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下之親職化小孩的特性與理論-詹翔霖教授

結構派家族治療理論看親職化小孩：

Minuchin等人在1967年創造了親職化小孩這個概念，Minuchin的結構派家族治療理論從權力結構的角度看親職化小孩的發展。親職化小孩從子女次系統躍升至父母次系統，其情緒與父母過度融合（fusion），除了承擔過多子女次系統無法承擔的工具性責任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情緒過度與父親或母親其中一方融合，取代了父母另一方的角色功能，成為父親或母親其中一方的情緒伴侶，負擔情緒性的親職任務。

而父母與子女間的界線是模糊的，彼此的情緒干擾嚴重，父母在執行親職權威時也會遭遇非常大的困難。

親職化的小孩通常會將滿足父母的需求放在自己之前，例如：協助照顧年幼的弟妹、扮演父親或母親的諮商師或情緒安撫者等，否則就會產生不忠誠或罪惡的感覺。

此外，親職化的小孩從子女的位置躍升到父母的位置，象徵著與手足間關係的改變，彼此地位的不平等，也可能造成手足關係的競爭與不睦。

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弱勢的家庭為了尋求新的平衡點，必須在現有的家庭人力與資源下尋求角色功能的遞補，創造新的家庭分工。在重組後的家庭分工中，將看見不同於以往的親子關係，即子女權力的躍升，開始執行超過其角色能力可以勝任的任務與責任。親職化小孩的出現象徵著一個跨代聯盟與三角關係的形成，而跨代聯盟很可能威脅到父母次系統的功能，影響到父母的親職能力。

親職化小孩特別容易出現在父親或母親一方失功能或缺席的家庭系統中（張宏哲等譯，1999：468；賈紅鶯，1998：9），罹癌家庭中父親或母親因生病或治療而造成角色缺位就是其中之一，加上如果手足間的年齡差距大，長子女是最容易扮演親職化小孩的人選（Jung，1996：586）。在這種情形下，子女照顧父母，並承擔父母的責任。

Minuchin（1974）相信，界線是維持及規範家庭系統中毎個成員位置的重要機制，一旦次系統間的界線不存在或變得模糊，成員就會跑到不屬於他的位置，執行過重甚至他無法勝任的工作，親職化小孩就是自然的產生。

家庭因為父母角色的負荷，親子間的情感依附及投射都過高，故代間的界線不明顯，子女被賦予超過其能力可以執行的角色，成為親職化小孩，因而導致其社會化過程的缺陷，及低學業與工作成就中。在Jung（1996：589）的研究中指出，親職化小孩對家庭造成的影響包括：

1.父母的權威會被親職化小孩取代。

2.親職化小孩過度負荷不適當責任，而產生無助、失敗的感覺，甚至因此阻礙其完成所處階段的生命週期任務。

3.親職化小孩象徵著家庭權力結構的改變，也代表維持家庭原本平衡的家庭角色與規則的改變。

4.當父母允許孩子躍升到父母次系統的權力位置時，親職化小孩很可能必須自立自強地照料家務或其他手足，被忽略、孤單的感覺隨即而來。

父母次系統被認為是維持良好家庭功能最重要的關鍵（王大維，1995：6），當家庭父母次系統的權威與親職化小孩分享後，不僅對子女產生影響，也會造成父母教養態度上的困難，尤其對親職化小孩與其他手足教養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引發其他的問題。

（二）從依附理論看親職化小孩：

Bowlby（1988）特別強調與父母的依附在青春期持續發展，並在青春期穩定下來。雖然青春期是探索成人世界的重要階段，逐漸地與原生家庭分化，但安全的家庭基礎及對父母的依賴仍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石，尤其對青春期的孩子來說，心理上知道依附對象的可獲得（availability）比形體上的親近更重要，也就是說，與父母之間的連結感是一保護因子，能使青少年免於身心問題（Greenberg et al.，1983：382；Quinn-Beers，2001：39；Stewart，2001：124；孫育智，2004：51），這樣的依附樣貌可以從青少年的形式運思期認知發展看出。

Furman & Buhrmester（1992）、Hunter & Youniss（1982）、Blyth et al.（1982）與Hill（1987）都指出，父母在子女青少年階段持續且顯著的影響（孫育智，2004：54）。由此可知，父母的支持仍是青少年最重要的依靠，特別是在教養與提供忠告上，甚至無法被同儕支持所取代。Greenberg et al.（1983：373）即表示，相較於與同儕的依附關係，與父母的依附品質更能預測青少年的健康，在與父母持續連結下的獨立才能促成自我的自主性與最佳適應的發展。特別是在壓力期間（例如：父母罹癌），青少年對父母依附及連結的需求會更大（Quinn-Beers，2001：42、45），由此可見，與父母的依附關係在青春期階段的重要性。

與父母間的安全連結是青少年子女發展社會能力與自信的重要因素，且安全的依附與較少的行為問題有關（Sander & McCarty，2005：207）。另外，與父母間安全的依附關係可避免青少年的沮喪情緒。

