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身後，總有悲涼的迴音

─四行之後的八百壯士和楊惠敏的故事

～2024.8.22 轉發

剛聽完楊渡先生在98.1電台所做「楊惠敏的故事」的廣播，很是感慨，抗戰期間確實有一些人做了對不起楊惠敏的事，簡直毀了她的一生，幸虧他先生臺大體育教授朱重明接納了她，才讓她有機會走出鬱悶與憂鬱。感慨之餘，特地蒐整轉發這文，只為向她致敬！

楊渡  

2021-12-26 

 1975年電影《八百壯士》開拍，楊惠敏與演楊惠敏青年時代的林青霞合影。（作者提供）

歷史如果像電影，可以結束於最輝煌壯烈的一刻，只留下絢麗、燦爛、熱血、英雄的最後一幕，歌聲響起，幕落下。那該多好！

如果蔣介石的生命結束於抗戰勝利的那一瞬，便不會有後來的國共內戰，敗亡孤島。一如尤里西斯結束於打下特洛伊的勝利時，便不會有後來漂泊十年不得返家的旅程。

然而，時間是延續的，歷史是連綿不絕的，燦爛煇煌過後的際遇，那尋常而折磨人的生存處境，才是真正考驗人性的開始。一如尤里西斯漂泊的旅程，是死生的考驗，卻是另一部史詩的開首。

八百壯士的最後一幕，無論是1975年的台灣版，還是2020年的大陸版《八佰》，都是結束在歷經槍林彈雨，穿過那一條生死交界的橋，在壯烈的拼搏之後，讓八百壯士最終得以達到英租借，得了一條生路。

然而，後來倖存的三百多個壯士，和那個女童子軍楊惠敏，卻在後來的旅程歷經磨難，漂泊天涯，流浪死生。那未曾說出的故事，更加驚心動魄，無由言語，只能默默凝視戰爭下，生命的卑微，戰亂時代的無奈，以及人性的最後的尊嚴。

2020年九月，《八佰》上映後不久，我接到老友唐湘龍電話：「電影中那個女童軍楊惠敏有一個次子叫朱復轟，希望能與你連絡，他有心重出母親的書，想請你幫忙寫一篇序。」雖然並不相識，但我好像聽到歷史召喚一般，想都沒想就回應了。直覺告訴我，當歷史來叩門，一定有它的道理。那背後，還有它未曾訴說的故事，需要被聽見。

朱復轟隨即帶來他母親已絕版的著作《八百壯士與我》一書。此書寫作於1969年，原本寂寂無名，1975年丁善璽導演的《八百壯士》上映，轟動一時。當時林青霞主演的楊惠敏一角萬眾矚目。但電影主角轟動，真正的主角楊惠敏卻備受冷落。她希望去看戲，跟拍攝的中影公司要電影票，竟只得了四張。而相關人員對她不理不睬。她非常生氣，告訴了孫元良將軍。當年，死守四行倉庫的524團，就是屬於孫元良將軍的八十八師，謝晉元團長是他的部屬。孫元良的兒子秦漢，也在電影裡參與演出。孫元良聽到楊惠敏受冷遇的消息，非常生氣，隨即拿出了三千元，印刷了一份當年死守四行倉庫的相關資料與照片，成為一本簡單的書，帶著楊惠敏，拿去西門町電影院的門口，公開叫賣。

隔天的報紙即以「電影銀幕是主角，戲院門口當小販」為大標題，附上楊惠敏照片，刊登出來。這是何其反諷的一幕。這時中影公司才驚覺事態嚴重，馬上來招呼照應。而此時電影《八百壯士》下做為政策片在轟轟烈烈的宣傳著，全台大賣。

孫元良貴為退休將軍，依舊如此烈性，而楊惠敏的耿直個性，由此可見一斑。

楊惠敏～維基百科

楊希賢，原名楊惠敏（1915年3月6日—1992年3月9日），籍貫江蘇鎮江，女童軍、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女英雄，曾任教師。

楊惠敏早年曾於中央技藝專科學校暨國立中山大學體育系求學。

1937年7月7日發生蘆溝橋事變，中日之間開戰，楊惠敏加入上海童子軍戰地服務團。同年8月13日爆發八一三淞滬戰役，日軍全面大舉進攻上海，日方原本希望能以襲擊的方式迅速佔領上海地區，達成「三月亡華」的目標，卻出乎意料地與國民革命軍爆發陣地戰而成為長期纏鬥。

10月26日爆發四行倉庫保衛戰，當時由國軍第88師第524團團附謝晉元中校所率領的該團第1加強營死守與上海公共租界僅有一條蘇州河之隔的四行倉庫，作為中方軍隊在撤退至上海西部郊區的過程中，對日軍的牽制。

