。一個明確的句號。
我從哥哥的日記本中，翻出了父親寫給哥哥的一封信。一封錯字和白字占半數以上的信，一封並不徹底的掃盲文化程度的信：

老大！你太志師了！你心中跟本沒有付母！跟本沒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你志己！你一心奔你個人的錢程吧！就算我白養大你！就算我沒你這個鵝子！有招一日你當了工成師！我也不會認你這個鵝子！

每句話後面都是「！」號，所有這些「！」號，似乎也無法表述父親對哥哥的憤怒。父親這封信，使我聯想到了父親對我們的那番教導：「將來，你們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氣吃飯的！」我不由得將父親的教導做為基礎理論進行思考：每個人都是有力氣的，倘若一個人明明可以靠力氣吃飯，而又並不想靠力氣吃飯，也許真的有點大逆不道吧？哥哥上大學，其實絕不會造成我們家有人餓死的嚴峻後果。那麼父親的憤怒，是否也因哥哥違背了他的教導呢？
父親是一個體力勞動者，我所見識過的體力勞動者，大至分為兩類。一類自卑自賤，怨天咒命的話常掛在嘴邊上：「我們，臭苦力！」一類盲目自尊，崇尚力氣，對凡不是靠力氣吃飯的人，都一言以蔽之曰：「吃輕巧飯的！」隱含著一種渺視。
父親屬於後一類。
如今思考起來，這也算一件極可悲的事吧？對哥哥亦或對父親自己，難道不都可悲嗎？
父親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以後的七年內，我再也沒見過父親。我不能按照自己的願望和父親同時探家。
在我下鄉的第七年，連隊推薦我上大學。那已是第二次推薦我上大學了。我並不怎麼後悔地放棄了第一次上大學的機會，哥哥上大學所落到的結果，遠比父親對我的人生教導，在我心理上造成更為深刻的不良影響。然而第二次被推薦，我卻極想上大學了。第二次即是最後一次，我不會再獲得第三次被推薦的機會。那一年我二十五歲了。
我明白，錄取通知書沒交給我之前，我能否邁入大學校門，還是一個問號。連幹部同意不同意，至關重要。我曾當眾頂撞過連長和指導員，我知道他們對我耿耿於懷。我因此而憂慮重重。幾經徹夜失眠，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告訴父親我已被推薦上大學，但最後結果，尚在難料之中，請求父親匯給我二百元。還告知父親，這是我最後一次上大學的機會。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父親是會明白為什麼我需要錢。信一投進郵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測父親要麼乾脆不給我回音，要麼會寫封信來狠狠罵我一通，肯定比罵哥哥那封信更無情。按照父親做人的原則，即使他的兒子有當皇上的可能，他也是絕不容忍他的兒子為此用錢去賄賂人心的。
沒想到父親很快就匯來了錢。二百元整。電匯。匯單的附言條上，歪歪扭扭地寫著幾個錯別字：「不勾，久來電」。
當天我就把錢取回來了。晚上，下著小雨。我將二百元分裝在兩個衣兜裡，一邊一百元。雙手都插在衣兜，緊緊攥著兩迭錢，我先來到指導員家，在門外徘徊許久，沒進去。後來到連長家，鼓了幾次勇氣，猛然推門進去了。我吱吱唔唔地對連長說了幾句不著邊際的話，便立刻告辭。雙手始終沒從衣兜裡掏出來，兩迭錢被手心攥濕了。
我緩緩地在雨中走著。那時刻一個充滿同情的聲音在我耳邊，說：「老梁師傅真不容易呀，一個人要養活你們這麼一大家子！他節儉得很呢，一塊臭豆腐吃三頓，連盤炒菜都捨不得買……」
這是父親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對母親說過的話。那時我還幼小。長大後忘了許多事，但這些話卻忘不掉。
我覺得衣兜裡的兩迭錢沉甸甸的，沉得像兩大塊鉛。我覺得我的心靈那麼地骯髒，我的人格那麼地卑下，我的動機那麼地可恥。我恨不得將我這顆骯髒的心從胸膛內嘔吐出來，踐踏個稀巴爛，踐踏到泥土中。
我走出連隊很遠，躲進兩堆木楞之間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場。我哭自己，也哭父親。父親為什麼不寫封信罵我一通啊？父親人格的最後一抹光彩，在兒子心中黯然了。就如同一個泥偶毀於一捧髒水，而這捧髒水是由兒子潑在父親身上的，這是多麼令人悔恨、令人傷心的事啊！
第二天抬大木時，我堅持由三槓換到了二槓——負荷最沉重的位置。當兩噸多重的巨大圓木在八個人的號子聲中被抬離地面，當抬槓深深壓進我肩頭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應的卻是另一種號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還是上了大學。連長和指導員並未從中作梗，而且還把我送到了長途汽車站。和他們告別時，我情不自禁地對他們說了一句：「真對不起……」他們默默對望了一眼，不知我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那個漆黑的、下著小雨的夜晚，將永遠永遠保留在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