不同於青春期男性將焦點放在獨立與自主發展的命週期任務上，青春期女性渴望與父母有某種程度的連結與依附，Kobak et al.（1991）即指出，憂鬱母親的子女容易產生不安全－焦慮依附（insecure-anxious attachment），並容易參與照顧生病的母親，特別是女性的社會化過程，使得青少女更容易在照顧過程中受到創傷與感到壓力，成為憂鬱或壓力反應症候群的高危險群（Quinn-Beers，2001：43、45；Damore-Petingola et al.，2002：59；Huizinga et al.，2005：293）。

臨床經驗中，癌症病人的主要照顧者依序為：妻子、女兒、媳婦，顯示了主要照顧者多為女性的現象，也增加了女性在參與照顧工作時的風險。父母是協助青少女有效處理創痛的重要媒介，故在父母罹癌的家庭中，更需特別注意青少女受到的傷害與影響，尤其女性參與照顧的涉入程度高，加上癌症是隱含死亡意象的疾病，對青少女而言，很容易因為過度的情緒涉入而遭受身心創傷。

Bowlby（1980）曾以「強迫性的照護」來描述類似親職化的概念，從依附關係來說明，親職化為家庭動力中極端的角色反轉，即父母與子女角色互換，通常會發生角色反轉的情形是因為，父母本身在幼年時所需要的接納、撫慰、支持在當時未獲滿足，故當其依附需求產生時，旋即向子女尋求，以滿足其情感性與功能性的需要（石芳萌，2007：14）。

根據依附理論，親職化小孩的產生與不安全的依附脈絡息息相關，特別是焦慮－矛盾依附與控制依附（controlling attachment）。

在1985年，Main與Goldwyn藉由測試成人整合有關過去與父母關係記憶的能力，將成人的依附做了分類（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AAI），包括：安全依附、拒絕（dismissing）依附與自我耽溺（preoccupied）或糾結（enmeshed）依附（引自Kobak & Sceery，1988：137）。

通常矛盾依附孩子的父母屬於AAI中自我耽溺的父母，這些父母因為專注在過去未被解決的情緒議題，故只能提供間斷性的情緒照顧，矛盾依附的孩子則以退化或惹麻煩來吸引父母的注意。這些自我耽溺的父母很容易在焦慮的時候引發其依附行為，此時，孩子對父母的極度需求便提供了父母轉向孩子索求支持與保護的機會，孩子也發現自己對父母來説變得不可或缺，也讓他們更加靠近心事重重的父母，雙方便以糾結的方式共生共存。當矛盾依附的孩子長大後，會對自己的成長過程感到不公平，認為沒有被父母好好照顧，然後他們會如同他們心事重重的父母一樣，向孩子索求未被滿足的需要，創造了如同他們一般的矛盾依附子女。

控制依附是從紊亂依附發展出來的，通常紊亂依附孩子的父母親被歸類在AAI中的未解決的故事（unresolved narrative），他們很可能放棄照顧孩子的責任，無法保護孩子免於傷害或危險，他們認為自己是失控的，進而誘發孩子來控制他們。因此，紊亂依附的孩子很容易發展出一種生存之道，即控制照顧之責，指示他們的父母提供慰藉，藉此來靠近他們的父母，得到所需要的連結與關係，控制依附就在這種狀況下產生。控制依附的行為又分成二種，一種為照顧控制（caregiving controlling），孩子支持父母有限的照顧行為；一種為處罰控制（punitive controlling），即為典型的親職化，由子女照顧父母。

親職化小孩是在親子界線模糊的代間傳遞（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歷程中發展出來的，父母藉由向子女尋求未被照顧的補償，以滿足曾經的失落，Boszormenyi-Nagy與Spark（1973）稱之為「家庭帳本」（family ledger），即父母將上一代的情緒負債，從子女身上討回，以彌補過去的未竟需求；Byng-Hall則提出（1985、1995）「家庭腳本」（family script），即親職化的家庭腳本為「由子女執行照顧家庭的角色」，他們會不斷地複製這個腳本，透過這個腳本，每個成員知道自己的定位，也知道如何履行自己的任務（吳嘉瑜，2005：22；石芳萌，2007：19；林荷芳，2007：16）。

整體而論，所謂的親職化小孩，即父母將原本屬於他們的責任轉嫁到兒童或青少年身上，使得孩子的需求無法被滿足，反而必須照顧父母的需要，產生親子角色反轉，或者與父母在同一權力位階，成為父母的情緒伴侶，此時，孩子過度付出與給予，發展出過度功能的特質。在Blyth & Milner（1997）研究中的「年輕的照顧者」即為親職化小孩，定義為：「在18歲以下的孩子，他們執行明確的照顧任務，承擔對另一個成人的照顧責任，此責任將影響孩子的發展」（Polkki et al.，2004：153）。

很多研究已經證實了子女的角色錯置產生適應上的困難，顯現較高的憂鬱與焦慮症狀、身體健康問題、行為問題、阻礙與同儕關係的連結、學業成就與工作成就等問題（Zahlis & Lewis，1998：33；Moore & McArthur，2007：562；Stewart，2001：125；Polkki et al.，2004：153）。癌症改變了家庭成員的角色與責任，最明顯的就是，罹癌的父母失去了他原本在家庭中的照顧角色，疾病弱化了父母執行親職角色的能力，此時健康父母、子女或擴展家庭必須承擔起這些照顧與親職的角色，維持家庭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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