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翔自稱那時的自己是唱片公司的搖錢樹、傀儡，精心包裝後用以販賣的産品：“我的確明白了‘紅’的力量，可以推動很多事，但看上去轟轟烈烈，生活卻畸形，沒有辦法與人正常的交流。我感到不舒服，我並不習慣名氣，本性不是個招搖的人。在媒體前又不懂得自我保護，亂說話，傷害了許多那時候與我交往的女孩子，至今我都感到內疚。”對於他目前神秘莫測的感情生活，我問他，是因為果真一片空白呢，還是成熟了，不肯再對媒體講太多，他大笑起來：“說實話，我真的是就不告訴你。”

　　費翔好幾次提到安迪·沃霍爾，談到他在湯罐頭盒上涂畫的明星肖像，他近乎瘋狂地追求知名度，他那“在未來，人人都能當15分鐘名人”的名言。“那個未來已經到來了，現在人人都在塑造個人形象，在網上每個人都暴露隱私，贏得關注。”當費翔這樣感慨時，我忍不住反問他：“那你現在自我隱藏的方式豈不是很過時？”“如果過時，你會坐在這裏採訪我嗎？一個人的故事總是有限的，既然選擇當藝人選擇被觀看，就要留出想象的空間。

　　1987年春晚的《冬天裡的一把火》和《故鄉的雲》，被看成費翔“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明智決定，放棄即將忘記他的台灣市場轉投內地。可不如說這是命運的偶然安排。那年年初，拿美國護照的費翔突破“戒嚴”回到北京探親，他第一次見到了姥姥，見到母親長大的地方，順帶手在廣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錄一組台灣當紅流行歌曲。當年春晚的導演鄧在軍正在搜尋節目，聽說了此人，通過東方歌舞團團長找到費翔，聽了幾首歌，調查了一下他的政治背景，當即拍板上春晚。“當時一切都是我的決定，選歌、髮型、服裝、表演方式，我已經當了5年歌手，懂得掌控自己。中央電視台唯一的擔心是舞蹈太煽情，在鄧在軍導演的堅持下還是保留了，更讓我感激的是他讓我演唱了兩首風格截然不同的歌，如果只有一首，也不會有後來的費翔。”

　　春晚後的費翔沒有政治麻煩，不像他自己擔心的那樣被當成個神經病，相反，就像我們後來看到的那樣，他用鮮活的風格讓娛樂圈大吃一驚，80年代就像玩具舞台，上演着僵硬的木偶劇，一時間人們也分不清費翔是好的還是壞的，但他是獨特的。就像初出道時那樣，他又一次領會了一炮而紅的含義，是的，就像初出道時那樣，他聞到了相似的味道：“我感到迷茫，到1990年我出了13張專輯，不停地周轉、拍照、宣傳、炒作，有門打開了，有許多便利和好處，可我突然不明白是什麼讓我留在舞台上，我對自己失去了判斷，如果撤掉舞台上的鋼絲、燦爛浮華的包裝，人們是否還會細心斟酌地讚賞和認同我？”

　　“我離美國越來越遠”

　　1990年-1997年，30歲至37歲的費翔呆在紐約。他差不多11點才起床，打許多電話，喝很多很多咖啡，下午出門辦點兒事，大都是與朋友見面或看看電影，晚上7點有演出就去了劇場，沒有則是健身房。他喜歡請朋友們到家裏吃飯，不善烹飪，廚房裏有70多張各色餐廳的外賣單。他在紐約的公寓有一面墻都是落地窗，窗外是時代廣場，窗內有寶藍色的中國味兒地毯、古董鏡子、安迪·沃霍爾和羅依·李奇登斯坦的畫、和一群貓。他過着最平常、最安寧的日子。

