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總統關於鹿茸的說法，又引起媒體與輿論一陣嘲罵。對那些持續批馬的人士來說，這或許不過是嘲罵馬總統的又一談資。也有媒體人以說笑話的方式來討論這個話題。當然也有極少數人嘗試否認失言之事。而我則以為或許應該更嚴肅看待這個失言問題。

嚴格說來，我並不清楚馬總統有關鹿茸的確切說法為何，但是失言似乎是實。至於他為什麼會失言，或可有三種解讀。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馬總統是依據英文說明資料，而在未曾詳讀資料的情形下誤以為那是另外的東西；另一種解釋是馬總統真的不知道鹿茸是什麼，這反映出他的成長環境可能確實非常封閉、狹窄；再不就是馬總統心智狀況出了某種問題，譬如出現記憶或判斷斷線的腦部狀況。

因為對一般人來說關於鹿茸的知識太過平常，犯錯也就顯得特別不尋常。我不知道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裡。在上述的三種猜測裡，後二者的可能性較大。如果是成長環境封閉、狹窄，而不知道鹿茸是什麼，這固然也是問題，但是問題應該比較單純、嚴重性較低。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生活侷限性，都不可能經歷社會的各種不同生活情境，而充分知曉他人的生活「常識」。譬如以我自己來說，媒體上出現「殺很大」、說「八卦」等詞彙，我很久都不懂那是什麼意思。因為生活經驗的侷限性而對一些瑣事缺少認識，甚至產生錯誤認知，這比較不是什麼大問題，也不必過度嘲罵。（但若就其可能的嚴重性進行審慎的分析，則又有不同的意義。）

為了直接切入我的討論主題，我直接把我另一種猜測說出來。我以為馬總統有些微可能是有輕微老人失智的問題。當然，失智的猜想可能太過魯莽、失禮，而且未必是最可能的實際情形。不過因為這或許是我們更必須正視的嚴肅問題，所以我覺得不妨試著先行討論。

事實上，之前馬總統關於王、柯司法關說問題的陳詞，就有可能反映馬總統本身的心智問題。簡單說，現在事情的結果，即使是像我這種挺馬的人也不想要的。也可以說，馬總統當時的一番陳詞，即使我同意他的話語內容的真實性與正當性，也不太贊成他說出這些話來，因為對大局沒有好處，倒會嚴重傷害到馬政府自身。所以，那至少是不當盤算的結果。貿然說了那一番話，給馬總統自己與政府帶來無窮困擾。那為什麼要說呢？

在此，出於我的既定挺馬立場，我當然不是要批評總統失言的問題，而是要強調失智問題的可能性及其嚴重性。我覺得藍綠兩方恐怕都低估了這個可能問題的嚴重性。

就綠營而言，抓住機會就趁機嘲罵馬總統，自是不在話下。但這其實是他們的一貫立場，人們聽到綠營人士反對或嘲罵馬總統，大概都不會覺得訝異，更不覺得新鮮。而真正的問題在於，如果我們完全接受綠營對馬總統的批評，就可能產生如下的誤判：認為馬總統的一切主張都是不對的、不合理的。

當然，至少我不認為事情是這樣。我認為馬總統的多數決策是合理的、應該的。只是合理的決策卻未必可行，原因包括抵制的力量過大。就好比ECFA與現在的服貿協議，我認為這些政策是合理的，但是抵制的力量就非常強大。不但綠營全力抵制，甚至還有學界的一些人也嚴厲質疑。

抵制合理的決策，原因或可大分為四類，一種是利益對立，譬如服貿協議有可能影響部分人的就業或營利機會。這部分的抵制，有其合理性（只是未必是最後的應然選擇），至少應該讓他們有權利為自己的利益發聲，並在考慮到他們的利益的前提下來調整相關的政策內容。第二種抵制理由是從政治與國家認同立場出發。這可能是綠營抵制的最主要原因。對此，也很難說出個最後的是非來，因為認同傾向有高度主觀性，難謂誰是誰非。唯一的終極是非衡量大概在於全體的長期福祉，問題是這又不是短期內就能見到。就目前而言，大家各有認定。獨派認為獨才是台灣唯一出路。統派則認為法理獨立不可行，而且將嚴重危害台灣人的福祉。在彼此都無法說服對方，而理性溝通也困難的情形下，討論只能擱淺。第三種抵制理由是出於不信任的心理，總認為對方的決定是要出賣或禍害台灣。然而缺乏互信的社會難免就要付出總體進步遲滯的代價。最後一種理由是做出不同的得失推理。有些親綠的學者（好像很多都是經濟學者。台灣的政治學者似乎較少一廂情願批統挺獨的言論）喜歡以一種經濟學的推論方式推出認為最合理的選項，或是指出決策不合乎理性選擇的地方。問題可能在於，這裡所謂的合理似乎是以經濟學者所想像的理性世界為背景，但涉及政治、認同的事很少人能完全客觀、理性。台灣的人固然很難完全理性來討論統獨，中國大陸的民眾又何嘗不是？重要的是，雙方實力對決結果會是如何？這些都不是理性經濟理論所能推演。

