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泛藍陣營「向紅靠攏」確實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趨勢。以鄭麗文當選的事例，或可推論，反共藍現在在泛藍陣營中的比例很可能是少數，甚至是極少數。這種情況的發生，既讓人意外，卻也可能並不那麼意外。想想看，如果把1949年前後，大量國軍將領投向中共，甚至一些國府高層也變成中共的內應，當年的國軍「投誠」現象和現在的泛藍轉紅，又有什麼本質上的差異呢？

如果我們只注意到泛藍轉紅這一現象，反而可能會遮蔽另一個可能同樣重要、卻更值得深度理解的群體：那些沒有轉紅的泛藍人士。我們姑且稱他們為「反共藍」好了（雖然其中有些人未必那麼「反」中共。）。

反共藍在泛藍陣營中很可能現在是少數，他們為什麼沒有跟著大夥兒一起轉紅，倒變成值得省思的議題。

在台灣政治光譜中，「反共藍人士」常被視為一種理應向民主陣營靠攏的力量，因為「反共」和「民主化」至少在理論上是有一致性或親和性的訴求。而民進黨至少在名義上、在其發展歷程上，和台灣的民主化有很深的聯繫。所以，反共藍似乎沒有理由對民進黨存有太強烈的反感。但實際上，這個推論經常落空。

有些反共藍人士會使用「綠共」或更羞辱性的詞來稱呼綠營。我除了認為這種態度偏頗，更憂心這對台灣的反中共、拒絕接受中共統治的路線非常不利。卻也在嘗試勸說的過程中，感覺困惑、無奈，也漸漸體會到泛藍「反綠」情緒的強烈。他們為什麼會如此反綠呢？

一個最簡單的解答就是因為綠營也反藍，而且其中有些人也是強烈反藍。泛藍反綠，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激而反。

藍綠各自都懷抱著我群中心的思維，都傾向把自身的委屈歸咎於對方。這種歸咎，有一定的理由，卻也很可能都有過度投射的問題。

從我的觀點看，當年的台灣本省人，很可能是受到了國民政府、外省人的剝奪與不公平對待。所以，綠營對藍營（藍營在相當程度上與當年的國民政府有較密切關係，不過並不是完全重疊）抱持反感，並非完全沒理由。不過，我終究也還是認為，綠營對國府的功勞，特別是「保台」與奠定台灣具備國家形式的功勞，很可能也低估了。

藍營對於「綠營反感藍營」，顯然強烈反彈。尤其在綠營執政以後，泛藍認為自己遭到剝奪、排擠。因此，泛藍對綠營也強烈不滿。年金改革就可能被理解為剝奪的一環。這裡，我其實並不是那麼同情泛藍的這種反彈情緒。以年金改革來說，充其量，問題是操作是否夠精緻與完全公平。但是，年金改革有其必要。也許，綠營確實較不在意維護泛藍的階級利益。但是，年金改革有利於緩和（尚不足以解決）台灣的整體階級矛盾問題。換言之，泛藍很難怪罪綠營是在針對性打壓或剝奪泛藍。

話說回來，泛藍反綠，明面上的主要理由是另外兩方面。一是說綠營貪腐；二是綠營數典忘祖、懷念日殖、搞台獨。

從我有限的訊息，我相信綠營政府內確實出現了貪腐問題。不過，是不是像一些泛藍人士說的那麼嚴重，我高度存疑。我認為這裡面有主觀情緒作用，也很可能有中共對台認知作戰的效果在。

說綠營懷念日殖，我更覺得不公平。一方面，據我的日常體驗，我不認為綠營人士真那麼懷念日本殖民。這是被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嚴重扭曲所產生的一種偏見（因為綠營大體沒有像藍營那麼仇恨日本）。再者，我認為我們應該客觀承認日本殖民對台灣社會的現代化確實起著積極影響，包括法治上的進步（台灣在同時期如果是在中國統治或高度主體性條件下，是不是可以完成同樣或更優化的現代化進步，我確實不表樂觀）。

