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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07 15:33:14瀏覽1378｜回應4｜推薦15 | |
| ~~走過時代和歷史長河
雲天高遠憶家風 (二OO八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刊于北美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版) 【徐新漢】今年三月三十一日，從雅加達回到溫哥華的這幾天，老是心神不寧，好像不只是時差，加上感冒作祟，連夜裡做夢也夢到自己還在印尼，因為那幾乎天天與活生生的「能叔」在一起，回來不過幾天就驚傳他的噩耗，宛如晴天霹靂。 打開電腦，接到印尼作協袁會長的電信（E-mail），上面寫著：「您好！很抱歉，您來印尼時，我剛好在國外，三十一日那天在新加坡機場轉機。真是對不起。我不知道徐敬能老師就是您的叔叔。看報上的訃告讀到您的名字，一直在猜著是不是在加拿大的您。徐老師是我們尊敬的前輩，作了很多振興華文教育的事情，對他的逝世，我們都深感痛心。希望下次您回來，我們有機會見面，袁霓。」 我這次經過台北，投了票，即轉到出生地的印尼，主要是為了替過世的雙親去掃墓，因為有兩年沒回去，今年無論如何也要走一趟。事前我寫電信給袁霓，約她在雅加達見面，並且和能叔一起去拜訪她們作協，只是不巧與她失之交臂。 我對這位能叔，老實說是既「親」又「怨」。親的是，雖然他是我的堂叔，可是當年是他父親──我叔公，把我父親從廣東客家鄉下接到海外，在路過香港時患病誤了考學校，就只好到印尼找叔叔。 我父親本來在原鄉是中學老師，到印尼後自然是各地僑校爭聘的對象，我媽也是老師，似乎是近水樓台而結合，我們八個兄弟姐妹，因父親時常換學校而在五個不同城市出生，而我就是在叔公家出生的。 幾年後，叔公與叔婆離異，不久又過世，我父親受託撫養比我大幾歲的能叔和他哥哥、妹妹三人，在我家住至成年。能叔沒大我幾歲，自然是成了我的大哥大。 我們十三人擠在小屋裡，每天能吃飽和上學，在印尼建國初期的政經混濁時期，已經很幸運了。誰相信十三這個數字是不祥的徵兆，說不去迷信它也逃不過命運。 後來因為印尼僑界隨中國大陸變色而大鬧「意識形態」，左右兩派壁壘分明。我父親當年是國民黨的領導人物之一，在力挽狂瀾忙於應付印尼政府排華及僑社「輪替」之際，我們幾個兄妹也回祖國各奔前程。 此時，盛氣凌人的能叔，鬥得我們全家雞犬不寧，我父親為了護僑甚至被印尼政府抓去坐牢且病死在獄中。 政治立場迴異的能叔，非但沒有對我們家人伸出援手或反饋，四十多年來竟接連不斷對我們家人百般欺辱，還「借」我們家人一筆的欠債不還，以致我們三兄妹回台升學期間生活異常拮据。要不是台灣的教育部頒給我們三兄妹為「視同烈屬子弟」的待遇，能不能撐到大學畢業自力更生，還是個大問題呢。 在印尼的家人每次找他理論，他總是淚聲俱下的說給他時間來還，結果給他一直拖到「底」也仍然沒有還，鬧得兩家人幾乎不相往來。 不知是兩岸情勢緩和還是他年老後漸趨謙和的關係，這兩年常在電話裡聽到在印尼的弟妹提起能叔，我猜大概彼此的關係已漸漸修好。這次我一到雅加達，能叔就來電話邀約共進午餐，生心好奇可又說不出口。 我們參觀了他擔任院長的新雅旅遊學院，在對面餐廳進餐時，我向能叔提到我在長沙、武漢及成都參加世界華文傳媒論壇上，認識印尼《國際日報》老闆熊德龍時，「說到曹操曹操就到」，熊先生一來就說我們這桌午餐錢他已付了，我們在感謝之餘，問他為甚麼請客。 他豪爽的指著我們說，他最佩服兩種典型的人：一個是學者，一個是專家。 印尼政府嚴禁華文教育三十多年後解禁的十年以來，能叔對聘請大陸中文老師及鼓勵華人學子到大陸進修不遺餘力，推展華文教育令華社敬佩。 就如印華作協副主席莎萍在一項講座中就表示，現在印尼的華文文字工作者都是六十、七十歲的老人，五十歲都很少。老的走了，新的接不上來，所以印華文壇的希望，落在推動印華文學發展能發揮作用的華文報刊上。 印尼有二億人口，估計華人有一千萬人，自「改革開放」以來應運而生的華文傳媒如雨後春筍，不僅印尼文華文參半的《印度尼西亞日報》改為華文的《星洲日報》，更有《國際日報》、《印度尼西亞商報》、《千島日報》、《世界日報》(可惜創刊六年後於今年初停刊)、《新生日報》、《龍陽日報》、《新紀元月刊》、《呼聲月刊》、《望遠》、和《拓荒》等。 能叔畢生在推廣華文教育，他說，印尼急需八萬名華文老師。