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與迴響
五月廿八日結束四川地震採訪任務，請了三天假回到上海家中與妻子相聚。在接下來的三天，我白天昏睡，半夜驚醒，夢到一幕幕的救援隊、一排排傾倒的殘垣斷壁，以及難以計數的兒童屍體與他們生前燦爛的笑容。
那幾天，我難過又震撼地告訴妻子，我看到、聽到的所有一切。我告訴妻子，只有家人、親情，才是這世上最真實、最可貴的。是的，在系刊裡我最想說的一句話是：珍惜所擁有的，尤其是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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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川，一個解放軍戰士告訴我，他們隊上挖了三百個學生屍體，挖到後來，眼神已經呆滯；我在綿竹東汽中學現場，看到一個西裝畢挺的家長，最後失控，青筋暴漲，又叫又跳，聲嘶力竭，完全瘋了。他說，他的小孩從小第一名，過兩年他就要讓孩子出國留學…。
我轉到隔壁的東汽小學，幾十個家長忙著認屍、接著擦淨孩子身上所有的汙穢，幫他們穿上鞋子、整理衣物和書包，再送上殯儀館的車子。這些小朋友，每一個都是獨生子，都是家中的心肝寶貝，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從小上才藝班、學鋼琴、學舞蹈…，一個媽媽還拿著她小孩參加才藝比賽的動人照片給我看…。這些是找得到屍體的，那些還沒找到屍體的，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了！
當我下山到綿陽九洲體育館災民收容中心時，看到密密麻麻的尋人看板「彭潔霏，一歲半，有八顆牙，會走路，知道下落的人請告訴ＸＸＸ…媽媽好想你…」，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倏地流了下來。
在網路上、在電視上、在報紙上還有太多太多感人的故事，中央電視台、四川電視台的主播哭到後來無法播報，作為觀眾的我，只能在電視機前陪她哽咽掉淚。我的妻子，打開電視就流淚，她每天都叮嚀我要小心、不能去的地方就不要去，有幾天我在山區難以聯絡，她就試著以簡訊安慰、鼓勵我，那個時候，我好想她，好想我的小孩！
在報社已十六年多的我，也經歷過許多生離死別或感人的故事，但這兩個多星期的採訪幾乎讓我難以承受。即使我離開四川已一陣子了，但到現在只要一想到那些場景，只要隨處看到活潑可愛的兒童，心裡就有一陣酸楚，眼眶就不由自主的紅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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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畢生難見的場景，對我是那樣的震撼與無助，我直到撰寫系刊前夕，夢境中我仍徘徊在災難現場，這次採訪也對我的人生有著很大的轉變與衝擊。
但我的衝擊，比照那些失去親人的家庭，根本微不足道，那些失去生命的幾千個學生、幼童，已化作小天使飛向天；但那些孤苦無依的老人、孤兒、殘廢人士，他們的未來更不知在哪裡？
我想到前幾年一首大陸知名的憂傷歌曲「丁香花」（http://tw.youtube.com/watch?v=iba2MZIjjBI），似乎訴說著這些罹難的學生、兒童，同時也藉這首歌描述我的心情，「…當畫面定格的時候，多麼嬌嫩的花，卻躲不過風吹雨打，飄啊搖啊的一生，多少美麗編織的夢啊！就這樣匆匆你走啦，留給我一生牽掛…，塵世間多少繁蕪，從此不必再牽掛。那墳前開滿鮮花，是你多麼渴望的美啊！你看那漫山遍野，你還覺得孤單嗎？」