10月28日夜間，楊惠敏將一面12尺長的中華民國國旗裹在身上所穿著的童軍服底下，冒著戰火危險自公共租界出發成功泳渡蘇州河，並獲得謝晉元的接見將國旗送至四行倉庫[註 1]。

楊惠敏也攜帶了一份四行倉庫守軍人員的名單返回公共租界，當時名單上共有800個人名，因此被稱為「八百壯士」[5]，但這份名單其實是為了戰時的保防需要而捏造，讓日軍因人數多達800而有所顧忌，實際上只有約四百名守軍。隔天，楊惠敏所送至的國旗在四行倉庫屋頂升起，大大的鼓舞振奮了守軍士氣與隔岸觀戰的民眾，並獲得當時駐紮在租界內的世界各國媒體之讚揚。事後楊惠敏與謝晉元的事蹟被編寫入中華民國各級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中，使得他們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淞滬會戰結束後，楊惠敏也跟著向後方撤退。1938年，在當時國民黨宣傳部主任董顯光的保薦下，楊惠敏先在三月八日婦女節當天接受了蔣宋美齡的表揚，接著更代表中華民國到美國參加「世界青年自由大會」。

1939年，楊惠敏再被中國政府選派訪問歐洲。到歐洲的旅程中，包括義大利總理墨索里尼、德國元首希特勒、荷蘭女王都曾接見過她。特別是希特勒，把自己身上的勳章拔下來別在楊惠敏身上，對她說：「妳就是德國男女青年的榜樣！」

因此，楊惠敏變成了一個國家宣傳的偶像。

冤獄陰影

楊惠敏在那時曾有機會赴美國讀書，但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沒有成行。之後她因緣際會地在香港加入了地下工作組織，1942年日軍佔領香港期間，楊惠敏負責聯繫梅蘭芳、胡蝶等知名人士，從香港撤退到中國大陸。期間楊惠敏疑涉及錯綜複雜的原因，遭軍統扣查四年多調查。1946年11月由國防部軍法局裁定無罪釋放。 [6][7]

其幼子朱復轟表示，母親楊惠敏在經過4年無妄的牢獄之災後，身心受創甚重，鬱鬱寡歡。出獄後不久就來到台灣。到了台灣因為不想被人認出來，所以就低調的到學校去當代課老師，隱姓埋名（改名為楊希賢）。 然而，根據台灣的報章報導，楊惠敏由五十至七十年代一直以真名真姓參加紀念抗日、賑災等公開活動。在1964年和1967年，還兩度會見記者，大談她的冤案，內容與她1970年出書所寫的內容有頗大出入。[8][9]

她幼子聲稱：楊惠敏生前沒有提及往事，也堅決不願意接受國民黨政府的任何救濟。兒子是在楊惠敏過世後，才從她好友轉述下，知道了楊惠敏冒死送旗以及冤獄等事蹟及原由。1976年電影《八百壯士》放映之後，楊惠敏看到自己送旗的故事被放上了大銀幕，這才逐漸從陰影中走出來，重拾對生活的樂趣。然而,從台灣的報章報導所見，楊惠敏在台灣向來積極參與女童軍、婦女救國等社會活動。跟她幼子所說不符。

遲來的肯定

除了拍攝電影宣傳，抗日紀念活動的故事主題攤位介紹之外，楊惠敏大兒子國史館義工朱復圭表示曾向國史館詢問楊有無拿過獎章或誰可決定補償，未能得到答覆。[10]

2015年7月，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舉行抗戰勝利70週年，馬英九總統贈予楊惠敏兩個兒子一幅簽名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以國家元首之尊給予了一個非正式的榮譽肯定。

私人生活

1946年獲釋後曾回江蘇鎮江老家，楊惠敏在戰後（1949年）跟隨著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定居臺北。33歲時經介紹後與年過花甲喪偶的臺大體育教授朱重明結婚，育有二子朱復圭與朱復轟。

曾任職於台北女師專（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金甌商職（今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與中國文化大學等學校。

除此之外她也長年積極參與、宣傳童軍活動及婦女救國運動。

1977年10月28日，楊惠敏在臺北不幸遇車禍，雖經搶救保住性命，但從此左半身不能動彈，連吃飯也困難。

1980年2月間，因突發的腦溢血中風而入院治療，神智模糊。中影公司和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匯森先後探訪楊惠敏，合共送上八萬元慰問金。其醫藥及住院費用，亦獲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全額補助。楊惠敏於1992年3月9日病逝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享壽77歲。同年4月21日舉行喪禮，由總統府資政馬樹禮主祭、時任總統李登輝送上「志行揚芬」的輓額，以示敬悼。救國團主任、婦聯會主任委員、女童軍代表及立法委員為楊惠敏靈柩覆蓋國旗，不少政要都題輓額致唁、影星林青霞也到場致祭。[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