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這本叫《我們台灣這些年》的書在大陸出版，很快佔據了各大書店和售書網站熱賣排行榜的最前位置。

　　　　近日，廖信忠接受了《望東方週刊》專訪。剛過而立之年的他對這本書感到「言猶未盡」：「我不敢說我寫的這些文字就完全代表台灣人的想法，但若您看了能對台灣多一分瞭解和理解，我就萬千感動了。」

　　　　寫給大陸同胞的「家書」

　　　　1999年，台灣大三學生廖信忠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目的地是北京。隨後幾年，他不斷在大陸各地遊歷，在他看來，大陸就像一個參不透的謎，對他有著非同凡響的吸引力。2007年起，他開始在上海找尋自己的新生活。

　　　　漸漸地，他發現，台灣島對很多大陸民眾來說也是一個謎。台灣坐火車可以到嗎？在台灣你們是不是經常遇到明星？台灣的青年都要服兵役嗎？⋯⋯廖信忠經常會被問到各種各樣關於台灣的問題。

　　　　這讓廖信忠感到「大陸人在對台灣充滿熱情的同時，又對台灣全然不瞭解」。為此，他萌生了一個念頭——寫寫自己這30年在台灣的成長經歷，以及這30年間台灣社會的變遷，讓大陸民眾瞭解一個真實的台灣。

　　　　作為一名「70後」，廖信忠成長的這30年，剛好趕上台灣社會變動最劇烈的時期。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的大事件接踵而至。「我試著通過我的成長歷程，將這些社會事件結合起來，對於這些社會事件及社會變遷，盡量不去做評論，只是很客觀地記錄。」

　　　　2007年6月返台期間，他開始了資料搜集和人物訪談工作，努力找尋那些隱藏在大事件背後的普通台灣民眾，包括自己及家人所經歷的一些人間凡事。

　　　　「我是1977年生人。20世紀70年代末的台灣，整個社會氣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隻氣球，隨時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狀態⋯⋯」

　　　　2008年5月，網名truevoice的廖信忠在天涯論壇上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作為他醞釀已久的《我們台灣這些年》的開頭。

　　　　很快，此帖在天涯社區的「天涯雜談」中熱得燙手，數萬網友湧入「灌水」。如廖信忠所說，「形成了大陸人和台灣人之間討論交流的一個平台。」如今，這個連載帖子的訪問人數超過了273萬。

　　　　不久，近30家聞風而動的出版社找到廖信忠，要將連載帖子結集成書出版。最終，北京讀客圖書有限公司拿到了出著作權。

　　　　「此書的審稿過程前後不下半年，經過了重慶出版集團總編室、重慶市新聞出版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的層層審核把關。」該書責任編輯、北京讀客圖書有限公司運營總監閆超對本刊記者說。其間，作者又做了十幾次修改。

　　　　「以出版品來說，這本書可能是敘述的極限了。」廖信忠對《望東方週刊》說。對於那些有爭議的敏感政治事件，他提綱挈領地帶過，把筆墨著重放在這些事件對台灣百姓生活產生的影響上。

　　　　公民意識和八卦精神同在

　　　　廖信忠把自己的這本書分成三個層次：1985年以前的內容大多來自別人的口述；1985年～1995年是自己學習到和看到的台灣；1995年以後則完全是他個人對於台灣社會的認知。

　　　　「在每個時間段，我都會盡量選擇那些在這30年中對台灣社會有廣闊影響的事件。」廖信忠說。諸如，影響了台灣民主進程的「美麗島事件」，事關少數民族問題的「湯英伸殺人案」，以及反映台灣政治生態的地區領導人「選舉」和頗具時代感的「上海熱」等等，都成為了他涉筆的素材。當然，對於那些台灣民眾的集體記憶：9·21大地震、SARS，還有那些反映台灣社會問題、曾經引發大討論的熱播電視劇等內容，也都被寫入了書中。