是的，在北川、在都江堰、映秀、什邡、綿竹、青川、汶川，原本山明水秀、溫馨柔和的畫面，全在五一二定格了，到處是老師保護著學生、父母翼護著孩子的一幕幕，有的倖存、多數罹難，這些嬌嫩的花朵（兒童）連聲道別都沒有，就匆匆的走了。更多人深埋其中，沒有墓碑、沒有痕跡，或許就用丁香花來代替吧！一株又一株，當山上開滿鮮花時候，希望你們就不會孤單、不會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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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時間會沖淡記憶，但我答應在採訪過程中結識的朋友，我一定會再來綿陽、德陽，一定會再進入北川，看看那段日子以來，讓我魂縈夢牽的地方。看看那些失去雙親的孤兒，看看那幾個倖存的北川學生；看看重建後的北川，是否已長滿美麗、動人的丁香花。
歷程回顧
時間回到五月十三日凌晨一點，當黃總編、羅副總、王主任告知我一早就要飛往四川震區時，這項艱鉅的任務通知讓我反覆思索得難以成眠，回到家、整理完行李已凌晨四點，早上八點半到旅行社買機票，但當天所有飛往香港的機票都已客滿，幾近波折下終於取得最早一班（下午三點）的機票，飛到香港再出境轉入大陸廣州白雲機場，廣州同事陸俊賢在百忙之中幫我搶到最晚一班南航（晚上九點）飛往成都的班機。
班機一延再延最後才在十四日凌晨三點抵達成都，接下來的二周，就是這段難過又驚險的採訪之旅。
四川的兩周，我多半待在綿陽、德陽災區，這些鄉下災區可能是我或者多數台灣人一輩子都不會去的地方，但因為工作，我連續往返期間，感受那裡的恐怖可怕場景，例如第一重災縣、北川（縣城二萬多人，死了一萬多人），去了三次，每次去感受都好震撼。
這次採訪中，我也充分感受到大陸老百姓、官員、解放軍、公安警察的善意，因為有了他們的協助與幫忙，才能讓我突破許多困境順利成行、讓我的採訪內容更加豐富與真實，也讓台灣的讀者更能感受災區大自然的無情與人間的有情。
首先要感謝的是綿陽台協會長鄭國川，他在我最困難、最無助的時候，及時對我伸出援手。五月十四日凌晨三點抵達成都、休息三小時後，我衝到災情最慘的北川，傍晚採訪結束下山找地點發稿，但北川離成都要三個多小時，只能趕赴七十多公里外的綿陽市區。
繞了一個多小時，一個一百多萬人口的綿陽市竟然沒有一家飯店開業，因為當局下令所有飯店都停業，所有居民都要露宿街頭防震。當時已晚上七點多，我十分著急，我租用的司機彭先生找到交通警察，請他們幫忙找飯店、找網吧，綿陽交警很熱心通報指揮中心，全市查找，但查了快半小時還是沒辦法。最後我試著撥打鄭國川會長的電話，在重要關頭時終於通了（先前撥了一整天都沒通）。
鄭會長立即要我去他家，因為他的網路可以通，總算讓我完成當天的工作。稍晚時他還拿出飯菜（包括一條魚）讓我裹腹，那是我當天的第一餐，還找來棉被讓我在他家過夜。接下來的幾天，我在綿陽的採訪，有許多是鄭會長協助的。
去臥龍採訪大熊貓是另一個驚險的歷程，由於傳出臥龍災情慘重，有大熊貓失蹤、大熊貓斷糧，加上我們的「團團、圓圓」在那邊，讓我決定試著前往。但從成都都江堰至臥龍（約一百公里）的道路嚴重崩塌，必須從雅安繞一個大圈多走五百多公里山路才能到，這條山路（後稱為生命線）也中斷，只是災情較輕。我一直在等消息，當十八日一早確定「生命線」打通後，即輕裝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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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有企圖心前往，但當時我並沒有把握能進得去，因為可能走到一半路又斷了，或者在入山口就被公安擋了下來。我坐大巴（因太危險支回我租的司機）到雅安後（成都西南方一百廿公里）在臨時補給站準備攔車。四川農業大學的師生獲悉我是台灣記者後，紛紛給我乾糧、礦泉水、口服液、腸胃藥，最後幫我攔到一輛準備入山的「中國鐵建」的工程車。
坐了五個多小時，我只知司機是白先生，他們要到汶川救災。不久，我發現前方有六輛運載竹子的越野車，還有警車開道，整條「生命線」都是救災與運物資的車輛，只有這些車輛運竹子有點奇怪，趁會車停靠時上前詢問，證實是緊急運竹子去給大熊貓的，二話不說即請求押車的省林業廳官員讓我上車，就這樣開赴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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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臥龍的繞行山路要翻越三千二百公尺的夾金山（當年紅軍長