綠營主張台獨，根本的理由還是主體性的訴求。對這個訴求，我認為具有正當性。

總之，雖然我認為藍綠互反的情緒都是被對方激起的反彈反應，各自都有理由；但是，我認為泛藍的反綠情緒恐怕是更不符合公平、理性原則的反應。這裡面很可能有相對被剝奪感的效應，是本來具優勢地位群體失去其優勢地位後的失落感帶來的問題。

我上面這些話究竟能不能讓泛藍人士開始反省自身反綠的情緒緣由，我不樂觀。不過，我隱然感覺，問題的最深處恐怕還是在於中國民族情懷。所謂「綠營」如果是由其主張台灣獨立來定義，那就意味著背離中國這個民族。而這，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最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一點。

當年老蔣之所以會被親信背叛，或有可能部分是因為他戰後對日本以德報怨的政策，讓那些中國民族主義者難以忍受所造成的結果（從中國民族主義出發，就不能原諒日本嗎？這比較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在我看來，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中的主要菁英成員大體都屬於狹隘中國民族主義者。狹隘，意思是追求的目標太著眼於國家快速富強，仇外情緒濃厚。

儘管我多次表示民主主義應該優先於民族主義，但是，估計對多數人來說，對此說根本不予理會。他們就是把對中國民族的忠誠作為絕對價值判準，來決定他者的行為是否可以被接受。具體來說，中國民族具有某種神聖性，背叛中國民族是不可饒恕之罪。但是，我想指出，這種心態很危險。對當前台灣如此，對整個中國其實亦然。

在「反台獨」的情緒基調下，反共藍「反共」顯得有氣無力，結果卻讓「親共」藍趁勢崛起。根本上這恐怕是民族神聖化帶來的問題。而這背後更深層的一個關鍵問題卻可能是在於是否堅持「理性溝通」的態度。以下試著把相關討論試著做出較條理的鋪陳。

一、 不可跨越的紅線仍然是：台獨

表面上，反共藍人士對綠營的批評，常集中在以下幾點：綠營貪腐、治理能力不足、政策意識形態化、操弄仇中情緒。但若誠實面對，這些理由並不足以解釋他們對綠營近乎本能的排斥。因為在同樣標準下，藍營執政時期的問題，並未換來同等程度的否定。

真正不可跨越的紅線，仍然是：台獨。對多數反共藍人士而言：可以反共、可以不喜歡中共、甚至可以對中國現況感到失望。但否定「中國」這個政治—情感共同體本身，仍然是不可承受的。這不是政策差異，而是一種身分與意義的斷裂。

從理性角度來看，「台獨」本身並非必然等同於戰爭、仇恨或道德墮落。但在反共藍人士的心理結構中，它往往被理解為否定自身成長記憶、背叛歷史敘事、否認文化歸屬、對祖輩與國族情感的切割。因此，台獨不是一個政策選項，而是一種存在性威脅（existential threat）。

這也解釋了為何即便在反共前提下，他們仍難以對綠營產生諒解：不是因為綠營「做錯了什麼」，而是因為綠營站在一個他們無法心理承受的位置。

二、民主主義優先於民族主義：一個必須被誠實面對的選擇

這裡，我們必須提出一個根本性的判準問題：政治正當性，究竟來自民族歸屬，還是來自人民的自由與同意？

我所主張的立場很清楚：民主主義優先於民族主義。

理由並不複雜：民族是歷史建構的，民主是制度保障的。民族敘事可以被詮釋、被操弄、被壟斷；而民主制度則提供可修正、可問責、可更替的權力機制。民族主義不自動保證尊嚴，民主制度才有可能。一個民族如果不能保障其成員的基本自由，那麼民族本身就成為壓迫的工具。