他在一九九O年印尼與中國正式恢復邦交前，每年都帶頭介紹過百位學生前往中國留學。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八年間，他協同八人成立東方語言中心，並每年帶團到新加坡參加漢語水準考試。 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八年，他和中國暨南大學合作，舉辦了由廣東省僑辦資助的「華文教育師資培訓」活動。 一九九五年，又和廈門大學及華僑大學合辦了遠端教育。他也曾工作於印尼大學中文系，並是Dharma Persada大學中文系的創始人之一。 有人形容，目前在印尼教華文的老師的中文程度，有的「只有小學五年級程度」，為提高及檢定華文教師，我們兩人特地赴駐印尼台北經濟代表處，探詢有關教育部訂於今夏在台灣及泰國等地區同步舉辦「二OO八年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的報考資格者及報名辦法。 問好後，我帶能叔去晉見大使級的楊進添代表。能叔向楊代表說，他和我父親一樣，一輩子都在辦文教。能叔的父親當年是印尼國民黨部的祕書長，後來我父親也做了祕書長。能叔表明他和我父親只是因為時代因素及「意識形態」的關係，才各持不同立場。他並表明說，今後要為印尼華人教育，做些世世代代有意義及紀念性的事為主。 能叔的「今後要做有意義及紀念的事」這句話，我似乎聽了好幾次，譬如： 他帶我去拜訪《星洲日報》新聞主任部祁毓里及副營運總監彭錦燕，談到他的學院與該報商議建教合作的合約一事，其中就講過這句話。 他在「希望文坊」網上，看到我父親寫的《印尼十年》一書全文，很興奮的跟我說，《印尼十年》主要是敘述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五O年有關印尼誕生前後的事蹟，至於往後的五十年的歷史，他決心要和我聯手繼續寫出來，這也是為了「要做有意義及紀念性的事」。 三月二十八日，他聽說我們家人要去茂物為我先父先母掃墓，他主動要跟去，的確令我們大吃一驚，這是我父親過世四十多年以來首創，而且他在墓前的禱語中，也強調說了「今後要做有意義及紀念性的事」這句話。 二十九日，我們參觀三十多年前被政府封閉的千餘華校中，如今第一個興工復校的「八華三語學校」(印尼語、英語及華語)，於雅加達附近的賽邦地區購地建校，預定今秋幼稚園及小學開學，明年辦初中及高中。在籌建協調會議上，八華校友會主席徐勝文特別請能叔協助聘請老師一事，能叔一口答應，也再次強調了「今後要做有意義及紀念性的事」這句話。 我在四月三日於印尼《星洲日報》網上，還看到能叔在新雅學院與該報簽署「產學結合合作協議書」的新聞與照片，五日還和他通話商討寫《印尼五十年》的大綱諸事，一點也感覺不出他有甚麼毛病。 能叔在四月八日凌晨，不幸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七十六歲），我在印尼的家人拂曉趕到醫院，已經見不到他最後一面了。 能叔為印尼華教傳承奉獻一生，桃李滿天下，治喪會及喪家訃聞各佔華文報的一全版，還有一全版題為「眾人在莊嚴肅穆氣氛下，含淚送別徐敬能老師」的紀念文。 十三日，有數百名華學界為他送殯，場面莊嚴肅穆，極為哀榮。我家人還為這位叔叔披麻戴孝，在葬禮中護送他及至火葬為止。 四十幾年前我父親過世時能叔沒有出現在喪禮上，十多年前我母親過世時也沒見到他，在十年前因我父親在雅加達城內的墓園要拆為公路移靈到郊外時，及至每年清明節掃墓也都沒見過他，更不用說披麻戴孝了。 為了這件在印尼家人顧念親情﹐給能叔披麻戴孝的事，喪禮之前曾引起我們全家人的隔空「論戰」，大家覺得能叔生前那麼「不夠義氣」，他死後不值得為他披麻戴孝。 後來「論戰」的焦點，大家都認為我們兩家人的恩怨其實是時代因素的「意識形態」作祟，誠屬遺憾。在印尼的家人卻堅持﹐顧念他最近對我們和好，以及到我們父母墓前去掃墓，畢竟血濃於水，往者已矣，大家的結論是：「一笑泯恩仇。」 就像我在美國的妹妹所說的：「我想，我們為死不逢時的父親含冤之餘，看到能叔畢生對華文教育鞠躬盡瘁，我們也以他為榮。但願他與父親在天之靈歡樂重逢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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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