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以及四千五百公尺的巴郎山，儘管帶了一件薄外套（王主任提醒我要帶），但山區仍冷得半死，四周美麗的雪景當前，根本沒有心思觀賞，身上直打哆嗦，問我身旁運竹子的司機可否開暖氣，他說不行，因為山上沒得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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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點多車開到四姑娘山山腳下，所有的飯店都已震毀，只能在車上過夜了，所幸押車的林業廳仇劍找來棉被，才讓我們將就挨過一夜。早上六點出發後再走四個小時終於抵達臥龍。看到了整個熊貓園幾乎全毀，連入園口都被山石壓垮，所幸「團團、圓圓」僥倖逃過一劫，圓圓還失蹤了五天。
亞洲周刊說我是全球獨家應該是指跟隨運竹車進臥龍採訪的一段，在我之前有三家媒體到了臥龍，第一是中國青年報，他們是地震當時正巧在現場作專題，嚴格來說並不算第一個進入的媒體，且該報也未對熊貓狀況多做描述。第二、三家是同時搭直升機進來的中新社、中央電視台，但兩家官方媒體報導含蓄，也未提及工作人員運竹子的山路艱辛與圓圓失蹤五天的過程。
我因為無法搭直升機只能走山路，又碰巧遇到運竹子的車隊，途中翻山越嶺、涉水遇險，司機還得隨時下車搬開大石頭，因為這段歷程才有一些不同的觀察。在臥龍，大熊貓基地的主任張和民、副主任李德生，還有一名解放軍少將，得知我坐了廿個小時的山路來採訪，很友善、很客氣，頻頻告訴我當時發生的情況與搶救經過。
圓圓失蹤五天平安歸來、飼養員抱頭痛哭、團團災後又驚、又怕的謹慎踏步、運竹子的艱辛歷程等全球獨家就是由此發出。
團團、圓圓的飼養員徐婭琳告訴我，圓圓失蹤那幾天，她根本吃不下飯，這幾年她與團團、圓圓朝夕相處，把牠當作自己的孩子照顧，她羞澀的告訴我，圓圓被救回來的時候，她一直哭、一直哭，一直死命抱著圓圓。
我在熊貓園可以感受到我們的團團、圓圓是臥龍基地裡最受關照的一對，被救出後，被保護在最好的臨時宿舍，這並非是他們臨時安排的，因為他們也不知道會有一個台灣記者突然闖進來。我很感動，基地人員在這樣的大災難下，還把我們的熊貓照顧得無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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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看到團團、圓圓時，被他們可愛模樣逗得忘了疲勞，興奮得大叫他們的名，連叫了十幾聲，但牠倆就是不理我，自顧自個吃著剛送來的新鮮竹子，花了廿多個小時來看牠們，牠倆真是薄情啊！
在熊貓園只待了半個多小時，簡單訪問、了解情況後，開始憂心回程的時間。由於急著下山發稿（臥龍沒電、沒電信），無法跟原來車隊一同回到成都（若到成都可能又過一天），只好中途離隊到最可能有網路的小金縣城試試。
不論如何，在這段車行過程中，省林業廳的仇劍很照顧我，下山途中還請我吃了一餐暖烘烘的牛肉麵。另，包括開道的警車警員、林業廳司機等大夥在巴郎山碑前合影，留下難得的鏡頭。
阿壩州的小金縣距臥龍約五個小時車程，它在當年鼎鼎有名，是紅一、紅四軍會師處，我以為那邊情況還好，但地震後全縣拉下鐵門，有如空城，我心想慘了，只好硬著頭皮找網吧，看到一間半掩著的門，表明台灣記者後，對方很熱情的打開電腦讓我試試，但地震後網路不穩且是撥接，只能慢慢傳，我把稿件寄給台北孝威的信箱，請他幫我後製作。
發完稿要找地方下榻，當時我已抱著跟災民一起住帳篷的打算。最後才找到只剩還有燈火、縣委開的飯店，對方先稱沒有房間，後來才說房間危險不能住人，我說我只將就過一晚，在表明身分後，對方打電話給縣宣傳部的王文明，王先生跟我說了很多官話（大意是我這時候跑來增添他們困擾）。我能理解，這是他的職責，最後他還是讓我住了進去，隔天一早他還打電話問我睡得好不好，告訴我特殊時期請我見諒，還要我下次再來小金。
到了小金縣達維的路口準備攔車下山，補給站一名交通警官看到我上前詢問，得知我的身分與需求後，他二話不說，立刻交代他的屬下幫我攔一輛好一點的車，最後攔到一輛四川省水利廳的越野車，這名警官登記了對方的名字、電話、車牌號，也登記了我的名字、電話，請求對方安全護送我下山。
