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席慕蓉打電話給我，她說：「你插畫畫得那麼好，為什麼不用好一點的紙呢？那些畫都值得保存呀。你好像也不是用針筆畫的，是不是？」「真筆？」我不解的說：「當然是真筆，難道還有假筆不成？」…… 

【楚戈】

我走向現代詩插圖的世界有兩個因緣：一是德國畫家保羅克利；一是軍中生活。 

迷上克利，是十九歲時在桃園當兵，帳篷就搭在桃園國小的運動場上，縣立圖書館就在旁邊，那時剛來台灣，還無所事事，我天天K書，把圖書館的中文書差不多看光了，偶然借到一本日本版的保羅克利畫集，真使我愛不釋手。克利的畫充滿了想像力，又蘊藏了濃濃的詩意，畫中的詩意真是國際共通的語言，無須翻譯你就可沉醉其中。尤其他的抽象素描，線條很像優閒的散步，自由而很隨意性，我喜歡畫線畫自此開始。 

其次是部隊的生活。 

部隊調到林口時，上面發給了每人一把小竹凳、一塊寫字板。營長或團級政治部主任來訓話時，這套傢俬就派上用場了。依規定，我們坐在矮凳上要作筆記，每次我都假裝專心聽講，而且不停的記筆記，實際上我在默記我心目中的克利，無論眼睛看不看寫字板，我在寫字板上遊蕩的線條都不會停止。我放任我的手與筆在筆記本上漫步，盲目瞎畫的時間多，眼睛從司令台上移回時，我有意識把它續接成似是而非的造形，有的像雲，有的像蒼狗，有的有點像鳥、像魚、像怪獸，大部分是我無意識「不知所止」的亂畫，一旦接成有點像又不怎麼像的形，心中就產生了意外的喜悅，我的線條就是這樣練出來的。長官的訓辭我當然一句都沒聽進，畫線畫就成了我的生存之道，長官天天訓話，我天天用線筆專心「作筆記」，久之，也搞出了一些名堂。 

今天，我能用線捕捉現代詩人們詩中的意，不能說不是軍中荒謬的生活之所賜。在軍中，上述這些線畫累積得太多，當年的文友收到我的「作品」很不少，我想多半都丟進字紙簍了。

調到台北士林裝甲兵獨立排以後，認識了辛鬱、羅硯（詩人商禽，又叫羅馬）。羅馬為我介紹在台大念書的葉維廉、戴天、鄭秀陶，在衡陽街田園咖啡屋認識了劉大任。 

那時候我線畫中經常出現一位長髮女子的形象，我畫的是詩壇美女洛冰。洛冰是我有意想交的女孩，結果落入了我對人生的哲學結局：「凡是若先有意怎麼樣，多半不會怎麼樣；凡是很偶然，事先並沒有想怎麼樣，反而意外的會怎麼的。」 

那時文藝協會設在水源路，有一屆五四，我們大夥兒都去參加了紀念會，因為受不了宋膺、鍾雷那些文藝官的致詞，而跑出來排排坐在河堤的水泥墩上。辛鬱、羅馬、鄭愁予、梅新和我，那時候都是單身光棍。有頃，從川端橋那邊走來一位翩翩美女，吸引了全部的目光，經過我們時，大夥皆屏息無聲的行注目禮，看她施施然走進會場。愁予馬上打破肅靜的氣氛：「這女生好美哦！我們來追好不好？」 

但說是說，並沒有人行動。當大夥又恢復了聊天的聲音，我便陰謀的單獨溜入了會場，第一步是假裝有意無意的走向簽名簿，看看她是誰，一看是洛冰，她的詩我們都知道。第二步我率先假裝優閒的走向這位美女：「哦，妳是洛冰啊！久仰，我是德星。」我們自然握手了。談不幾句，我趁他們還沒進來，便展開了「有意怎麼樣」的攻勢：「下星期天上午十點有空沒有，在田園見面好不好？」「好啊！」她展開了那清秀而夢幻的笑容，那微翹的鳳眼帶著一種超凡的夢霧。「好，一言為定。」我便訕訕然假裝沒事人一樣踱開了。

星期天早上到了田園咖啡屋，秀陶早在座。不久，她準時赴約，不可避免的，我們三人在田園聊了一個下午。 

秀陶趁她上一號，便向我發話道： 

「袁寶！你們認識多久了？」

「那天一下午啊！」 

「那好，我們認識的時間相同，」秀陶很難得正經的說：「既然你們還沒有開始，我勸你放棄。你知不知道她也住永和？」 

「不知道，」我說：「我還沒有問呢！」「因為我也住永和，我姊姊家離她很近，近水樓台，天天可以見面，你當兵只有禮拜六、禮拜天可以出來，我的機會比你多得太多了，你還是放棄算了！你們又沒有開始啊！」 

他講得都對，我的人生哲學又一次獲得證明，但我和洛冰的友誼卻是一生的，比秀陶長久。 

自此我叫秀陶為「陶豬」，也不斷畫長髮女子悼念我的人生哲學。某方面我把洛冰看成了一首詩，常為這詩作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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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想到為現代詩正式作插圖的是：葉維廉的詩〈仰望之歌〉。忘記是在香港大型文藝雜誌《好望角》還是《創世紀》，看到這首詩，其中有句云： 