當民族與民主衝突時，優先選擇民族，往往意味著放棄自由。這正是當代中國的現實寫照。

三、台灣獨立，未必對中國不利

這裡我想提出一個反直覺、但理性上成立的推論：在暫時排除中共對台灣獨立採取最極端打壓的前提下，台灣獨立發展，未必只對台灣有利，對中國社會本身也可能更有益。

容我試著提出如下的理由。首先，台灣過去七十多年，就是實質上獨立於中國大陸而存在的狀態。結果，台灣發展得很好，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發展前段班之一。而台灣也在經濟上得以反饋中國大陸，包括台商在大陸投資，甚至提供各種人才。想想看，純以地理條件來說，海南島類似於台灣，但是海南島能夠如此回饋中國大陸嗎？

更重要的是，台灣作為一個成功的華人民主社會，對中國是一種長期參照，而非短期威脅。台灣因為獨立於中國大陸發展，反而提供一種實驗案例，可供中國大陸整體發展的參考。

從另外的角度來思考，如果中國大陸強行追求統一，只會強化中國內部的威權動員與民族主義。如果放棄統一執念，反而可能減輕中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焦慮」。

換言之，「一定要統一」這個命題，本身就是當前中共最需要、但中國社會實際上並不需要的執念。

四、對反共藍的一個誠懇提問

對那些自認為還是堅持反中共立場的泛藍人士，我想提出如下的一些問題，如果你真心反對中共體制，那麼請誠實地問自己：你反對的是「共產黨」，還是反對「任何可能動搖中國想像的選項」？你是否把「中國」本身，視為一個高於人民自由的神聖存在？當民主與民族發生衝突時，你真的準備好選擇哪一邊了嗎？

這些問題不容易，也不輕鬆。但如果拒絕面對，反共就可能只停留在個人情緒層次，而無法成為真正的價值立場。

我猜想，1949年前後的國軍、國府，乃至廣大民眾，很可能也是張著反共大旗，許多人心中卻對反共並沒有真正深刻的思考、認識。所以，當情況不利的時候，他們很難堅持繼續反共的態度。也許類似的還有當年的南越。當越共舉起民族旗號，南越軍民的反共立場也就很難堅持。

如果多數中國人都心向民族而輕忽民主，中國的民主化就很難真正實現。而且，連台灣的民主也可能因此而落空。

五、問題轉向：不是「立場不同」，而是「溝通為何失效」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看到：反共藍人士對綠營的強烈排斥，並非主要來自政策歧見，而是來自認同威脅、認知失調，以及「反台獨」的道德神聖化。

但這裡其實還有一個更深層、也更關鍵的問題：為什麼這種心理—道德結構，會讓政治溝通幾乎不可能？

民國初年的中國，會從嘗試民主化退回到專制體制，然後從此幾乎就再也沒能回到民主化的路上。問題很可能也是在這裡。一個關鍵的問題是：社會缺少理性溝通習性、傳統。因此在民主化的發展上屢屢顛躓，跌了好幾跤。

要做好理性溝通，當然並不容易。坦白說，沒有哪個社會能夠做到理想的理性溝通。從而，各種無謂的或非必要的衝突、矛盾叢生。不過，我以為，非西方社會的這種問題終究更嚴重。華人社會也屬於較缺乏理性溝通的社會（不過，也許表現稍優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社會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較良好的理性溝通，首先當然是要清楚認識什麼是理性溝通。心中存有對理性溝通的清楚認識，終究有助於實踐理性溝通，從而獲得良好的社會結果。而且，清楚認識很可能還有一種意外的作用，就是它可能展現為類似道德勇氣的特質。人會敢於挑戰霸權、極權，部分是因為他們相信「理性」無敵。對理性的信賴，讓人好像有了不曾有的、對抗非理性的勇氣。

關於理性溝通，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理性與溝通行動理論，提供了一組精準的分析工具。

哈伯馬斯對於什麼叫「理性的公共溝通」提供了一組基本判準。在哈伯馬斯看來，民主社會之所以可能，不在於人人立場一致，而在於：人們能否在公共空間中，透過理由（reasons）彼此說服，而非透過權力、恐懼或道德壓迫迫使對方噤聲。

