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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即農曆庚寅年九月九日重陽節。《文訊》雜誌社舉辦「文藝雅集暨風華再現聯合特展」，承封德屏社長作柬相邀，盛情可感。我自退休
以後，棲遲海外將近廿年，與文藝界朋輩疏離已久。原以為藉此佳節，可以和三五老友聚晤；想不到那台大國際會議中心是那麼講究的地方，入門處還有安全檢查。
德屏低聲告訴我：「因為請到總統來講話，所以比往年隆重。」我說：「如果先知道是這麼大的場面，我就不敢來了」。如此雅集，今年是第廿三屆；
我是第一回參加，就趕上了這樣的盛事。與會者老少咸集，有四五百位濟濟一堂，果然讓我會到了好多年不見的舊友；白頭道故，感慨萬千。

馬總統準時到場，發表了很生動的講演。馬先生長身玉立。丰神瀟灑，跟二三十年前差不多。他滔滔不絕講了半個多小時；講到國家近年來的建設，闡述了今後施政
的重點。深入淺出，提要鈎玄，聽起來很令人鼓舞。他強調台灣的長處在於「軟實力」，把發展軟實力的前景，寄希望於國內的知識界文化界，尤其是文藝家們在座
聽眾當然都有「深獲我心」的認同感。可是，第二天翻閱報紙，有關馬總統這番宏論的報導，不過是寥寥百餘字，且沒有提到「軟實力」，可能新聞界認為馬先生的
話「了無新意」，不需報導吧。

歸來靜思，我覺得「台灣需要發展軟實力」，方向正確無疑，不過，驗證現實，台灣的軟實力毋寧是失之太軟，軟實力也應該有骨氣，應該硬起來才行。

試觀今日之環境，新科技的發展，新企業的振興，確有日新月異的進步；但在另一方面，社會風氣的驕奢糜爛，政壇風氣的貪腐墮落，也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而價值觀的錯亂迷惘，人心險溺，又豈是一個「軟」字了得？

顧炎武有言：「有亡國者，有亡天下者。士大夫無恥，是謂亡天下。」此說或不免有偏激之嫌，但在是非混淆、善惡不明之際，亡國亡天下實亦不足異。當今觸目所
及，以小丑為大師，以淫娃為淑媛；笑貧不笑娼，自然也就笑貧不笑貪。所以才會有民選的總統，在總統府裡坐地分贓，才會有財團金主用麻袋裝了新台幣去購買特
權，台灣的軟實力，怎禁得起這一類「今古奇觀」的腐蝕？

敏銳的觀察家批評台灣社會人心的兩大缺點，說得很痛切：

歷史感極其淡薄，但很好名。

宗教感極其冷漠，但很迷信。

這兩種心態不僅在市井小民之間普遍流行，即許多所謂高級知識分子，時代菁英亦竟不能免俗。所謂「千秋萬歲名」，那都是「寂寞身後事」，只有癡頑的傻瓜才會愛惜。現今眾人所追求的，是如何炒熱，如何走紅，如何爭取電視上的鏡頭、報紙上的版面，沒有人去想名垂青史，忠烈千秋。

至於迷信，那就更為顯然； 特別是到了選舉關頭，求神拜佛，處處討好，路路燒香，於是乎如來與基督齊飛，真主共媽祖一色，而達官貴人履新受命之初，第一要務是調整辦公桌的位置，至於住宅的方位祖墳的風水，更比甚麼政綱政策都來得重要。

諸葛亮告誡其子，「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缺乏宏觀的歷史感和虔誠的宗教感的人，談不上真正的淡泊寧靜，於是便看到許多人蠅營狗苟，在熱中一時的浮名虛利中爭逐不已，而終至於滅頂亡身。我們的「軟實力」裡已不再包括正心誠意修身齊家那一套規範，是不是太軟了？

最近讀大陸作家岳南的書：《之後再無大師》，其中有一段敘述傅斯年來台後的言行。

寒冬之夜，傅斯年伏首燈前，辛勤撰文。夫人俞大綵女士對坐縫補舊衣。因傅校長第二天有好幾個重要會議，夫人勸他早早休息，可是，傅斯年說他要趕著把文章寫
好，交給老友董作賓主持的《大陸雜誌》發表。傅先生囑咐夫人說：「得了這筆稿費，你趕緊去買幾尺粗布、一綑棉花，替我縫一條棉褲，我實在冷得受不了。」

想不到第二天便發生傅校長在台灣省參議會答詢時，因腦溢血突發而猝然長逝的悲劇。一代學人，遽成千古；他的文章寫好了，但那條棉褲他沒有來得及穿上。傅先生那篇最後的文章，談的是對教育改革的建議。

當年渡海來台的學人大師，不止傅斯年一人；有這樣艱困遭遇的，亦不止傅斯年一人。像我這些同在那個時期熬過的後生晚輩，也都曾在那種窮苦的環境中掙扎過
來。我並不贊成擔任國立大學校長的人還得兼寫文章賺稿費才買得起一條棉褲過寒冬；但對傅校長那種「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的精神，衷心佩服得五體投地，
那也就是我所嚮往的「硬骨頭」。

台大以「愛國愛人，敦品力學」為校訓，作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台大校友裡光是總統就出了三位。可惜的是，一位存心「解構」中華民國遭國人唾棄；
一位因貪汙億萬而坐牢；第三位便是尚待歷史定位的馬英九。總統級人物更需要以愛國愛人、敦品力學以為天下倡。所以要強調：「軟實力」不僅是軟而要有硬骨
頭，要有有所不為的凜然正氣。（上）