我不知道這名警官的姓名，只知道他肩上有三顆花，戴個眼鏡，他是宜賓市交警來支援的，那天是五月廿日的上午。在我坐上車跟他揮別時，我心中有一股暖流湧入胸口，自然又感激的舉起手向他敬了禮。
從達維下山到成都共開了九個多小時，帶隊的是四川省水利廳信息中心的杜坤杰，中途在寶興縣，他請我吃了一次豐盛的午餐（有回鍋肉、青椒肉片、木耳湯），那是我連日來最好的一餐。
還要一提的是我第三度進入北川時，是一名來自山東的志工仇如東協助我進入的，那時北川縣城全城已封閉、只剩防化人員消毒，仇如東帶我登上進入作業的大卡車躲開檢查，接著又再帶我往北川上游的堰塞湖爬山（後因路程太長放棄，準備擇日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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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度進入北川，在工作上，收穫很大；在情感上，震撼十足。我看到屍體就在路邊，我拍到巨石下的屍體；拍到北川上游第一個堰塞壩 ；看到無數災民冒著生命危險走在陡峭邊坡往山區攀爬；遇到北川縣公安局警官痛罵綿陽市委書記譚力；更在北川中學廢墟中發現三張學生的畢業會考證。
我撿起這三張殘缺破損的會考證，過幾天送到北川帳篷學校，讓我驚喜的是，這三張會考證的主人都還活著（北川中學死了一千多名師生）。在北川，北京總裝備部的一名少尉（防化團）知道我是台灣記者，努力告訴我十天來他們隊上的英勇行為，還要帶我去老縣城（最慘的地區）看一座毀傾廟宇中的不倒神像，但因時間不夠婉謝他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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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在從北川縣城爬山往堰塞湖過程中，我的褲子內側破了一道長達四十公分的裂縫，下山回到縣城，一名解放軍戰士看到後，還好心的拿了一捲白膠帶給我臨時應急。
我在採訪期間遇到這許許多多幫助我的朋友，讓我永生難忘，他們如此樂意幫助我，我想與其說是因為兩岸關係逐漸和緩，不如說台灣企業、台灣老百姓在這次大地震，率先表現出勇於捐助的胸懷，感動了官方、軍隊、公安，也感動了無數的四川老百姓，才讓他們對我如此友善。
我租用的司機彭先生來自鄉下，他就說，他從收音機知道台灣在第一時間踴躍捐款、世界第一，讓他們感念再三。
我在採訪過程中看到大陸人性的光輝與友愛互助的精神，我相信透過這次不幸的災難，會拉近兩岸很多距離，就我這個親赴前線的記者而言，體會很深，也希望兩岸的緊張局面能日漸緩和，媒體到大陸的採訪環境，能越來越寬鬆。
後記
四川大地震災區是台灣的三倍大，且多為山區、地勢險峻、氣候惡劣、交通通訊中斷，死傷人數是九二一的上百倍，重災縣（市、區）更多達四十五個，這是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六四事件以來，大陸再度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新聞主戰場。
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各派了近兩百個記者赴前線，他們有解放軍提供的越野車、有直升機、有衝鋒舟可以搭乘採訪。又如廣東的南方日報集團也派了一百多個記者、上海解放日報派了卅多個記者，香港共有一百多名記者前往，…全球媒體數千人全都重兵雲集四川。他們幾乎都配有衛星電話可以深入山區通信、傳稿，每個點也都有人廿四小時守在現場。
儘管要與全球媒體競爭，但我仍要感謝報社讓我有這個機會迎接挑戰，讓我有這個機會去體驗人生、體會人世間的無常，進而珍惜擁有。也謝謝我的同事錦宏與我共同努力，扛下這個重責大任。
在採訪過程，每天一早就退房，因為不知當天會在哪裡？在現場，屍體就在我身旁、屍味就在我周遭。那幾天的夜晚，我是開燈到天明。儘管環境惡劣，但我與錦宏併肩作戰，如同胡錦濤要求軍隊「不怕疲勞、連續作戰、搶救生命」般不間斷地挖掘新聞，總算完成報社交付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