如果將合理的決策與偶然的失言問題混為一談，藉著偶然而明顯的失言來「證明」所有政策都錯，這對我們進行對國家大事的重要抉擇一點好處也沒有。徒亂人心不說，如果因此進而做出重大而錯誤的抉擇才真是遺憾。

到目前為止，我認為馬總統在重要國家大事上的發言都還表現了高度的理性。有些令人遺憾的發展結果乃非戰之罪。最引人關注的問題不外是經濟成長緩慢，但是其間因素繁多，雖然相關政策也有許多爭議，卻未必錯在馬總統一方、一人。經濟以外的一些爭議，譬如王、柯司法關說事件，馬總統的做法雖然可能失策，卻未必表示不應該有揭發、批判司法關說的動作。

對馬總統的全面性否定與批判，我絕不以為然。但是，我的確關心馬總統是否確有偶而失言的問題，而且真正重要的不是瑣事失言，而是這些事件是否反映總統的心智狀態，具體說就是有無老人失智的跡象。如果有此可能，當然要非常慎重面對問題。

我估計，身為總統，工作時間長度、數量與壓力一般都遠超過正常人能負荷的程度。所謂「日理萬機」，我想用來比喻總統超重的工作負荷與壓力絕不為過。而長期如此，很少人能承受得了。一般人固然可能因為負荷過重而健康出問題，總統又何嘗不然。問題是一般人如果出了問題，大家比較會客觀指出，並做出應然的處理，譬如建議退休或減少工作量。然而作為國家領導者，很難得到充分休息，尤其是在當前民主化初期的台灣政局下所形成的特殊民意期待，總統更是必須面對各種大小事務，上自重大政策規劃與決定，下至個別庶民的生命財產議題，他都很難置身事外。馬總統曾表示，他每天平均工作17小時，而且沒有週休日。長年從事這樣的繁重工作，要說完全不影響健康，恐怕不太可能。從過去的資料看來，馬總統固然比一般人都更顯健壯，但卻未必不會操勞過度。

重要的是，如果馬總統確實健康亮起了紅燈，甚至確實有輕微失智的問題，這可不是小事，即使是輕微失智也還是事關重大的問題。如果在進行重大事件的抉擇或處理時，總統心智狀況出現問題，事情就可能非常嚴重，影響可能很大。鑑於總統的心智狀況攸關大局，所以我們絕不可小覷問題的可能嚴重性。

我當然無能評斷馬總統的真實健康狀況，我也無意強烈猜疑總統確實有失智的問題。但是，畢竟事關大局，就有必要隨時考慮最壞的情況；而既然有些事顯現出若干問題跡象，就不免讓人憂心，而要呼籲審慎防範。

相對於專制制度，民主的政治機制在應對領導者的心智問題上其實是有積極意義的。專制制度最大的問題很可能也恰是在此：他們無法合理處理領導者心智有問題時的局面。他們既不敢、也不能給予節制、理性反對，也很難逕行建議他退休或卸職。在民主機制下，節制與調整的可能性變大，只是有時候人們對問題的反應未必充分理性。全面否定式地對待偶然的失言，固然極不公平，更有可能會因此誤導重要政策的發展方向。反之，如果無視於失言可能反映的失智跡象，而未能理性處理問題於初發，也可能會是很大的遺憾。

輕微失智，當然並不等於完全失能。以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來說，據說他從小就有閱讀困難症的問題，但是這卻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領導者。輕微失智也還是可以做出成功的領導，只要有個好的機制配合，並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是，如果一部分人無視或否認問題，另一部分人卻又見縫插針、趁機擴大問題，後果自又大不同。

當前的台灣，內有藍綠對立、缺少互信；外有中國大陸，作為經濟競爭、政治對立與某種程度危機的因子，又有世界經濟景氣低迷的問題，情勢實在不容樂觀。但是，我們對待問題的態度卻又常是敵意與偏見強烈，善意與理性不足。如此面對共同問題，往往只能使問題更行惡化，而不是做出適切補救、挽回。這樣的台灣，進步牛速，恐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