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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3/19 18:13:15瀏覽528｜回應0｜推薦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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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 How often have I said to you that when you have eliminated the impossible, whatever remains, however improbable, must be the truth?” 呂秀蓮前副總統在新書【透視三一九：一個真相，一個台灣】中，提出了三一九槍擊案的四個可能。但是還有更多可能，呂卻不提。這是因為呂或其他人都沒想到呢？還是數年來，引導偵查的煙幕彈？ 由事實到證據到真相，中間要經過許多的論證，判斷，推理。事實並不就等於證據，證據與真相也不是一對一的關係。 調查單位給我們看到的東西及事件有：兩顆不同材質的子彈，陳前總統肚子上的傷痕，呂前副總統膝蓋的傷，死在港邊的陳義雄，還有一面有破洞的擋風玻璃。但是，這與肚皮上的傷是不是槍傷並不相等；與陳義雄是否開了兩槍也沒有絕對關係；與黑綠紅藍的四個陰謀論不能畫等號；更與陳前總統或呂前副總統有沒有被開槍沒必然關係。 情治單位有沒有辦法導演整齣事件、調查單位有沒有可能隱藏證據、所謂的被害人可不可能沒說實話？如果有人認為以上三個都可能發生，那更沒有不懷疑的道理了。 要追根究底，必須要從整個事件的真正的四個可能談起。 第一個可能，根本沒有人發射子彈。 第二個可能，有人發了一發不會死人的子彈打呂前副總統。 第三個可能，有人發了一發不會死人的子彈打陳前總統。 第四個可能，有人發了兩發子彈。 呂前副總統的說法及臆測，都是第四個可能之下的其中四個劇本。距離所有可能發生的事件組合，還有天壤之別。 每一個可能都是一個理論。每一個可能以下又有很多可能，也是理論。我們無法證明理論，我們只能反駁不可能的理論。經過排除掉的，最後沒被反駁的，就是最可能的。然而，不但過去的調查沒有給我們這些答案，現在人云亦云的臆測，也都沒有把種種可能推翻。 過了五年的三一九，和更早的林義雄、陳文成、尹清楓事件一樣，都讓人更加認定是執法單位和政治勢力亟力想要隱瞞的醜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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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