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敏感的問題。在中美兩國幾十年的較量中，美國總是適時打“台灣牌”。

台灣是美國手中的一張牌，但還不能說是一張王牌。因為從歷史的發展可以看出：美國的外交政策是隨其全球戰略而變化的。美國的大國戰略一旦發生變化，它犧牲的往往是台灣，而非大陸。

我們應該看清這樣一系列的案例：在1949年時，美國首先想到的就是扔掉台灣。因為當時中美建立合作關係的機會是非常多的，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臨走時還在想方設法與中國共產黨政權聯繫。美國當時對台灣採取的是拋棄態度。此後北韓戰爭爆發，中美處於對抗狀態，台灣的地位有所上升。然而隨著蘇聯的力量上升，美國又開始有限拋棄台灣。如果歷史再往前推，在二戰中的開羅會議上，為了拉住中國抗日，美國就承諾，一旦戰爭結束，就將台灣歸還中國（當時台灣尚處於日本佔領之下）。所以，從歷史的過程來看，美國對台灣的態度是：只要對其全球戰略有利，需要保就保；一旦大國戰略發生變化，該犧牲就犧牲。所以台灣只是美國手中的一張牌而非王牌，是美國全球戰略局部中的一顆棋子。

台灣在美戰略中的作用，並不取決於台灣自身而取決於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前景在未來的歷史上有兩種可能性：崛起和後退。如果中國崛起，中國的軍事與國防力量非常強大，中國發展得非常之好，在美國戰略中，台灣的作用就可能下降。

我們還應看到，中美關係以及大陸和台灣的關係，其實是與亞太四大國即中美日俄間的相互外交關繫緊密相聯的。二戰以前，美國有意放棄對中國上海以北的勢力範圍的控制，可是當日本逼近上海，威脅到美國在南中國海的海上運輸時，美日之間發生了空前大決戰。這說明美日之間的關係是國家利益方面的衝突大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合作。這一點正好與中美之間的關係特點相反。20世紀90年代前，蘇聯是美國世界霸權競爭中的主要對手，中美關係有所貼近。當蘇聯解體後，中美日三國的關係更加複雜又更明朗。當日本企圖從經濟大國向政治軍事大國轉變的時候，中美合作的趨勢契機已經形成。因為歷史上美日關係最壞的時候也是中美依賴性最強的時期。

再看蘇聯解體後中國和日本在美國外交牌局中地位的變化。一方面蘇聯解體後，中國繼蘇聯後成為美國新的競爭對象，另一方面蘇聯解體也使日本和美國的矛盾上升。因為當下只有日本具有與美爭奪亞太霸權的實力，而正在崛起的中國便成了在亞太地區掣肘日本勢力擴張的惟一國家。這樣中國對日本的制約使得中美之間的合作具有更現實的意義。由於美國評估中國的國力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重要威脅，所以美國支援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以更具實力牽制日本。假如因為中美的矛盾使得中國國力下降到無力掣肘日本，那麼日本勢必很快打通通往南海的海上運輸線，從而直撲美國石油運輸“食管”，繼而直取中東石油，那對美國國家利益將是致命的，美國人絕對不願意看到這一切的發生。

儘管中國對美國有著別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中美之間的矛盾還是相當尖銳，除了意識形態和不同社會制度難以調和的矛盾外，在國家戰略利益間也存在一些原則性的矛盾。隨著蘇聯解體與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美國部分政客開始散佈“中國威脅論”，這反映了美國政界對中國迅猛發展的恐懼。他們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破壞中國國家利益，不如說是為了確保與美國發展息息相關的海上運輸線的安全。由於中國太接近美國的這條生命線，因而中國的強大勢必引起美國對其在中太平洋的海權利益的擔心。正因為如此，美國在幫助中國以鉗制日本及未來的俄國時，也扶持包括越南在內的東盟國家、印度，以及與中國政府敵對的勢力，以阻擾中國影響的向南擴展。美國還會適時把台灣“獨立”的可能性進一步放大，一直放到快獨沒獨那種狀態，借此迫使中國大陸對美國有所依賴。

在目前這種政治格局中，台灣問題及其解決方式和時機就與美國的亞太戰略變化產生了不可分割的聯繫。美國並不希望台灣真“獨立”，作為一個海權國家，美國更關心對海上通道的控制權，而台灣的作用就是既不讓中國大陸出海又要阻止日本南下。與此同時，美國也不想背台灣包袱，它希望中國把台灣管著，但又不能由中國大陸控制。這種矛盾的心態，使得台灣問題的解決出現如下變數：當美日矛盾大於中美矛盾從而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大於日本時，美國就會在必要時把台灣當作棄牌還給中國，以獲取中美穩固的關係。而台灣一旦失去大國的庇護，就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基礎，這時統一台灣的時機也就成熟了。

在中美關係的這個焦點之外，日本會提供後勤保障，趁機發軍火財，坐收漁利。在越南戰爭、北韓戰爭中，日本就通過這樣的手段發過軍火財。另一方面，台灣對日本來說也太重要了，以至近代以來日本的每次重大行動的第一步就是侵佔台灣。

在未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和統一祖國的道路上，最終將與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發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乎乎的美國，也不是氣勢洶洶的俄羅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俄羅斯儘管極富擴張性，但元氣大傷，與中國在相當長時期內不會產生大的利害衝突。而日本人從來都是只做不說，或先做後說—— 這與美國人的特點正好相反。日本自明治強盛以來，一直就沒有放棄他們的大東亞戰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會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稱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日中這種利益關係完全是由其擴張性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動力及其天然被大國鉗鎖起來的地緣條件決定的。目前中美爭執中，日本實際上採取低調縱容，同時又討好中國的態度，其目的是讓中國與美國發生衝突，自己屆時坐收漁利。

因此，只要中國政府抓住中美關係這個主要矛盾，保持冷靜，在把中美間在意識形態的鬥爭堅持在“有理、有利、有節”的範圍內的同時，迅速加強軍事自衛能力，就能贏得主動。至於目前發生在台灣的有礙于祖國統一，乃至“台獨”的言行，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我認為中國應主張保持“善戰不言兵”的威懾姿態就夠了。中共高層肯定會記住戈巴契夫在處理蘇聯一些加盟共和國獨立問題上的教訓，一定會像俄羅斯處理車臣問題一樣在關鍵時刻拋開西方無休止的喋喋議論，用果斷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