　　“當我站在《西貢小姐》的演員篩選現場，我想沒有人再像我一樣富有舞台經驗了，但我們都一樣，沒有工會卡，站在那裏排着隊，等待被挑選。可這就是我想要的，把華麗的光環擱置，僅僅憑嗓子，看看是否能夠映照到百老匯。”轉投百老匯的費翔總被說成混得不怎麼樣，不夠紅，最常掛在嘴邊兒的是百老匯處女作《西貢小姐》和他的伯樂、音樂劇作曲家安德魯·韋伯，間或演演諸如《歌廳》(Cabaret )這樣的經典劇目，費翔和他的同行並不是報章青睞的對象。沒有什麼報紙整天報道一個百老匯演員，它們都被離婚的女演員，吸毒的製作人或者流出艷照的名門女繼承人佔據了。費翔把這感覺稱為美妙：“沒有人認得我，一場表演結束，卸了妝後我站在劇場門口，可以與剛剛看完我表演的人擦身而過。”

　　也會有同行流露艷羡與不解，每逢討論起來，費翔就潑冷水：“除了掙更多的錢，沒有什麼比在百老匯更能實現作為一個演員的價值。”偶爾會有微小的憤怒，商業化的觸角也侵蝕到這裏，某場劇的主角是“美國偶像”第三季的第五名，某場劇又請來了真人秀明星誰誰誰，“可舞台藝術有着先天無法抗拒的魅力，它百演不衰，有壓力，卻不會被淹沒。”也許這片天地更能實現費翔的“控制欲”，燈光打起來，他戴着高頂禮帽或者穿身燕尾服，就是這一小片舞台的國王，不被別人決定命運，沒有人推翻，他演得雖然是別人，卻感受到自己。

　　費翔突然回憶起1980年代初出道時拍的電影和電視劇，也見了瓊瑤，也拍了幾個可有可無的片子：“我就像個機器一樣在鏡頭前做出某種動作，說出背好的台詞，並不清楚我會被安排在故事的那個段落，不明白最後會剪接出個什麼樣兒的怪胎。電影導演是電影絶對的獨裁者，這讓我特別難受。”

　　出生在台灣的費翔小時候身材肥胖，性格內向。“你要問我小時候喜歡玩兒什麼，為了戲劇性我可以回答說養了寵物蛇或者一條蝎子，可說實話，我很悶的，只玩泥巴和書。經常拿一本與年齡不相符的書，比如《戰爭與和平》，也看不懂，就是裝裝樣子是個保護自己的姿態吧。”

　　他說這孤僻和固執傳自父親，那位費翔並不經常在媒體上談到的前美國軍人，在1950年代就對中國産生興趣，跑到台灣學中文，認識了母親並娶了這位中國女性，“在那個年頭，他們都是勇敢的。”費翔的母親叫畢麗娜，出生於哈爾濱，生長在北京，又轉道上海去了台灣，“是個有想象空間的人”。十多歲的時候放學回家的他總會遇到母親在家裏辦“油畫沙龍”，請幾個學繪畫的老同學，再找位模特，小伙子費翔冒失進門，見着裸體模特也只能佯裝鎮定。“這是母親追憶青春的一種方式，在我看來像京劇票友湊一起唱戲一樣可愛。”文藝氣質得自母親，費翔雖然內向，卻是校園劇社的活躍分子，就像話劇裡演的“下一次我該扮演誰”，台下沉悶的他迷戀在舞台上激情地演繹另一個人，“我站上舞台的最大動機，就是想釋放自己。”誤投歌唱業之前，他上的是紐約的戲劇學校，學的是舞台劇表演。

　　或多或少，與9/11有點關係，他在心靈上感覺與美國疏遠。飛機撞大樓時，費翔恰好在中國內地演出，作為紐約人，他也感到震驚，為朋友們揪心，可事後“瘋狗一樣的民族情緒”讓他厭惡。“這個崇尚物質，精神匱乏的民族遭到了打擊，他們不肯接受自己不是世界的老大，一般的美國人是對世界沒概念的，只懂得‘我’和‘美國’，不是兩岸的知識分子，加州和紐約的知識階層是有世界觀的，但大部分美國人，那種被稱為社會中堅的中産階層，自大地認為美國最棒美國最好，跑到伊拉克發起戰爭5年了，拿一張地圖給這些人，他們還是不知道伊拉克在哪兒。”費翔又把這種疏遠解釋為歲月：“美國只有200年曆史，像個小孩子，是個適合年輕人的刺激、光怪陸離的地方，而我，可能年紀大了吧。”(網絡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