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找出西蒙 波娃的“第二性，女人”再讀，好多關於女性的話題，想法一下子湧進腦子。對於遊走於海外討生活的女性，每個人經歷背景不一樣，會持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著名作家陳若曦20多年前在一次公開講座裡就提過家裡有位女作家挺好的，打點一切瑣碎，工餘寫作，但最終我們還是沒有退休金。

女作家在海外充當司機，保姆，園丁，家庭保健員（我其實直接為家人當醫生了，三年國內大醫院急診室病房見過的病例比海外發達地區醫院見到的多，後來在香港社康保健機構2000年代的訓練和工作仍然是全套英國式的。看現行香港貓狗診所化驗報告都與西方國家相同。），裝修工人，派對搞手（event planner,從小孩到大人），旅遊顧問，遇到賬單有問題，鄰居有投訴，都要寫信/電郵解決，英文口語和書信因此流暢不少。

這是中文世界的例子吧，大家看到的是一幅勤奮工作的畫面。

幸子（化名）小姐同我一起把孩子送上校車後一轉身就認識了，事後我們同朋友們講的理由都一樣：每天送孩子上車的都是菲傭，只有我倆是媽媽。

價值觀其實就從這些細節反應出來。

當時幾幢樓之遙就住了幾位同校的孩子，有一次其中一位女孩生日，結束時女孩爸爸開車一一送孩子們回每幢大廈。一位男孩回到大廈門口時，迎接他的是菲傭。他媽媽其實在家，據說忙著唸MBA。那是個週末晚上。後來才知道這孩子常常偷東西，被學校退學，他家裡其實很富有。

那一年聖誕前幸子寄了99張印有家庭照片的賀卡給朋友，也收到99張。有些是全家福，有些只是自家公子和公主。素未謀面的筆友，高中畢業住過的加拿大寄宿家庭父母，在日本，美國和香港的同事，家長，孩子的老師等等她都一一用不同形式送上祝福，父母兄弟更是每有生日，節日必收到她的包裹。

這些都需要時間，女作家時間彈性，是不是要分配部分時間做這些呢？

作為一位專業女性，我們被內地家人那邊問得最多的仍然是事業，因為你受過專業訓練（後來認識的香港太太裡有同等大陸學歷的都一一遇到類似的，來自自己原生家庭的煩惱）。這類原生家庭不知道，海外的專業是個人自己選擇，而且能夠變通才能夠適應。

部分人的價值觀多數是在成熟前被文革洗腦，雖然很嚮往正面的想法卻無從索取，因為連文筆清麗的作品都不多見，本可以國內看得到的很多藝術作品怡情養性，但也很視乎自己修為。

最實際的例子還是直接接觸到像幸子這樣的人，一位同樣擁有碩士學位，愛好閱讀英文長篇作品，日本土生土長的英文老師，在先生支持下，每週只教課幾小時，堅持十幾年帶孩子送讀日本語課程（孩子混血，學校沒有日語學。）。她也同朋友逛深圳羅湖城，享受各種娛樂，週末酒會，爬山，帶著自己的學識素養影響身邊人，開心地享受生活。

日本西化的是觀念，這一套觀念同今天接觸到的西方人很合拍。幸子的先生就是美國人。

這種觀念下，日本卻能保留自己的文化。令我驚訝的是，女性在事業，生活，娛樂上的協調同西方那麼一致。夫婦兩人參與的文化派對，到世界各地旅遊，他們推薦的Chinese American作家，都一一反應了這種和諧。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