他稱這種互動為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並指出：任何一個進入公共討論的主張，至少必須能夠接受四項「有效性聲稱」（validity claims）：

1. 可理解性（我說的話是否清楚？）

2. 真實性（我的事實描述是否可被檢驗？）

3. 正當性（我的規範是否能被他人合理接受？）

4. 真誠性（我是否誠實表達自身信念？）

所以，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誰聲音最大，而是主張是否願意接受這四項檢驗。溝通會失敗，因為未能把握上述原則，或者說偏離了這些原則。

而溝通失敗的結果，群體往往會難以產生真正的理性共識，並且在路線選擇上發生分裂。在某個程度上，國共內戰其實就是路線分裂的結果。也就是說，近代中國人在追求改革的努力過程中，不同的群體找到不同的改革路線，而且彼此不接受對方的意見。然後就打了起來。而且還打得血流成河。

然而，事後跳出來看，國共雙方都並不完美，路線也都不完全正確。如果當初能夠通過理性溝通，找出理性的共識，也就是理性的改革路線，內戰悲劇豈不是就可以免掉嗎？那麼，為什麼不肯採取理性溝通的模式呢？

六、道德神聖化，如何直接破壞公共理性？

現在，回到我們討論的關鍵：當某個政治價值被「神聖化」，會發生什麼事？

1. 神聖化＝拒絕有效性檢驗

一旦「反台獨／維持中國完整」被神聖化，它就會自動退出公共理性的場域。具體表現為拒絕真實性檢驗。不能討論「統一是否真的有利？」「是否必然帶來戰爭風險？」；拒絕正當性檢驗，不能問「為什麼這個價值必須高於人民的自由選擇？」；拒絕可反駁性，任何反例都被視為「別有用心」，而非合理質疑。

在這種狀態下，主張不再是「可討論的理由」，而是「必須被接受的信念」。

2. 從溝通行動，退化為戰略行動

哈伯馬斯特別區分兩種行動型態：溝通行動是以理解與共識為目標；戰略行動是以操控、壓制、動員為目標。當價值被神聖化後，政治語言往往會出現這種轉變：從「我們來討論利弊」變成「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從「不同立場如何共存」變成「這種立場本身就不該存在」。

此時，政治不再是公共理性，而是道德動員與情感勒索。

七、反共藍人士的關鍵困境

為何他們「反共，卻無法進入民主對話」？從哈伯馬斯的角度來看，反共藍人士其實卡在一個結構性矛盾中：他們反對中共的權力壟斷與言論控制；卻在統獨議題上，複製了同樣的溝通封鎖邏輯。也就是說：他們反對威權的「政治結果」，卻仍保留威權的「道德運作方式」。這正是神聖化價值最危險的地方：它可以存在於任何陣營，甚至存在於自認反威權的人身上。

為何我們要說民主優先於民族主義？這在哈伯馬斯意義下其實是必要而非偏好。

如果我們接受哈伯馬斯的基本判準，那麼一個結論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凡是拒絕進入公共理性檢驗的價值，都不應被置於民主制度之上。這正是「民主優先於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而不只是立場宣示。因為民主制度允許價值競逐；民族神聖化要求價值服從；前者需要溝通，後者終將導向噤聲。

當民族被神聖化，它就不再是一個文化認同，而是一個不可質疑的政治命令。

八、結語：真正的反共，必須包括反「神聖化政治」

因此，我們可以把前面的心理分析與哈伯馬斯理論，整合為一個清楚的判斷：反共若只是反對某個政權卻不反對價值免於檢驗的政治運作方式，那麼反共本身就仍停留在威權文化的陰影中。

真正困難、但也真正關鍵的一步是：願不願意讓「統一／中國／民族」這些高度情感化的價值，重新回到公共理性場域，成為可以被質疑、被比較、被反駁的政治主張？

只有在這個條件下，反共藍人士與綠營之間，才有可能不是彼此定罪，而是真正開始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