　　　　「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因為『射鵰』兩字出自毛澤東詩詞，被迫改為《大漠英雄傳》，而其中的『東邪』，因居住在東方桃花島上，有暗喻台灣之意，所以也被禁了。⋯⋯馬克·吐溫被誤認作馬克思的弟弟，連馬克思·韋伯也跟著遭殃。」書中也記述了80年代早期國民黨當局對於台灣新聞出版的管控之嚴。

　　　　「現在很多人可能是抱著獵奇或搞笑的心態來看這些段子。但是在我看來，這就是當時的歷史現實，在當時估計也沒有幾個人笑得出來。」廖信忠對本刊記者說，「那時候，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鐘。」

　　　　在他上學的時候，台灣小學就設有「保密防諜」課和生活倫理課，一些意識形態滲入教材中。到了高中，又開設了「三民主義課」。「現在，這些課程的政治色彩已經不再那麼強烈了，很大程度上轉變為對於學生公民意識的培養。」

　　　　書中還記述了台灣娛樂業的變化和發展。

　　　　從台灣綜藝節目的興盛、「小虎隊」、「瓊瑤劇」的流行，到邁克爾·傑克遜的台北演唱會等，其間不乏一些政治八卦：當局為反「靡靡之音」，推行「淨化歌曲」，費玉清、伍思凱等都曾演唱過這種「淨化歌曲」；蔣經國去世，禁止一切公共娛樂活動，但錄影帶店的生意卻很不錯，當時那些錄影帶店通常都有出售「成人片」的暗室；棒球曾被台灣當局賦以民族主義色彩，棒球隊是「集中苦練的夢幻隊」「公民意識和八卦精神同在。」文化評論家王曉漁如此概括這本書的主要特色。

　　　　廖信忠非常認同這一點，他一再強調，自己所寫的是一部「草民生活史」，「相對於『一將功成』的事跡，我更喜歡講那些『萬骨枯』背後的故事。我希望帶給人們一種感同身受的感悟：原來這些年大家都不容易。」

　　　　「開放大陸探親」後的社會問題

　　　　《望東方週刊》：1987年，台灣當局宣佈「開放大陸探親」，當時台灣社會，特別是那些老兵有什麼反應？

　　　　廖信忠：在沒有開放大陸探親之前，很多老兵也常走上街頭抗議，表達他們的思鄉之情。所以開放大陸探親他們很高興，幾乎所有的人都回去了。有的人沒錢，通過慈善團體的捐助想辦法回去。

　　　　我可以給你講個故事：當時我們家樓下每到下午都會有一個山東老兵騎摩托車叫賣他自己做的包子饅頭。當年，為了表示對國民黨的忠誠，那個老兵的手上刺了些「反共」的字句。開放探親的時候，他想回山東，又對大陸不瞭解，擔心那些刺青到大陸會引發政治問題。沒錢做手術的他，就找來強酸倒在手上，想把這些字抹去，結果手殘廢了，最後包子饅頭都沒辦法做，連謀生技能都沒有了。這是個比較悲哀的故事。

　　　　《望東方週刊》：「開放大陸探親」當時給台灣社會帶來一些現實問題吧。

　　　　廖信忠：對，最常見的就是「重婚」問題。

　　　　台灣本省家庭當初對外省人印象不是太好，所以當年那些本省女孩子想要嫁給外省人一定經過重重阻礙。但是，開放大陸探親之後，這些嫁為人婦的女性卻發現自己的丈夫原來在大陸的老婆還活著，有的甚至還有孩子。而那些老兵，對自己在大陸的妻子在心理上一定會有虧欠，也越來越偏向那邊。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這樣算不算重婚？經過多方努力，台灣的有關規定最終對這個問題解套，確認了兩邊的合法地位，後來還承認大陸那邊的妻子和子女與台灣這邊的子女一樣有繼承權。