丟掉的記憶把我承住，我就舒伸╱因為只有舒伸是神的，我就舒伸…… 

這正是我的生存之道。我在軍中用無意識的線描，舒伸被囚禁的自己；我用長髮女孩的意象，舒伸我的遺憾。 

覺得想為〈仰望之歌〉作一幅插圖，哪知這一下海，詩友們都希望我為他們的詩集添一點視覺效果，我也有點不負眾望。 

最使人難忘的是，朱橋編《幼獅文藝》時，有一年叫我每期畫一幅插畫，由龍思良設計成彩色書籤，三十年後張拓蕪還記得這碼子事。又美觀、又新奇，可惜早丟掉了，如今若有人保存全套，我願再重印出來，並送這位收藏家一張大畫。 

為新詩作插畫最多的是《韓國詩選》，我答應為老許（韓國詩人許世旭）譯的這本詩集，每人畫一幅插畫。理由是台灣翻譯西洋詩很多，對我們的近鄰日本、韓國、中南半島地區的文學，反而一無所知，有捨近求遠之嫌。這本書的中文是我校訂的。看到其中詩人趙芝薰有一首〈柯斯姆斯花〉的音譯，使我想起了洛冰，就把詩題改為〈可思莫思花〉，以寄託我的舒展，並勸老許以此作書名，《韓國詩選》作副題，老許欣然同意，這也是我對有情人的一點奉勸。 

第一次正式有人請我為詩集作插圖，是純文學。 

純文學的林海音女士有一次打電話給我： 

「楚戈啊！近來好嗎？」 

我開玩笑說：「賤體如常，還能吃能喝。」 

「你認識詩人鄧禹平嗎？」 

「當然認識，」我說：「他早年的《藍色小夜曲》還花了我一個月的薪水哩！」那時我二等兵，每月薪餉新台幣四十元。 

「真的呀！」她用標準的北京話和我閒聊：「你知道嗎，他現在病得很厲害，住在醫院。純文學想幫他一下，預備出版他的詩集，要請你和席慕蓉畫一點插圖，隨便畫幾幅，可增加銷路一些。」 

「我已經幾年沒見他了，沒有問題，義不容辭。」 

「現在誰知道〈高山青〉的歌詞是他寫的呢！」林大姊從容的說：「他的經濟情況不太好，要麻煩你們兩位詩友了。」 

我收到鄧禹平詩集稿件三天後，便交了稿。 

有一天席慕蓉打電話給我：「老朋友，我看到你的插圖，畫得真棒。」她說：「你插畫畫得那麼好，為什麼不用好一點的紙呢？那些畫都值得保存呀。你好像也不是用針筆畫的，是不是？」 

「真筆？」我不解的說：「當然是真筆，難道還有假筆不成？」 

「老天！」她笑死了，「針筆不是真假的真，是像針那樣細的針筆，美術用品店都有賣。你用什麼筆畫插圖？」 

「我一向都用簽字筆，」我說：「又便宜、又順暢，很方便。」 

「你明天在不在家？」 

「在！在！明天沒有事。」 

第二天席慕蓉來外雙溪看我，帶來了一個黑色的方形美術用品提袋，她把拉鍊打開，裡面一本新的大素描簿、兩隻針筆：「這些送給你，拜託以後畫插圖用這種紙和筆，用完了，打電話給我，我再送來。你的畫那麼好，應當好好保存，上天把聰明都給了你，你應當好好珍惜。」 

我聽了覺得好笑，在軍隊作智力測驗，三次都不及格，指導員、同袍都以為我裝的，故意搞錯，其實智力測驗時我都很認真，那些圖形把我搞糊塗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個笨人，自知聰明是談不上的。 

我作插圖抓到什麼紙就用什麼紙，從不考慮整齊的好紙。而且簽字筆是台灣的特產，使用起來很順意。 

席慕蓉送的精美工具的確很好，可是我不習慣，而且覺得用針筆畫線，美是很美，但線條沒有感情，玩了一陣子，就沒有很大吸引力了。我還是習慣用隨手可得的爛紙、爛筆作插圖，製版出來的印刷品和好紙好筆無異。

比如我為台灣書局何政廣主編、葉維廉的兒童詩集作的彩色插畫，大家都覺得很好，一點也看不出是爛紙畫的。可是後來三民書局的編輯看到我為他們畫的插畫，卻大為憤怒：「用這樣的爛紙作插畫，還算是畫家嗎？」雖是約稿，並沒有採用。這對我不是教訓，我並不在乎要為人作插畫。 

三民書局的編輯不知插畫和藝術品的畫作是兩回事，作版以後印出來的插畫完全看不出是爛紙、好紙，更何況不是每一個畫家都是插畫家。

這個隨手抓紙隨興作插畫的老毛病，是在軍中艱苦的環境下所養成的習慣，這一生好像是改不了。 

【2006-06-05/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