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朱大班的最後評論」一文，讓我聯想到許文龍的奇美奇蹟，那時就有人說，若由許董事長當行政院長，政府可以省下一半的人事行政費用...

只是到那個時候，台灣會不會有一半的人失業？

如今再看看奇美企業，好像也不復當年...

用嘴巴說總是比用行動作，容易太多！

轉貼朱教授這篇評論，應該不會讓網友變得更笨吧？

朱敬一：朱大班的最後評論【聯合報╱朱敬一】 
 
在李明博剛接大統領時，曾經提出ＣＥＯ接閣揆的訴求。其實不只是總理一職，若將國家比喻一家公司，則人民是股東、立法院是董事會、內閣是經營團隊，而內閣裡有許多部會首長，都可以類比為公司裡的某一職務。既然坊間有人想找公司ＣＥＯ做閣揆，那麼自然也會有人想找念財務出身的人做財政部長。我在此文中要從五點切入說明：國家與公司的類比有其限度，而搞企管財務的人往往不適合做財政部長。

一、公司幾乎所有的支出都是為了牟利—人事費是為了聘能夠賺錢的人、買機器是為了生產營利、租店面是為了零售營收。在「一切為賺錢」的大前提之下，公司財務長找錢融資的原則就很單純：尋找最低的資金來源、減低公司的財務風險。但是國家則不然；國家的財政支出有絕大部分是沒有收益能力的—社福、國防、環保、文教，每項都很難從支出衍生收益。公司財務長評斷支出是否允當只要比一比內生報酬率（ＩＲＲ），但國家財政部長評斷各項社福或減稅政策，就得有相當的社會科學專業訓練。

二、對公司而言，股東是「匿名」的，平地股東與山區股東並沒有任何不同。但是國家有職責要提供中低收入者社會福利、健康保險、學費補貼等，而由於中低收入者無力負擔，故前述這些支出必須要來自於社會上較有錢的家庭。簡言之，國家的財政收支背後，有非常強烈的所得重分配功能，但是公司財務長卻完全不必有「股民之間財富重分配」的考量。

三、公司向外借錢，期滿就必須還本付息，否則債權人就可提起清償之訴，必要時法院可以依破產程序處分這家公司。但是當國家向人民發行公債時，幾乎可以無限制地借新還舊。就算債務偏高或信評下跌，很少有國家會真正面臨破產。而且即使政府破產（如加州），主政者也幾乎沒有責任。準此，公司財務長比較會對公司債務謹慎，但國家財政部長通常卻不會對信評敏感，而政客更是對財政赤字視若無睹。

四、在公司之內，基本上是不講民主的；財務長下令，財務與稽核下層部屬就只有服從的分。在國家則不然。不要說財政部長，就算是總統，全國上下也有得是嗆聲之人。財長如果施政不當、經常劫貧濟富，則後果是怨聲載道，累積民怨。

五、單一公司財務長端出一項政策，大概不太需要考慮廣大人民的反應，但是政府部會在制定政策時，都要考慮人民的反應與影響。例如，政府要對遊艇汽車課奢侈稅，大老闆原本是自掏腰包買車，現在車價因奢侈稅加徵而變貴了，他們就改由公司買。於是，所有的費用全部轉到公司股東身上。上有政策則下有對策是鐵的政治邏輯，不思對策而瞎搞政策，其後果注定是一事無成，甚至是天翻地覆。

農曆年後，我在報紙的若干專欄即將封筆。值此「朱大班的最後一夜」，乃提出以上最後的評論。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2011/01/24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