　　　　「解嚴」如同壓力鍋爆開

　　　　《望東方週刊》：1987年，還發生了一件大事，台灣「解嚴」了。這對當時台灣百姓的生活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廖信忠：戒嚴時期，政府和軍方有很大的權力，嚴格控制人民的言論和行為，那個時候的社會看似和諧，其實是暗潮洶湧，老百姓心裡也會時刻有壓力。「解嚴」就如同壓力鍋爆開一樣，一段時間內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舊秩序已經崩解，但新觀念還沒開始建立，所以每天電視一打開，看到的儘是些混亂的場面，給過慣穩定生活的人一種社會失序的印象。

　　　　另一方面，我認為「解嚴」更多的是一種思想上的解放，百姓的這些行為其實正是他們思想奔放的體現。從1987年「解嚴」到1990年初那段時間，我自己看到的表面現象是社會運動突然增多了。

　　　　《望東方週刊》：哪些社會運動？

　　　　廖信忠：「解嚴」之後的社會運動不僅僅是政治性的。還有比如反雛妓、工人反壓迫、計程車司機要漲車資、同性戀群體要求平權、教授要求學術自由、牧師要求社會公益等等。什麼你能想得到的議題都出現了。可能是大家都想要享受一下這種突然可以讓你暢所欲言的快感吧。那是一段警察與抗議者對峙、棍棒與亂石齊飛、拉布條抗議及舉牌警告的年代。

　　　　1995年之後，這種社會運動的熱潮慢慢就減退了。

　　　　蔣經國和「十大建設」

　　　　《望東方週刊》：蔣經國在台灣普通民眾心中是一種什麼形象？

　　　　廖信忠：比起蔣介石，他更親民、開放。比如，他常常穿著一件夾克到各地走動，結交了許多民間人士。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從他們的「國慶講話」可以看出領導風格的不同：蔣介石一開頭一定會說「全國的軍民同胞們」，而蔣經國講話開頭一定會說「父老鄉親姐妹們」，這是很明顯的。

　　　　《望東方週刊》：台灣的民眾是否從蔣經國推行的「十大建設」中受惠？

　　　　廖信忠：當然受惠了。我覺得台灣人民懷念蔣經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非常快，走過那段歲月的台灣老百姓都清楚地記得，自己是如何買下第一套公寓和第一輛汽車的，又是如何創辦自己的公司的，然後又如何接到第一張海外訂單或第一次有了海外之旅的⋯⋯大家都有一個單純的目標：努力工作就會有好生活。大家都很懷念那段生活。

　　　　「十大建設」的確給台灣帶來很大的影響，因為很多都是基礎建設，比如國際機場、高速公路、核能發電廠，對台灣那幾年經濟起飛有推動作用。比如高速公路的建設，我父親常常說，那時候台灣沒有什麼私家車，所以建高速公路曾被認為沒有必要，被戲稱為「養蚊子場」，但是，你看現在，汽車越來越多，高速公路上都常常堵車，可見那時候建高速公路的決策還是正確的。

　　　　但我認為這本來就是一個政府應該為這塊土地所做的事情。到70年代末，國民黨在台灣已經30年，在此之前，他們始終是一種過客的心態，沒有對台灣的基礎設施進行什麼改造。「十大建設」是他們遲了30年做了該做的事情。《望東方週刊》：你覺得這30年台灣走過了一條怎樣的道路？

　　　　廖信忠：台灣這30年中，前20年是一種階梯式的循序快速發展，但是這10年，看起來，台灣好像經濟停滯不前。台灣人已開始反省：在經濟發展之後，我們是不是失去了什麼人文性的東西？這也是台灣發展的經驗教訓所在。

　　　　如今，這些人文性的東西重新被撿起來。台灣人現在更加重視對史跡和民間遺產的保護。比如眷村，在都市化的進程中，它原本難逃被拆遷的命運，如今它卻被保留下來，當作一個園區，因為那代表了台灣的一段歷史。《瞭望東方週刊》記者楊天｜上海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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